袁长庚：城市是一所更大的学校

本文原载于《新周刊》总第714期《大学第一年》，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 ，嘉宾：袁长庚（云南大学副教授），作者：方富明，编辑：詹腾宇，原文标题：《专访袁长庚：城市是一所更大的学校》，题图来自：AI生成

每年紧张的高考季过后，几百万个家庭要做同一道题：孩子考上了大学，去，还是不去；去这座城市，还是另一座城市？这道题的复杂程度，早已超出了分数线的范畴。

这场争论不仅发生在家庭内部。在社交媒体上，关于“是选学校还是选城市”的争论多年来几乎从未停歇，甚至愈演愈烈，各方的答案越来越具体：某专业对口哪些城市的产业集群，某城市的落户政策和实习机会如何换算成简历上的筹码，等等。

我们讨论得越具体，好像离真正的问题反而越远。

一边是社会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和速度，讨论着大学与城市的关系；另一边是当大学生真正进入一座城市之后，不少人发现四年里最熟悉的只是从宿舍到教学楼、从学校到商场的某条路线。

作为长期从事人类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袁长庚在过去20年间，以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穿梭于多地高校的讲台。在他看来，当下关于择校、选专业与城市抉择的焦灼，绝非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心态转向的投射。

一个人选择一所学校，事实上也在选择一座城市；但一座城市是否能成为一所大学，或许并不取决于它能否提供更多标准答案。

就像袁长庚在采访中提到的：“题目看起来还是原来的题目，但其中的变量都发生了变化，最后可能会计算出一个新的结果。”

以下是袁长庚的讲述。

“这个地方的发展似乎和自己有关”

我是2004年在北京上大学的。正好赶上我们毕业那年要举办奥运会，所以我们实际上赶上了北京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城市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在突飞猛进。

现在回头看，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觉得当时大学一年级的普遍状态是大家特别兴奋，因为暂时从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竞争没有现在这么激烈，课程没有现在这么重，评奖学金也没有那么高难度。

另一方面，一个巨大的世界突然打开了。但大家确实也会有一段时间不知道该怎么适应，因为眼前的生活，和过去离得太远了。

那个时候上大学，中国高校的整个管理制度和今天已形成的制度架构在当时还处在摸索过程中。大学本身也在成长，远不像今天这样。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是懵懂的，对学校和院系本身也不是特别清楚。与此同时，校园外面的整座城市却在迅速变化，甚至可以说处于一种近乎亢奋的状态。

那时因为即将举办奥运会，我们的生活里仿佛有另外一个时钟在运转：你会期待这座城市在三年、四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当时隐约感觉到，这个地方的发展似乎和自己有关。这和现在学生的心态非常不一样。今天很多学生和城市之间有很强的疏离感，很少有人会觉得：我既然在这里上学，就应该和这个地方建立某种深度关系。

像我们这种从小镇一路考上来的学生，不太容易和一个地方建立熟悉感。因为在中国，一个人的原乡感以及从小到大生活在某种地域秩序之中形成的自我定位往往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并不太鼓励一个人明确地认定“这就是我的城市”。

所以对于适应城市，有时不一定表现为一种很明确的熟悉感。有时你首先意识到的是你在这里相对自由，你开始理解这座城市提供的机遇，也开始理解它的文化风格和市民生活的气质。

我真正开始熟悉北京，是在本科毕业、考上本校研究生的那个暑假。因为要举办奥运会，学校要求学生腾退宿舍，等开学后再搬回来。同宿舍已经工作的同学在牛街租了一套房，把客厅的沙发让给我。

于是我每天早上起来，穿着拖鞋背心，像北京胡同里的居民一样，去牛街附近的菜市场买菜。市场里通常都是银发人群在光顾，突然出现我这么一个年轻人，而且我明显什么都不懂，连菜都认不全，只能一边问一边买。

我读书时是一个文艺青年，在城市地图里标记的全是书店、唱片行、Livehouse、展览馆。但那两个月我暂时脱离了“学生”这个角色，这也让我意识到，北京的生活原来还可以是这样的。

你突然以一种非常具体、非常身体化的方式理解了在一个地方生活是什么意思，所谓“天子脚下”其实也有一种相当闲散的日常，和我们想象中那个现代化、日新月异的北京存在很大区别。我现在如果再被问到关于“是选学校还是选城市”的问题，我觉得选择大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选择城市，城市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所更大的学校。

