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的最大意外：大城市给不了的饭碗，回县城反而有了班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化纵横 ，作者：吴重庆

【导读】国庆假期，有人奔赴远方，有人回到故乡。无论哪种行程，或许都会经过县城。那些平常鲜有关注的城镇，再次映入大众眼帘。在传统的城乡中国框架里，县域是城市的腹地，是中心的边缘，正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式微。近年来，一些“隙地县”的常住人口不降反升，越来越多的中青年返乡打工。这一现象背离了以往对城市“虹吸效应”的预期，值得深究。

本文作者对广东高州这一县级市进行调研。在他看来，地处不同自然地理单元、不同经济区或市场圈交界的隙地县，具有两项特别的优势：一是小规模、多元的经济作物种植保障农民的基本收入；二是劳动力和初级农产品向相邻省（区）的流动较为便利。在此基础上，县域就业机会的增加、教育与医疗条件的改善以及“生产—生活圈”的建设，都为城乡融合发展奠定条件。

作者最后指出，互联互通的中国正在重新塑造我们的城乡认知。在全国整体性联通的背景下，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研究有必要调整视角，“跳出县域看县域”，重新思考“追求什么样的城镇化”这一根本问题，系统认识县域在城乡关系中的定位以及发展路径。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10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隙地”崛起：

互联互通时代的县域发展

国家统计局2021年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以下简称“七普”）显示，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相比，流动人口中跨省流动的比例从39.42％降低到33.22％，省内流动人口比例则从60.58％提高到66.78％。不管是跨省流动还是省内流动，作为农民工主要流出地的往往都是今天还以县作为行政建制的、工业化水平低、经济欠发达的区域。从“六普”到“七普”（2010年至2020年），多数县（尤其是位于大城市一两百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县）的常住人口在逐年减少，因为今天依然保持“县”这一行政建制的，一定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区域，其人口大量外流本不足为奇。但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些县的常住人口却不减反增。根据“七普”数据，我们罗列了“胡焕庸线”东南一侧十年来常住人口增长超过1万人的县，并将这些县落到中国地图上，结果发现这些常住人口增加的县往往远离大城市，并且位于省（区）交界处。[1]值得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省（区）交界处的县常住人口都在增加，也有持平或者减少的。

位于大城市一两百公里半径范围内的县常住人口逐年减少，大概属于大城市“虹吸效应”导致的正常现象。而省（区）交界处既是不同行政区划的交界处，往往也是不同自然地理单元、不同经济区或市场圈的交界处。为方便起见，我们称之为“隙地”。“隙地”是边缘中的边缘，照理说更难以逃脱大城市的“虹吸”。那么，近年来一些“隙地县”（包括县级市）常住人口逐年增加，是不是由于远离省（区）经济中心，交通不便，成本距离（cost distance）高，从而成功逃逸出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所致？如果是的话，为何近十多年来方得以实现？

▍“隙地县”崛起的一般原理

一批“隙地县”常住人口增加虽令人始料未及，背后却蕴含某些原理。

县域常住人口增加有两个渠道，一是户籍人口回流，一是外来人口输入。“隙地县”由于远离中心，鲜有外来人口输入，其常住人口增加主要由户籍人口回流推动。户籍人口回流的动力，无非是对安居乐业的期望。“乐业”则指回到原籍县域内创业或就业。为什么近十年来一批“隙地县”出现户籍人口回流？并非此前人们没有意愿回原籍陪伴父母和子女，也并非此前人们没有意识到“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问题，而是因为此前县域内缺乏普通人进行农业创业及非农就业的机会，返回原籍意味着生计不可为继。“隙地县”出现常住人口增加的最大转机，就在于近十多年来这两类机会的大量出现。

首先，“隙地县”往往位于不同地理单元交会处，域内自然环境及生态多样，不同海拔地块可因地制宜种植不同经济作物。“隙地县”因地貌复杂、地块狭小，大多保持小规模种植多种经济作物的传统，形成多元生计模式。小规模种植往往难以实现机械化，只能依靠人工，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作物种植。这明显不同于主粮产区（平原地区）的生计模式。在交通、通信、物流、电商直播高度发达，无远弗届地覆盖“隙地县”广大乡村的今天，小规模种植的、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经济作物农产品的销售压力，远小于大资本投入、大规模种植的单一农产品，其销售也不一定需要进入全国市场，有的甚至可以实现“地产地销”，因此价格也相对平稳。经济作物小规模多元种植已经成为解决“隙地县”农民创业就业及增加生计来源的重要途径。

