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个没有合上的国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潘攻愚

统一周年纪念通常有固定的画面。国旗、演讲、青年合唱、布兰登堡门，或者某个曾经属于边境地带的小城广场，它们都在提醒人们，1990年10月3日以后，德国重新成为一个国家，这一天，是“德国统一日”(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来到三十六周年这个纪念节点时，另一幅图景也越来越清楚。墙已经不在，边界却没有完全消失。它不再以铁丝网、岗楼和通行证的形式存在，而是在工资表、继承财产、企业总部、大学校长名单、足球联赛版图和选票分布中延续下来。

说东西德裂痕还在，并不是否定统一。相反，正因为统一完成得如此彻底，裂痕才常常被遮蔽。许多东部城市修好了街道，重建了老城，大学和科研机构也重新进入德国乃至欧洲网络。莱比锡、德累斯顿、耶拿、波茨坦并不贫弱，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成为新产业和文化生活的亮点。但在更宽的社会尺度上，东部人的感受并没有完全被这些变化安抚。很多人并非怀念柏林墙，也不是简单留恋民主德国。他们更常表达的是一种被接管、被评判、被替换、被出售之后才被邀请融入的经验。这种经验积累久了，就变成统一德国政治生活中的暗流。

前几天，笔者通读了前民主德国末代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的亲历手记《我眼中的改革》。他亲历了苏联解体与民主德国终结，痛定思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未来走向提出大胆设想。全书基于所见所闻所感，首次全面披露多国高层决策与交锋内幕。

读汉斯·莫德罗的《我眼中的改革》，很容易注意到他并不把民主德国的终结只写成外部阴谋。作为民主德国末任总理，他的叙述里有一种失败者的近距离感，也有一套清楚的自我辩解。书中的一个重要立场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危机首先来自制度内部。缺少有效的民主机制，僵化的党的领导，经济改革迟缓，对社会变化的反应迟钝，都使旧制度失去修复能力。中文版前言和保加利亚文版前言则更多从事后评价出发，强调这本书要回答两个问题：现实社会主义为什么失败，改革为什么没有成功。它们把莫德罗的回忆放进二十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的退潮中理解，而不只是当作一部个人回忆录。

这一点很重要。今天讨论统一后的裂痕，如果只说西德如何“掏空”东德，就会把东部社会曾经存在的制度病灶抹掉。如果只说东德本来落后、统一只是救济，又会抹掉统一过程中真实发生的权力不平等。莫德罗书中提供的参照，恰好是这两个方向之间的一条缝。他承认民主德国和苏联式体制的内在危机，也反复写到改革被外部力量、外交安排和西德制度优势迅速裹挟。裂痕的根源，正是在这两种事实交叠的地方。

在引用这本书时，需要把几层声音分开。第一层是莫德罗本人的判断。他把改革看成一种迟到而必要的自救，也把失败归因于党和国家长期没有建立可以纠错的民主机制。第二层是序言和译者式评价，它们站在更远处，把本书看作理解苏联、东欧剧变和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讨论的材料，语气比作者本人更概括，也更强调历史教训。第三层是历史事实叙述，比如1989年街头抗议、柏林墙开放、1990年人民议院选举、货币联盟和最终统一。这些事实本身并不等于作者的立场，却构成他立场的时间线。本文借用的正是这种方法：既不把东部感受当作天然真理，也不把统一后的胜利叙事当作全部历史。

01统一不是两套制度的平等谈判

从历史程序看，德国统一是一场速度惊人的政治合并。1989年秋天，民主德国局势急转直下，群众上街，柏林墙打开，德国统一从长期目标变成迫近现实。1990年3月，民主德国举行最后一次人民议院选举。7月，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生效。10月3日，民主德国以加入联邦德国的方式结束。不到一年，国家、货币、法律、产权、行政系统和政治语言都换了。

莫德罗在书中反复叙述这一速度带来的被动。他记录自己与苏联、联邦德国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接触，谈到从“两个德国”到“一个德国”的方案如何迅速失去空间。历史事实层面上，统一的法理路径不是东西两个国家共同建立一个全新共和国，而是原民主德国的五个州加入联邦德国。这个选择有现实理由。东部社会已经不愿再等，西德马克的吸引力极强，苏联也无力维持旧格局。但它同时造成一个持久后果：西德制度成为标准答案，东德经验大多被当成需要清理的对象。

