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西班牙”，正在撕裂同一个国家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底线思维 ，作者：高胤颉

佩德罗·桑切斯再次掀翻了政治棋盘。

由于西班牙议会党派日益分化、联合执政的分歧加深，政府推动立法和争取稳定议会支持的难度不断上升。住房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困境：高昂的住房成本、租户驱逐争议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而政府提出的两项住房保障法令又于10月初在众议院遭到否决。

面对这些问题，佩德罗·桑切斯——这位被欧洲舆论称为“政治九命猫”的西班牙首相又一次选择冒险：2026年10月5日，他突然宣布提前解散议会，把原定于2027年的议会选举提前到2026年11月29日，将国家前途与个人政治命运押在这场胜负难料的提前大选上。

这一幕几乎重演了2023年的政治豪赌。2023年5月28日，西班牙地方与大区选举结果揭晓，右翼人民党（Partido Popular，PP）与其右翼盟友取得压倒性优势，执政的工人社会党（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PSOE）及其左翼盟友则遭遇惨败。

按照常规政治逻辑，执政党在遭受重挫后理应稳住阵地、修补内部裂痕，等待年底的法定大选。然而，就在败选次日（5月29日）一早，桑切斯便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立即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全国大选。

桑切斯深知，如果任由右翼胜选的势头持续，左翼阵营很有可能会在漫长的守势中不断失去支持。提前大选不仅压缩了右翼对手巩固基本盘的时间，也成功将选战叙事从“对桑切斯施政业绩的审判”，偷换为“抵御极右翼法西斯主义复活的存亡之战”。通过对立情绪和恐惧动员，桑切斯在投票箱前稳住了阵脚，阻止了人民党党魁费霍与呼声党联合组阁。

桑切斯在马德里出席新闻发布会。外媒截图

然而，为了跨过组建政府所需的176席绝对多数门槛，桑切斯不得不与那些长期致力于瓦解西班牙国家统一的边缘力量谈判。他与流亡海外的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领袖普伊格德蒙特达成妥协，承诺推动出台《特赦法》（Ley de Amnistía）换取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地方政党的关键选票。

2023年11月13日，工人社会党于正式向众议院提交法案，法律最终于2024年6月11日正式公布并生效，在西班牙全国引发了违宪争议。从那一刻起，所谓的“弗兰肯斯坦多数（Mayoría Frankenstein）”——一个跨越巨大意识形态分歧、仅靠反右共识与权力分肥维系的脆弱联盟——便埋下了持续动荡的隐患。

历史并未就此终结，而是陷入了循环。由此不禁让人追问：为什么一个经济增速位居欧元区前列、社会治理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政治局面却长期四分五裂？要理解桑切斯反复进行的政治冒险，不能只从其选举策略入手，还需要分析西班牙政党格局，乃至整个西方代议制民主背后结构性的矛盾。

从两党主导到多党碎片化：西班牙政党格局的转变

要理解今天西班牙议会的分裂与运转困境，需要将视线拉回半个世纪前。

1975年11月，统治西班牙近四十年的独裁者弗朗哥临终前，曾留下这样一句颇为自信的话：“一切都已经捆绑得妥妥当当”（Todo estáatado y bien atado）。在他的设想中，权力交接早已安排妥当——他绕过王位的正统继承人胡安亲王，亲自培养年轻的胡安·卡洛斯王子，准备让他接任国家元首。弗朗哥相信，这位在军队和天主教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君主，将成为“没有弗朗哥的弗朗哥体制”的忠实维护者。

但后来的发展并未按照弗朗哥的设想展开。

胡安·卡洛斯登基后并未遵循独裁者的意愿继续维持专制，反而作出了与其预期截然相反的选择。在登基演说及随后的政治改革中，这位年轻的国王明确表示，自己要做的是“全体西班牙人的国王”，而不是隶属于某一党派的独裁者。

此后，他与温和派政治家阿道弗·苏亚雷斯等人配合，通过合法的议会自我解散程序和平拆解旧体制。在这一政治转型过程中，胡安·卡洛斯面对全国发表讲话，主动放弃君主的实际权力，“将决定国家命运的最高权力交还给人民”。

这项承诺为1978年宪政秩序的建立及新宪法公投奠定了重要基础，西班牙由此开启了令西方世界称道的民主转型。1978年新宪法的颁布，奠定了现代西班牙的政治基石。为了兼顾社会的多元诉求与各自治区的历史特点，制宪者设计了一套以省级选区为基础的议会比例代表制。这套制度原本旨在为不同声音提供表达空间，但在近四十年的实际运行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即政治学上所谓的“不完全两党制”。

这一体系的核心是中左翼的工人社会党与中右翼的人民党。两党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工人社会党植根于工会、公共部门与沿海工业带，主要强调社会公平和福利再分配；人民党则依托企业主、城市中产与内陆保守省份，强调市场效率、财政审慎与国家统一。

尽管两党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明显分歧，但在维护1978年宪政秩序、欧盟框架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基本平衡方面，它们有着较高共识。每逢大选，两大主流政党合计往往能获得70%甚至80%以上的选票。即便某一党议席未能过半，也可以通过与巴斯克或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党中较为温和务实的党派协商、交换部分利益，组建相对稳固的单党政府。

在这套制度安排下，西班牙曾长期被视为西方政坛的一个例外。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法国国民阵线（现国民联盟）崛起、奥地利自由党早早进入执政体系时，西班牙在数十年间却似乎没有受到极右翼民粹浪潮的明显冲击，这一现象被称为“极右翼免疫”。人们普遍认为，西班牙内战的惨痛记忆以及弗朗哥近四十年的威权统治，已经为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筑起了心理屏障。但随后接连发生的两场重大危机，逐渐动摇了两大主流政党的根基。