其次，“隙地县”位于行政区划单元之间，不同省（区）因资源禀赋、区位、发展机遇、地方施政的差异，导致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以及劳动力价格不一，这促成了在某种经济作物采摘季，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隙地县”的劳动力季节性向相邻省（区）“隙地县”流动，客观上解决了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在采摘季对劳动力的巨量需求。位于地理单元交会处的“隙地县”还存在相邻省（区）因纬度或海拔不同造成同一经济作物成熟期的差异，这就更加放大了季节性劳动力在“隙地县”之间的流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隙地县”的劳动力和初级农产品也会流向经济相对发达的相邻省（区）“隙地县”，进行仓储和深加工，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乐业：“隙地县”的生计模式与就业机会

以上所说的是常住人口增长的“隙地县”在农业发展上可能带有的一般特点。落实到具体的“隙地县”，可发现各有各的发展路径。

高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西连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县级市），是广东财政省直管县，广东省第一农业大县，总面积3276平方公里，下辖5个街道、23个镇，2025年常住人口133.64万人。高州的经济作物有荔枝、龙眼、香蕉、黄皮、“北运菜”（反季节蔬菜，冬天销往北方）、淮山、大头菜、烤烟等。自2023年起，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团队就开始到高州调研。我们调研的目标很明确：作为一个“隙地”农业县，为什么常住人口不降反升？答案无非是在高州县域内有大量的就业机会。

先看农业就业情况。本来，由于存在农时及作物成长周期问题，农民一直是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群体，农业也成为一个就业不充分的行业。所以，要想提高收入，农民必须寻找非农就业的机会。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外出务工收入在高州农户的收入中也占大头。但不同的是，农业经营在高州农户收入中绝非可有可无。在高州，农户主要从事果蔬等经济作物种植。大多数农户不愿意把土地流转给农业龙头企业，因为直至今日，在盛产荔枝、龙眼的乡镇，农户全年三分之一乃至近半的收入来自自家丘陵山坡地、田间边角地、房前屋后杂地种植的荔枝、龙眼。走进高州广大乡村，感受不到空心化的气息，田间地头总能看见忙碌劳作的身影，各类机动车在县域内城乡之间川流不息。尤其是荔枝、龙眼采摘季，外出务工的中青年及时返乡，变身为农业主要劳动力、电商销售和直播者。就连当地的公务员，也会在下班后帮父母采摘荔枝、龙眼。在每年6~7月的荔枝采摘季以及7~8月的龙眼采摘季，不仅盛产荔枝、龙眼的乡镇农民实现了充分就业，高州还大量吸纳相邻的广西玉林市、北流市的农民过来做季节性采摘工。

与玉林市、北流市比，高州经济较为发达。因此，从广西流动过来的，还有较为廉价的荔枝、龙眼等季节性初级农产品。这使高州的农业呈现超农时、超地域的特点：高州农业不再仅仅是围绕当地农时的活动，远在海南的荔枝（5~6月成熟）、广西的荔枝和龙眼（6~8月成熟）、福建的龙眼（8~10月成熟）都会往高州汇集，在此进一步储存、加工并销往全国。这样，高州在地实现了与荔枝、龙眼相关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不仅延长了产业链，还大大延长了农业产业的活动时间，果农的农忙季从之前每年6~8月延长到现在每年5~10月，加工季则几乎覆盖全年。产业链和农业产业活动时间的延长，大大拓展了就业机会和就业时段，使高州从事荔枝、龙眼产业的农民实现了较为充分的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一二三产融合的卡点和堵点往往在于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发展。因为农业是有农时和时令的，围绕农产品储存加工的设施设备建设往往存在利用率不足的问题，这大大影响了投资动力。所以，个别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典型，几乎都是外来农业龙头企业在政策支持下一手打造的，鲜见地方上自发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案例。像高州这样以小农户为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县域能够走出一条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子，关键在于它吸纳了周边省区的同类农产品，可供加工的农产品“量大管饱”，使得高州民间资本及部分农户积极投资荔枝“田头小站”、保鲜锁冻流水线以及龙眼烘干、冷库建设。在第二产业发展的基础上，依靠季节性返乡青年撑起的电商和直播带货发展越发强劲，传统收购商一手遮天的时代渐成历史，2025年电商和直播带货销售量占高州荔枝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荔枝、龙眼“大年贱卖”“增产不增收”的魔咒也被打破了，2025年逢高州荔枝“大年”，但荔枝价格基本上与“小年”持平。