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掏空”和“剥削”这类词会在东部长期流传。严格说，它们不是中性的学术概念，而是带有强烈情绪的政治语言。但情绪并非凭空产生。很多东部人记住的是单位解体、干部更换、资质贬值、住房和工厂产权重新划分，记住的是自己一夜之间从国家主人叙事中的劳动者变成市场经济中的落后者。民主德国的制度已经走不下去，可统一之后，解释权主要掌握在西部手里。谁是失败者，谁需要学习，谁的简历不再作数，谁的企业没有未来，这些判断往往由来自西部的机构和人员作出。

托管局是这种记忆的核心符号。它原本在民主德国末期设立，目的是管理和改造全民所有制资产。统一之后，它成为改造东部经济的巨型机构，接管数千家企业和数百万就业岗位。德国联邦政治教育中心的资料显示，1990年约有8500家企业、四百多万就业岗位被纳入托管体系。到1994年底，原托管企业中仍保留的就业岗位大约剩一百五十万。许多企业确实技术落后、债务沉重、市场消失，无法在一夜之间与西部企业竞争。但在东部记忆里，托管局不只是经济转型机构，也是西部资本、法律和管理阶层进入东部的通道。比朔费罗德钾盐矿工人的绝食抗议之所以成为象征，就因为它把宏观转型压缩成一个普通工人能理解的场景：工厂关了，解释很多，留下的人没有选择。

02差距换了形态，却没有消失

统一初期最刺眼的是失业和去工业化。后来，差距变得更隐蔽。德国联邦统计局在“统一35年”专题中列出一组有代表性的数据。1991年，东部全职雇员平均税前月收入为924欧元，西部为1987欧元。到2024年，东部升至3973欧元，西部为4810欧元，差距明显缩小，但西部仍高出约21%。同一组数据还显示，德国202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50819欧元，最低的几个州仍集中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图林根和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

就业也一样。2024年公开统计中，德国整体失业率超过6%，西部为5.6%，东部为7.5%。（如下图）这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那种断崖式冲击，却足以维持日常生活中的比较感。人们未必每天谈GDP，但会在找工作、跳槽、买房、给孩子选择城市时感到差距。差距不只是收入，还包括家庭资产。2025年，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继承和赠与税资料显示，税务统计中的应税继承与赠与财产总额有95%发生在西部各州。继承本来就是历史的账本，它把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资产积累写进下一代人的起点。工资差距可以逐年缩小，财富差距却会通过住房、企业股权和家庭赠与继续滚动。

所以，东部社会的失落并不完全是“没有发展”。相反，正因为发展已经发生，人们才更敏感于剩下的差距。很多东部城市比1990年代漂亮得多，也更方便、更开放。但东部很少拥有德国大型企业总部，资本所有权和高端职位更多集中在西部。研究东德人在精英职位中代表性的“精英监测”显示，2024年德国顶层职位中出生于东部的人约为12.1%，低于其人口占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这个比例还要低。一个人可以在街道上看到统一的成果，却在会议室、董事会、媒体编辑部和学术评审名单中看到另一条边界。

03身份并没有自然蒸发

德国统一后的一个常见误解，是以为旧身份会随着代际更替自动消失。事实比这复杂。许多年轻东部人并没有生活在民主德国，却依然知道自己来自“东部”。这种身份有时是地方自豪，有时是被冒犯后的反应，有时只是家庭故事留下的口音、笑话和沉默。父母辈经历过职业重置、资质被否定、单位共同体瓦解，子女未必继承他们的政治观点，却会继承一种对中心话语的不信任。

文化生活中也能看见这种分层。统一后，东德文学、电影和艺术一度常被当成“转型题材”，它们的价值往往要通过西部出版、电影节、评论体系确认。后来，“东部经验”重新成为创作资源，作家、导演和剧场开始讲述普通东部家庭、女性劳动、迁徙、失业和小城青年。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裂痕已经消失。谁来讲东部，讲给谁听，哪些经验被认为复杂，哪些经验被简化成怀旧或怨气，仍然会引发争论。

