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06 12:57

“不明真相的群众”,现在可能知道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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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防冷涂的蜡书斋 ,作者:防冷涂的蜡书斋


2026年10月1日,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一份覆盖37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按各国和地区受访者比例取中位数,77%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人们更加了解时事;79%认为,它们让利用虚假信息和谣言操纵人变得更加容易。


这两组数字放在一起很有意思。今天,一个普通人随手打开手机,可以看到几分钟前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事情,也能找到几十年前的统计资料。相比父辈,我们每天接触的信息多得多,可另一种感觉也越来越熟悉:自己看到的东西,好像总是被什么挑过一遍。


信息越来越自由,为什么人的判断没有变得更加自主?


我们从来没有直接面对世界


判断经济好不好,我们会看就业、收入和物价;判断一家企业经营如何,会读财报;判断一种药有没有效果,要依靠临床研究和医生。即便只是找家餐厅,也很少有人愿意把整条街先吃一遍,再认真做一次横向测评。


现代人每天都在作判断,真正亲自验证过的事实却少得可怜。我们知道经济运行如何,往往来自统计数据;了解远方发生的事情,也要经过记者、研究者或专业机构。我们接触到的“世界”,大多已经被整理过。


这种依赖和聪明程度关系不大。一个医生很懂医学,照样要相信工程师修好的电梯;工程师能判断桥梁结构,也未必知道自己吃的药该不该停。现代社会分工越细,一个人在专业之外越需要依赖别人。要求每个人从头验证所有知识,大概还没来得及上班,就要先独自重建一遍现代文明。


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用“拟态环境”解释这种处境:真实世界太大、太复杂,也变化得太快,人不可能完整地把它装进头脑,只能借助一个经过简化的世界图景行动。地图没有画出每一棵树,不妨碍它帮助我们找路。


信息越来越多以后,连“看哪些信息”本身也成了一项工作。赫伯特·西蒙很早就提醒过,在信息丰富的世界里,真正稀缺的是注意力。信息生产和传播越来越便宜,人却仍然只有一天24小时。人类花了很长时间解决“信息太少”,最后又遇到一个麻烦:信息多得根本看不完。


筛选因此几乎不可避免。我们从来不是先拥有完整世界,再自由决定怎么看;更多时候,我们是在一个已经被筛过几轮的世界里完成判断。筛选首先是一种认知基础设施。真正值得追问的是:谁在替我们筛选?


媒介一直在开放,守门人却从未消失


回头看媒介的发展,会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过程:新技术打破旧的传播门槛,信息迅速增加,随后新的筛选者又出现。


印刷术降低了复制文字的成本,但一本书能不能出版、进入发行网络,依然要经过选择。大众报纸出现后,筛选成了每天都要做的工作。世界发生的事情没有上限,报纸却只有几页,编辑必须决定什么上头版、什么放内页、什么干脆不报。读者买到新闻,也顺手接受了一份“今天什么比较重要”的排序。


广播电视把同一套排序送进更多家庭。大家当然可以意见相反,至少还在围绕同一批事情争论。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研究美国总统竞选报道时发现,媒体突出报道的议题,与选民认为重要的议题高度相关。所谓“议程设置”,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媒体未必能直接决定你怎么想,却能影响你今天主要在为什么事情操心。


互联网一度让人觉得守门人的时代要结束了。个人可以发博客、看海外网站、直接下载报告,传统编辑不再垄断入口。可网页多到没人看得完以后,搜索引擎又接过了一部分筛选工作:理论上都能找到,现实里,大多数人只会点前面那几条。


筛选权就这样不断换位置。过去更接近决定“什么能够传播”,后来影响“什么值得关注”,搜索时代又增加了“什么更容易被找到”。媒介技术扩大了信息供给,却没有消灭筛选,只是在重新分配筛选权。


到了社交媒体,变化进一步深入个人日常:过去编辑给很多人排同一张头版,现在系统可以给每个人单独排一张。


公共头版,变成了私人世界


两个人坐在同一张沙发上,各刷半小时手机,可能几乎看不到同样的内容。TikTok公开介绍“For You”机制时就说,每个用户都会得到独特的信息流;YouTube的推荐也会参考观看记录、搜索记录、订阅、点赞和其他反馈。


真正改变的,是筛选的单位。过去编辑面对的是“今天什么值得让几十万人知道”,现在推荐系统面对的是“此刻什么更可能让这个人感兴趣”。公共头版,第一次大规模变成了私人头版。


而且这张头版不是每天早上排一次。你看完一条视频,下一轮就可以调整;连续划走几条,又提供了新的信号。报纸编辑一天开一次选题会,算法的选题会基本不散会,每一次点击都能顺便举手表决。


于是形成了一个过去很难做到的循环:人先表现出偏好,系统据此推荐;新的推荐又改变下一轮看到的材料,新的行为继续训练系统。人训练推荐系统,推荐系统也在塑造人的下一轮选择。


人的认知习惯也被卷进这个循环。一个人担心行业衰退,自然更容易停在裁员、降薪和企业倒闭的消息上;看得越多,也越觉得自己的判断得到验证。确认偏误不需要算法发明,算法只需要认真记住:这个人似乎爱看这类东西,然后继续端上来。像一个过分热情的服务员,发现你多夹了两筷子辣菜,后面六道菜都替你加辣。