再看非农就业（“打工”）的情况。以往一提到“打工”，就与离土离乡相关联。时过境迁，今天高州的“打工者”固然大部分还是外出务工，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已婚女性选择返回高州域内打工。[2]这些女性往往是为了陪伴在家乡就读的子女、照料家中年迈老人而返乡，由此也被称为“宝妈”。她们之所以决定返乡，部分原因是今日教育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在“空心化”的农村地区，许多学龄青少年往往沉迷于手机游戏不可自拔。促成她们返乡的另一大拉力，是在家乡也可以进厂“打工”，这些工厂被称为“宝妈工厂”。因为“宝妈”既要陪伴学龄子女又要“打工”，所以“宝妈工厂”一般都实行弹性劳动制度，往往早上七点半就开工，下午四点半或五点就可以收工。如果“宝妈”们需要应急处理家务，也可以随时请假离厂。

“宝妈工厂”往往选址于乡村学校附近，如位于高州长坡镇的佳都制衣厂就建在冼夫人小学附近。在地方政府推动下，佳都制衣厂与冼夫人小学结成务工与就学的配套关系，冼夫人小学也获得25亩建设用地。佳都制衣厂近千名员工中80%属于“宝妈”，厂方允许“宝妈”中午把子女接回工厂，在工厂食堂一起吃午餐，还给宝娃们开辟午休室、自习室，并安排专人看护。传统流水线作业的工厂难以实行弹性劳动制，但佳都制衣厂巧妙地将适应弹性劳动的计件岗位纳入流水线，即将计件岗完成的构件输往车间上方的储存库，下一个工序可随时从中调配。

在高州五大工业园区中，还有许多“宝妈工厂”，大多生产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此外，在遍布高州广大乡村的以手工加工纺织配件的家庭作坊和小型水果分拣、包装点上，也活跃着大批居家就业、灵活就业的“宝妈”。

高州非农就业的另一领域，则是集中在市区的第三产业。2025年高州的常住人口为133.64万人，城区常住人口为46.38万人，俨然一个三线城市的人口规模。第三产业服务于人的衣食住行、医教玩乐，其发展高度依赖消费人群的规模。2025年底，高州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至466.65亿元，同比增长5.7%，增速领跑三大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如此规模且如此增速的县域第三产业，方能创造出较为可观的就业岗位，从而吸引外出务工者返乡，在县域内实现非农就业。截至2025年末，高州市区的户籍人口为37.58万人，但自2020年至2024年，高州市区的常住人口从33.32万人增至46.38万人。可见，约有10万人的非市区户籍人口居住在高州市区，其中相当部分是近年返乡的在市区从事第三产业的中青年。这是县城人口聚集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带来的第三产业发展及非农就业机会涌现效应。

▍安居：“隙地县”的教育与医疗

县域常住人口持续增长固然离不开在地就业机会的涌现，但也有赖于县域内“安居”环境的改善。教育与医疗条件是构成“安居”的关键因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对优质教育与医疗资源的期待上。

“寒门难出贵子”“小镇做题家”“县中塌陷”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究其实质讲的是同一件事：在教育产业化趋势下，优质教育资源越来越向省会城市、地级市集中，名校高中无不面向全地级市乃至全省掐尖招生，就连县乡难得一见的优秀教师也被挖走，县乡教育资源日益匮乏，县城高中的高考成绩一年不如一年，乡镇高中更是奄奄一息。有鉴于此，稍有积蓄者勒紧裤腰带也要到城市买房落户，为的是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教育。这是县乡教育资源匮乏后，倒逼出来的城市化与乡村空心化。[3]