足球是另一个直观例子。1991年，原民主德国联赛只有汉莎罗斯托克和德累斯顿迪纳摩进入德甲。后来，许多东部传统俱乐部长期在低级别联赛挣扎。柏林联合成为少数成功故事，莱比锡红牛又因为资本色彩被不少球迷视为特殊个案。竞技成绩背后，是赞助、青训、城市市场、电视收入和俱乐部治理的差异。足球场上的东部身份常带着粗粝、倔强和被轻视后的自我强化。它不必直接转化为政治态度，却会强化一种共同感：我们也属于这个国家，但我们不是以同样条件进入比赛的。

这种身份也有温和的一面。东部并不总是以怨气出现，它也表现为对本地城市的重新发现，对旧工业建筑的再利用，对社区互助和低成本文化空间的珍惜。问题在于，当这些经验进入全国叙事时，常常被包装成风景、情怀或旅游卖点，而不是被当作现代德国的一部分经验知识。东部人并不只是“被转型的人”，他们也是转型的见证者和解释者。只要这种解释权仍然稀缺，文化上的统一就会继续带着不对称。

04统一还在进行

过去十多年，东西德差异越来越多地在选票中显影。这里不宜把东部选民简单贴上某种标签。东部地区内部差异很大，城市和乡村不同，莱比锡和小城镇不同，代际也不同。但公开选举数据确实表明，东部对既有政党体系的疏离更明显。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对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的分析显示，选择党在东部第二票得票率达到32%，在西部为18%，并成为东部各州最强政党（如下图）。左翼党在东部也长期保持较高基础，后来出现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同样首先在东部获得显著关注。它们的方向并不相同，但都能从“我们没有被认真听见”的土壤中获得养分。

政治学研究常提醒，经济不满并不能单独解释这一切。文化疏离、代表性不足、对移民和全球化的焦虑、对媒体与联邦政治的不信任，都会进入同一条河流。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2025年的民主满意度调查显示，德国全国对现行民主的满意度为45%，西部为48%，东部为35%。这个差距不是简单的反民主倾向。很多东部人支持民主原则，同时不满意民主在现实中的运行方式。他们看到投票制度存在，却觉得重要决策、资源分配和话语评价长期不在自己手里。

这正是统一暗流进入当代政坛的方式。裂痕不一定表现为公开要求分离，也不一定表现为怀念旧制度。它更多表现为对主流叙事的抗拒。凡是柏林、布鲁塞尔、公共媒体、大型企业和西部城市中产共同推崇的东西，都可能在部分东部地区激起反向情绪。能源转型、移民政策、对俄政策、疫情管控、财政支出，议题各不相同，但心理结构相似：他们又在决定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仍然只是被管理的人。

把这些裂痕写出来，不是为了证明德国统一失败。德国统一当然改变了欧洲，也给东部居民带来了言论自由、旅行自由、法治保障和更高生活水平。莫德罗的书提醒人们，民主德国并不是一个被无辜摧毁的天堂。它的封闭、僵化和民主不足，早已使改革极其困难。可同一本书也提醒人们，历史不是胜利者一句“终于回到正轨”就能说完的。制度统一可以在法律上完成，社会统一却要在记忆、尊严和机会中慢慢实现。

三十六周年的意义，或许正在这里。它迫使德国承认，统一不是一座纪念碑，而是一项仍未完成的社会工程。东部需要的不只是补贴，也不只是被动等待工资追平。它需要更多真正的所有权、更多本地成长起来的管理者、更多能进入全国叙事的经验，也需要西部社会愿意承认统一过程中的不对等。所谓裂痕，并不只存在于东部人的心理里，也存在于德国国家叙事的缝隙中。

柏林墙倒下时，很多人以为边界会随砖石一起消失。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最难拆的墙不是混凝土，而是关于谁有资格解释历史、谁承担转型代价、谁掌握未来资源的那堵墙。它没有当年的墙高，也没有岗楼和探照灯，却更细密地嵌在生活里。德国已经是一个统一国家，但“内在统一”仍然是一件需要不断重做的事。纪念日真正值得留下的，不是又一次庄严的合影，而是愿不愿意承认：有些人站在同一张照片里，却仍然没有被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本期“星期六书房”推荐书目：

《我眼中的改革》，汉斯·莫德罗著，马细谱，余志和，赵雪林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研究（1949—1990）》，王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