今天的学生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我在深圳教书时，这种差别尤其明显。深圳对我的学生而言，像通过地铁网络延展开来的一座节点式城市：从A点到B点，列车把你送过去；到了那里，就来到一个具体的空间，可以完成一系列事情。

我们当年做很多事情，往往被迫一点点摸索，因为没有那么集中的资源。现在的学生，获取信息和移动都非常方便，知道从哪里到哪里最快。所以今天的城市对学生来说少了一些挑战，学生也失去了一些机会。

一座城市的生活很复杂。基础设施、人们能够享受的机会、日常生活以及城市能提供的机遇，不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看。比如我现在生活在昆明，对于人生已经有一定积累、需要调整自我的人来说，昆明乃至整个云南都非常好；但如果你是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必须很现实地面对城市机会没有那么多、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情况。

“选择大于努力”

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接下来几年进入大学的学生，仍然是在这个政策下成长起来的。这个政策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家庭在孩子身上投入了特别多的心思和资源。因此，今天孩子试错的成本非常高。没有人能够轻易鼓励家长或考生抱着一种博弈式的心态说：“我赌一把，搞不好就成功了。”今天大家希望大环境和小环境都具有确定性。

我们以前上大学，老师常常讲梅贻琦的那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但今天的问题是，家长送孩子到另一个地方读书，走进学校第一眼看的往往是大楼，没有那么多心思去想大师，甚至有些人会怀疑：你说的这些东西，和我的孩子有什么关系？

我在2016年第一次站上讲台时，对课堂的想象还停留在自己读书的阶段。在我的印象里，大学选修课的课堂应该很躁动、很活跃，但我一上讲台就发现，整间教室非常安静。每个人都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也不太看老师，偶尔听到感兴趣的内容才抬头看一下。

这种安静背后可能有很多因素。第一，他们可能确实想得更清楚了，现在很多学生一进校就有明确目标；第二，他们会顾虑过度袒露自己，陷入一种不稳定状态。学生沉默的背后，也可能是想先观望一下情况和形势。

大家更早开始思考未来，甚至提前让自己进入一种竞争的状态，并没有因为拥有更多稳定性而放松下来。所以，很多人在大学第一年会处于一种“有力却不知道往哪里使”的状态。大学和高中不同，它更像一个沙拉盘，你要调配很多关系和比例。

这和时代变化有关。现在整个社会，首先是成年人开始转向追求秩序、确定性和稳定性，而成年人塑造出来的社会风气，又会影响初入社会的年轻人的选择。今天大学里很多问题之所以不断被讨论，背后其实是家长的焦虑。

我接触过一些家长，他们并不希望孩子像股票一样“投入10块钱，最后变成100块钱”。他们希望孩子“投10块钱进去，变成11块钱”，也就是不要有太大的波折。

我们那时候，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新鲜的。高中时在山东小城市，我连“人类学”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所以老师写出的每个名字，对我来说都是一次点亮。但今天的学生，靠一个名字点亮他们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一门为期十几周的课程是很笨重的，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和社交媒体上喷涌而出的内容相比？

今天中国很多二三线城市，甚至一些很小的城镇，基础设施和商业发展的程度都不错。一个县城可能没有那么多Shopping Mall，但往往有一个巨大的商业体，里面该有的都有。你现在从县城到深圳，只是从县城的“一”变成深圳的“一百”或者“一万”，但这些具体点位的感觉，并没有太本质的区别。

当知识不完全出自大学，机会也不完全来自学校，与外部社会的活力相比，院墙内部的机构性教育必然更笨拙，转变也不会那么灵活。大家也都明白，就业当然要看一座城市能提供多少机会。我在北京上学，可以就地参与北京的就业市场；如果我在西北某座城市上学，理论上也可以去北京找工作，但成本高不高？是不是需要额外付出很多心力？

中国至少有几代人见过那种“因为你选得对、选得巧，就能逆天改命”的时刻。中国家长有一种很复杂的心理。一方面，他们需要学校和专业保证孩子的底线——“孩子至少进了这所学校、这个专业”；但在底线之上，他们还期待奇迹：“如果选得更对，是不是还能更好，让孩子继续往上走？”