分界中学是高州一所普通的乡镇完全中学，初中部办学成绩在全市乡镇处于中上水平，每年都有近百人考上市区的重点中学，高中部的学生则是无缘被高州市数所重点中学录取的成绩上的“差等生”，正常情况下几乎无法考上本科院校。为此，分界中学严抓校风，注重德育。校长介绍说，家长们把孩子送来分界中学读高中，并不期望子女日后考上什么好大学，但他们期望孩子不要在校风不好的环境下学坏了。与其说家长关注成才教育，不如说他们更关心成人教育。当然，分界中学并没有止步于家长们的最低期待，而是有声有色地开展一些特色教育，如体育、书法、国画等，每年都有一批学生通过参加体考、艺考而读上本科。

在高州，像分界中学这样有生命力的乡镇完全中学并非独此一家，还有石鼓中学、南塘中学、长坡中学、新垌中学、大井中学等。这些中学的生命力得益于高州严格执行“县管校聘”政策，县域内教师编制动态调整，师资在城乡学校间均衡配置，严禁县城学校随意从乡镇学校抽调优秀教师。高州并没有让乡镇完全中学自生自灭，而是将它们定位为“增长点学校”，这让它们仍保有活力。位于高州市区的高州中学、高州一中、高州二中、高州四中，更是在历年高考中表现不俗。从2015年至今，高州从外地回流的小升初学生数量稳定上升，年均在1800人左右，这是群众对本地教育持有信心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高州已成功阻断外来名校对县域内高分生“掐尖拔苗”的举动，从另一方面扭转了县域教育恶性循环的局面。

作为一个县级市，高州拥有市人民医院和市中医院两家三甲医院，同时市妇幼保健院也以创建三甲医院为目标。县域内拥有三甲医院可以实实在在造福地方社会，如高州市人民医院的转院率仅为5.6%，基本上做到了“大病不出县”。更值得称道的是，高州在建构紧密型县域医疗共同体过程中，注重强化乡镇节点，重视乡镇中心医院建设。中医在高州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加上今天农村老龄化程度高，老年人患有各种疼痛、慢性病，对康复的需求很高，中医正好与之适配。高州各乡镇中心医院较为重视中医疗法，不少乡镇中心医院设有中医科，有的还开设治未病科，针灸、艾灸则更是常见。此外，各乡镇中心医院还错位发展，各有拿手好戏，如分界中心医院的甲状腺诊疗，石鼓中心医院的骨科、精神科、康复科等，皆名闻周边乡镇。值得一提的是，乡镇中心医院因为贴近乡土开展医疗服务，加上高州乡村并非空心化乡村，其门诊量较为稳定、可观，基本上可以良性运营，有的还不断发展壮大。如石鼓中心医院扎根于石鼓这个拥有10万左右常住人口的大镇，发展定位清晰，从本镇乡村家户多忙于养殖业、外出经商、家中老人亟须照料的实际出发，在院内设立医养结合床位，月收费远低于家庭专任保姆月薪，同时还可以得到及时的医疗服务；为方便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看病，还可以让其子女在外地线上挂号、缴费。石鼓中心医院其实已完全达到了二甲医院的水平，但院方因担心评上二甲后收费标准提高而导致门诊量下降，最后放弃晋级计划。

高州在县域内、家门口办好学校和医院，这是促进“安居”的两大抓手。“安居”和“乐业”问题解决了，在外务工经商的高州户籍人口自然陆续回流，这是“隙地县”高州近十五年来常住人口不断增长的原因所在。

▍打造城乡之间的“生产-生活圈”

客观地说，县域内优质的教育和医疗资源肯定还是集中在县城，只要生活条件许可，入学、就医自然首选县城。县城也是第三产业相对集中的地方，可以提供适合年轻人的就业岗位。所以，在常住人口增长的“隙地县”中，增长的常住人口大多选择县城居住。在我们调研过的“隙地县”，县城常住人口一般占到全县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高州也不例外。2020年至2024年，高州城镇常住人口从49.05万人增加到57.52万人，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从36.9%上升至43.04%，上升了6.14%，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上升幅度（3.11%）。尽管如此，2024年高州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仍然明显低于全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7%）和广东省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5.91%）。

在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今天，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县域内的城镇化率？是不是城镇化率越高越好？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是不是存在适度的城镇化率问题？这些问题关涉到我们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解。