点赞、热榜和高赞评论又多加了一层社会信号。人在不确定时,本来就会参考别人。餐馆门口排长队,我们容易觉得它应该不错;一条观点有十万点赞,也天然显得更像“大家都这么想”。平台展示内容,也顺手展示了别人如何反应。


更大的变化在后面。过去谈信息操纵,很容易想到假新闻、谣言和宣传。但影响一个人理解世界,并不一定需要造假。


假设一座城市有1000万人,每天发生几起严重犯罪。一个人连续一个月刷到的主要都是抢劫、冲突、事故和监控录像,三十天后,他很可能觉得这座城市已经危险得不能出门。这里甚至可以没有一条假新闻,每个案件都真实发生过。


问题出在样本。他看到的是现实的一部分,却很容易把这一部分当成现实本身。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所说的“可得性启发”,解释了其中一种心理机制:一件事越容易从记忆里浮现,人越容易高估它发生的频率。反复出现、画面强烈的事件,因此会得到超出实际概率的心理重量。


真实的信息,也可以组成失真的世界。一条消息是真是假当然重要,但长期看到哪些真实信息、它们以什么顺序出现、出现多少次,同样会塑造一个人的世界图景。


传统控制更容易表现为“这条不给你看”;今天的影响常常发生在另一面:没有人禁止你寻找B,只是A总是先来到面前。大多数人打开App时,也不会提前列一份“今天应该主动了解的20件事”,再严肃地逐条搜索。菜单已经摆好了。


更微妙的是,我们连菜单怎么排的,也未必看得完整。TikTok已经提供“为什么推荐这个视频”等解释功能,但知道为什么出现了A,和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B、C、D,仍然是两回事。筛选最有力量的部分,经常藏在那些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的地方。


所以筛选和操纵不能简单画等号。复杂的信息世界离不开筛选。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当筛选者越来越了解一个人的兴趣、恐惧和弱点,拥有明确的行为目标,还能持续观察效果、调整下一轮信息,而用户很难看清规则、质疑规则或退出规则。到了这里,一项帮人节省时间的服务,就开始获得影响认知的权力。


选择谁来替自己选择


既然筛选无法消失,认识自由是不是只剩下一句安慰?


生活里其实有个简单区别。我们可以请医生给建议,也可以订阅一家信任的媒体。把一部分判断交给别人,本身并不等于失去自由。真正影响自由的,是我们还能不能追问:他为什么这样判断?依据是什么?如果长期判断失准,我能不能换一个?


自由不要求自己完成所有认知工作,现代社会也做不到。更现实的自由,是保留一种比“点A还是点B”更高一层的选择:决定谁来摆这张桌子。


我们无法逐条决定自己看到什么,却应该能够决定,谁有资格长期替自己筛选信息。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二阶选择”。


这个区分在推荐时代尤其重要,因为人的即时行为并不等于全部意愿。一个人在晚上十一点连续刷了半小时争吵视频,确实说明他当时停不下来;第二天又可能真心希望少看一点争吵,多关注工作和家人。点击是真实的,长期愿望也是真实的。


如果系统只把前者当成“用户想要什么”,最容易被测量的欲望,就可能盖过那些更慢、更模糊,却同样重要的选择。认识自由因此不只关乎“让我点什么”,还关乎“我能不能改变谁给我东西点”。


认知主权,需要可以更换的入口


可以把这种能力叫作“认知主权”。它并不意味着没人影响我,而是影响我的人和系统不能永远只有一个。


它首先要求我们知道,眼前的世界经过了筛选;也应该有机会理解大致的筛选规则。如果长期不满意,还能换一家媒体、主动寻找原始资料、调整推荐设置,或者离开当前的信息入口。


但这件事不能全靠个人自律。如果所有入口最后都使用同一批材料,换个App只是换了图标;如果退出平台就要同时失去朋友、资料和多年积累的关系,页面上虽然有“退出”按钮,真正的退出成本依然很高。商场里有一百扇门,如果最后都通向同一家店,门多也没有太大意义。


因此,信息来源能否保持多元,推荐机制是否允许必要的解释和调整,原始资料是不是仍然容易找到,都会影响这种自由。没有任何一个筛选者能够永久垄断一个人认识世界的入口,认知主权才有现实落点。


这个问题很快还会再往前走。社交媒体至少还把一条条内容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能看到标题、作者和出处。生成式AI和智能助手继续发展以后,它可以替我们搜索、阅读大量材料,再直接给出一个流畅的答案。信息获取会更方便,筛选也会更深地藏进答案背后。


到那时,问题可能会从“为什么这条视频出现在我的信息流里”,变成“为什么这个答案选择了这些材料”。哪些分歧被省略了?有没有另一种同样有根据的解释?当AI替我们读世界时,谁来决定什么值得留下?


回头再看皮尤调查的77%和79%,“更加知情”和“更容易被操纵”其实可以同时成立。同一套技术扩大了我们接触世界的能力,也增强了组织和分配注意力的能力。


真正的认知自由,不需要一张完全没人加工过的世界地图。它需要的是:我们知道地图是谁画的,能够追问为什么这样画,并且始终保留换一张地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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