现在的学生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如果把学生比作一根柴，你对他说，把自己点燃，看看能不能产生火、能不能煮熟东西，他不否认可能有这个结果，但会反问：“为什么要点燃我？”所以现在的大学生，真正体现了“选择大于努力”。

对于现在常说“选大学一定要选大城市”的理由，我甚至觉得大家可能还没有到“开眼界”这个层面。更多时候，大家想的是这个地方的水位比较高，跟着走，掉队的可能性就小。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大城市里那些非同一般的机遇，通常有两种来源。第一，有的人先天条件非常好，比如家庭背景，因而能遇到一些特殊机会；第二，有的人是都市冒险者，敢在城市里不断试错，反正年轻时也没有太多可输的东西。

换句话说，大城市真正意义上的机遇，很少能通过机构化、按部就班的方式获得，因为机遇和风险始终是挂钩的。

“想吃更多东西，就只能走出去”

我之前在深圳工作过，那里现代化程度很高，生活非常便利，办事、购物，任何有目的性的活动都有明确路径。我在那里的几年，总觉得过于顺畅，生活没有褶皱。看上去，大家差不多，价值观念恒定而简单。我和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是：一切都很好，也很自如，但就是觉得生活里缺少一些内容。

到了昆明以后，整个云南的地方性非常强，从衣食住行到价值观，都有自己的特色。云南到今天也没有被现代性完全征服，前现代的东西始终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一定位置。

比如吃菌子。每年清明节前后，大家就开始算什么时候能吃到野生菌。在当地人的理解中，没有人会用营养学说服我，说这个东西吃了对身体有多好。大家对它的讨论始终停留在“味道鲜”。整座城市没有那种“我要赢过谁”的竞争感，对个体提升和自我价值最大化的执着也没有那么强。

而今天中国的大城市，很难讲彼此在气质上究竟有什么明显区别。特别对一名普通大学生来说，他在一座城市里能够享受到的机会，究竟和别的城市有什么本质的差异？但城市气质，比如饮食习惯、人的价值观念，在当代反而更难捕捉，更难让别人相信。即使我们能够论证城市气质存在差异，很多学生和家长也会问：“那我为什么要选择一种相对非主流的气质？为什么不选择更能保证我发展的气质？”

中国大学已经拥有一套非常完整的资源分配体制。除中央直属高校之外，大多数地方高校的资源来自省一级财政，因此它们和具体城市之间的关系非常模糊，大学没有太强的意愿去服务地方社会。

不久前我去浙江大学开会，杭州很支持浙大，提供了一大块土地建设新校园。大家默认，好的大学应该处在一个公共的国际话语环境中，无论发表论文、就业还是构建社会网络，都没有人把“地方性”当成评价标准。

今天中国大学的管理制度已经非常完善，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密切程度，往往大于学生和城市之间的密切程度。大学校园本来就和城市关系疏远，新冠疫情后进一步封闭了。重新探索学校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另外一套课题，也没有现成答案，对大学来说这是一道附加题，不是必答题。

如果我们不把城市当成一个简单的空间名词，而是把城市理解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工作之外更广阔的生活空间，可能会更好。学校能够提供的训练和机遇是有限的，所以你可以把城市当成一间更广阔的实验室。在那里进行的尝试和探索，实际上是在补充，或者帮助你刺激其他生活板块的能力。就像学校食堂永远无法和城市一样提供丰富的食物，你想吃更多东西，就只能走出去。

一个人的成功，大概取决于人生中几个重要部分之间的关系。除非你是那种决定性的天才，否则大多数人都需要在生活、事业和社会关系之间保持平衡。

我教了这么多年书，见过很多人遭遇困境、挫折，陷入其中难以自拔，但很少有人是因为纯粹的智力或能力遇到了无法跨越的坎，多数时候不是这样。真正出问题的原因是人失去平衡感，一旦失去平衡，他们就会自顾不暇。所以哪怕从最功利的角度出发，也不妨给自己保留几个不同的生活板块。

人是复杂的。除非你处在极其单一、明确的竞争阶段，比如高三，那种单纯和专注可能是好事。但一旦脱离那个阶段，当你不再面对一个明确的竞争方式，而是进入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比较时，多给自己保留一些不同的感受和可能性，永远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