有观点认为，县域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纽带。可以说，这种观点还是以城市为中心，并且想当然地认为城市一定可以带动乡村。此番想象美则美矣，无奈已被城市“虹吸效应”的事实击穿了。也有观点认为，应该把县城建设成县域内的中心城市，尽可能将县域内人口吸纳过来，提高城镇化率，并将高城镇化率视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关键指标。果真如此，县城就会成为县域内的“虹吸器”。这是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2025年，我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达到67.89%，到2030年有可能突破70%。如果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城镇化率也以全国城镇化率为追赶目标的话，则意味着县域内近七成的常住人口将挤在县城里，而广大乡村则人走屋空。当然，这在正常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县城的人口承载能力有限，也难以提供如此众多的就业岗位。

那么，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究竟是何等图景？今日高州的城乡关系或许可见端倪。

从2020年到2024年，在高州目前的5个街道（集中于市区）、23个乡镇之中，5个街道都出现常住人口增长，20个乡镇常住人口减少，但有3个乡镇常住人口增长，其中根子镇、分界镇盛产荔枝、龙眼，曹江镇盛产黄皮、淮山。可见，出现常住人口增长的乡镇，与其种植经济作物的农业业态有关。换句话说，如果农业还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农民就不会轻易弃农离村进城。像高州这样许许多多家户还在跟土地打交道，通过种植水果等经济作物有效致富的情况下，的确没有必要在县域内擘画让农民进城的城市化蓝图。

在水泥路村村通、机动车家家有的今天，高州已经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一小时乃至半小时“生产-生活圈”。之所以是“生产-生活圈”而非通常所谓的“生活圈”，是为了强调县域内人们围绕“生产-生活”而在城与乡之间不断穿梭往返。“生活圈”概念原来是指以居民日常生活居住地为中心，在步行可达范围内形成的多功能复合区域，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生产-生活圈”则是生产连着生活，或者生活连着生产。不是单讲生活便利，而是兼顾生产和生活。不是纯粹以城市为中心，而是以县域内城乡互动为中心。城离不开乡，乡离不开城。生产离不开生活，生活离不开生产。这是真正的县域城乡融合发展。

从高州的情况来看，市区是县域内优质教育与医疗资源集中的地方，有第三产业就业机会，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自然会在市区购房入户。但另一个事实是，县城所吸纳的人口与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乃至地级市吸纳的人口，在构成上是不一样的。县城吸纳的人口基本上都是县域内人口，或者说是以县城为中心的一小时乃至半小时“生产-生活圈”内的人口。从家庭策略说，为了让孩子和老人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与医疗资源，他们会在县城购房落户，但这丝毫不妨碍家庭主要劳动力继续在乡下经营土地，可谓生活在城，生产在乡。而返回县域后在县城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者，平时在市区上班，周末或者有需要时回乡下照料老人孩子，可谓生产在城，生活在乡。当然，这不过是为了方便而做的简单类型化划分。具体到活生生的每一个家庭，其家庭策略与生计模式总是随机应变的。总之，在以县城为中心的一小时乃至半小时“生产-生活圈”里，在一个个家庭的家庭策略和生计模式中，城乡之间、生产生活之间是不可分隔的。这也是县域内农民家庭的“城乡两栖”现象，是“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4]，是县域城镇化中“分而不散的家”[5]，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体现。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常住人口超过133万的高州，在26万多户的农村户籍家庭中，能够把家撑开在城乡之间的也还是少部分；至今依然把家安在乡村的，应该占多数。但这也不妨碍把家安在乡村的人白天在县域“生产-生活圈”内穿梭往返。我们2025年9月从中国联通获得的手机信号数据显示，高州不少乡村社区的夜晚活跃用户数多于白天，至少有五分之一的乡村社区存在白天离村工作、晚上回村休息的县域内城乡“两栖”人。

可以说，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以城灭乡，甚至也不是以城带乡，而是城乡一体，相辅相成；它不需要也不应该追求高城镇化率，因为那样恰恰妨碍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明乎此，应该将公共财政更多地投放在城乡之间的“生产-生活圈”建设，而非以县城为中心的“生活圈”建设。

▍互联互通的中国与县域发展的新趋势

为了更好地理解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我们还可以跳出县域看县域。怎么跳？这不仅需要一个更大的空间视角，更需要观察视角的转换。简单说，就是需要从传统的城乡中国框架，转向互联互通的中国框架。

在传统的城乡中国框架里，县域远离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是中心的边缘，是城市的腹地，是信息传递、技术输入、财政拨付、指标分配等资源承接的下游乃至末梢。在计划经济时期，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市场要素和资源更是流向城市，以获得高经济效益的配置。所以，有关以城市辐射乡村、带动乡村发展的政策、论述和期待，是否真的可以落地，的确是个悬疑。以“志在富民”的费孝通先生的探索为例，费老认为城与乡本来是相成关系，近代以来演变成相克关系。所以，费老在改革开放后呼吁重视小城镇建设，希望小城镇成为重建城乡良性互动的枢纽和接合部，并推崇“离土不离乡”、实现在地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接着，费老提出“全国一盘棋”的思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费老的探索轨迹似乎表明，他逐渐淡化了对城市辐射、带动乡村发展的期待，转而开启新展望，要么是地方撸起袖子干，闯出一片天；要么是国家统筹谋划，下一盘大棋。

在城乡中国的框架里，相对于城市这一资源集中的中心来说，县域是绝对的区位劣势；尤其是“隙地县”，更是边缘中的边缘，从中心分一杯羹都不容易。但费老当年的“全国一盘棋”思路，今天已经落实到生机勃勃的互联互通中国上了。当前，我国基本形成了具有全国整体性、多层次、综合立体特征的互联互通网络，特别是在交通基础设施、通信和算力等领域。我国自“十五”时期开始编制和实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五年专项规划，至今已逾二十多个年头。我国交通运输规划构建的全国统一路网，表现出“全国一盘棋”的布局特征，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尤其是我国的互联互通不只是经济发达地区或中心地区之间的连接，而是“联通到边界”的全国整体性联通，有意识地考虑到穿过老少边穷地区及广大县域，以交通大动脉拉动区域协调发展，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基建逻辑。

如“十二五”交通运输规划指出，建设以连通县城、通达建制村的普通公路为基础，以铁路、国家高速公路为骨干，与水路、民航和管道共同组成覆盖全国的综合交通网络；“十三五”交通运输规划针对中西部地区、贫困地区和城市群交通发展短板明显的问题，要求路网覆盖加密拓展；“十四五”交通运输规划看到综合交通网络布局不够均衡、结构不尽合理、衔接不够顺畅的问题，提出加快提高中西部地区铁路网覆盖水平，扩大航空网络覆盖；“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尚未正式公布，但有关规划内容已见于“十五五”规划纲要，如推进补网强链提质，加强跨区域统筹布局，跨方式一体衔接，强化薄弱地区覆盖和通达保障。此外，全国一体化算力互联互通网络也在紧锣密鼓构建中，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将中心城市富余算力向中小城市、县域及农村地区延伸，推动算力服务均等化。

在一盘棋思路、一张网布局下，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最发达、最均衡、最繁忙的高速公路网、铁路网、智能信息网、物流网，一个互联互通、加速流动的中国正在有力地压缩时空，众多县域、众多“隙地县”正是在这个全新格局中，实现了弯道超车，从城乡中国的边缘和基层突围到互联互通中国的交通网、物流网、人流网、信息流网节点上，由此超越一直以来不对称的城乡关系。

互联互通的中国正在重新塑造我们对中国的经验。相应地，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研究也应该适时调整视角，不必再裹足于“幅员广阔、区域差异大”的国情认知，不必再拘泥于城乡中国的观察框架。

注释（向上滑动查看）

[1]吴重庆：《追寻内生的力量——“隙地”“狭地”“边地”的“空心化”反向运动》，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2]吴重庆：《返县青年与县域乡村振兴》，载《青年探索》2023年第1期。

[3]叶敬忠：《作为治理术的中国农村教育》，载《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

[4]白美妃：《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基础设施、时空经验与县域城乡关系再认识》，载《社会学研究》2021年第6期。

[5]任春旭、付伟：《在城镇化中安放一个完整的家》，载《文化纵横》2026年第1期。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6年10月刊，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