第一场危机来自经济领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冲击了西班牙脆弱的经济结构。青年失业率一度突破50%，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大规模断供，许多底层民众陷入生活困境。面对布鲁塞尔的严格要求，无论是工人社会党还是随后上台的人民党，都选择了财政紧缩政策。

但是当左翼政府削减公共开支、右翼政府削弱劳工权益时，选民发现，两大党在关系生计的经济政策上日趋接近。在不少民众看来，两大党逐渐官僚化，更像是维持国家行政体系运转的管理者，却没有充分回应普通人的生活压力。这种主流政党与部分社会阶层之间的“代表性断裂”，直接引发了2011年的“愤怒者运动（15-M）”。民众对建制派精英的信任降至低点，传统政党格局开始松动。

第二场危机涉及国家主权与民族认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西班牙的政治分歧。在财政紧缩的压力下，作为经济引擎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对中央的财政转移安排日益不满，地方独立情绪迅速升温，并最终在2017年10月演变为非法独立公投和单方面独立宣言。

加泰罗尼亚危机对西班牙宪政秩序构成了直接挑战。对马德里及广大内陆保守省份的选民而言，这种做法侵犯了国家领土完整；而传统两大党前期防范不足、后期应对乏力，也被大量保守派选民斥为软弱和绥靖。维系西班牙国家平衡四十年的“地方自治模式”不再被视为有效方案，单一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国家分裂的担忧随之上升。

两场危机共同推动了原本支持两大党的选民转向其他政治力量。传统的阶级认同逐渐减弱，新兴政党开始从左右两翼发展起来：

在激进左翼阵营，“愤怒者运动”催生了“我们能（Podemos）”党，随后左翼力量又重组为聚焦青年焦虑、劳工平权与后物质主义议题的“汇聚党（Sumar）”，不断蚕食工人社会党的传统左翼票仓。

在激进右翼阵营，加泰罗尼亚危机与移民问题则推动了本土防御力量的重新集结。2018年12月，主张维护传统价值观、反对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反对现行地方自治体制并采取强硬移民立场的“呼声党（Vox）”，在安达卢西亚大区选举中崭露头角，获得12个议席。此后不到一年，该党在2019年4月的全国大选中首次进入众议院，赢得24席；同年11月再次参加全国大选时，席位进一步增至52席，成为西班牙众议院第三大政治力量。

至此，西班牙政坛告别了“两大党轮替”的相对稳定格局，进入左右两大阵营势均力敌、两翼政党彼此牵制的多党碎片化阶段。全国层面的共识治理逐渐让位于左右两端的极化对抗；稳定的单党内阁难以维持，各党也都无法单独跨过176席的多数门槛。

这场政治格局的变化削弱了西班牙传统治理模式的优势，也为后来加泰罗尼亚分离派扮演“造王者”、以及桑切斯不断上演弗兰肯斯坦式拼贴执政埋下了伏笔。

双重裂痕与组阁困局：地区政党如何成为“造王者”

多党碎片化并未像一些制度设计者预想的那样，带来理性、平和的联合治理，反而使西班牙陷入持续的组阁困境。

在当代西方主要经济体中，西班牙政坛之所以格外复杂，根源在于其特殊的社会结构。现代政党竞争格局与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分歧密切相关，在多数西欧大国，政治竞争主要围绕“阶级与经济再分配”这一裂痕展开。而西班牙的特殊之处在于，这里同时存在着两条相互交错的裂痕：

第一条是传统代议制政治中的左右意识形态裂痕：一方是强调福利再分配、劳工保障与世俗进步主义的中左翼工人社会党及其激进左翼盟友；另一方则是主张自由市场、审慎减税与天主教传统价值观的中右翼人民党和激进右翼呼声党。

但在西班牙，真正增加议会组阁难度的，是第二条裂痕——中心与边缘之间的领土认同之争。一端是以马德里为代表的西班牙单一民族国家认同和中央宪政秩序；另一端则是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等历史自治区对高度自治乃至民族自决的强烈诉求。

当这两条裂痕在多党制环境中相互交叠，便转化为西班牙议会组阁的现实难题。根据西班牙宪法，组阁者必须在众议院350个席位中获得176席的绝对多数。当传统两大党主导议会的时代结束，左右两大阵营在全国层面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单独过半时，地区民族主义小党便可能成为决定组阁结果的关键力量。

以2023年大选为例。从选区分布看，右翼人民党赢得了全国绝大多数内陆省份的第一大党地位。无论是在右翼支持率超过54%的马德里大区，还是在卡斯蒂利亚-莱昂、卡斯蒂利亚-拉曼恰等保守腹地，人民党都拥有稳固的基本盘。但人民党在内陆和首都的优势，到了加泰罗尼亚与巴斯克便不再明显。在巴塞罗那，左翼阵营与地方民族主义阵营的得票率轻松超过半数，工人社会党的分支机构——加泰罗尼亚社会党（Partit dels Socialistes de Catalunya，PSC）成为阻击右翼的重要力量。

2023年西班牙大选全国结果分布图（未含加那利群岛）：人民党虽在全国大多数省份领先，却最终未能成功组阁

这条分歧使左右两大阵营都陷入困境。对右翼而言，难题在于可供选择的政治盟友有限。人民党党魁费霍即便赢得全国最多选票，也难以据此组建政府。在现有的多党格局下，人民党若要凑齐176席，就必须拉拢极右翼呼声党。

然而，呼声党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作为加泰罗尼亚独立危机的反冲产物，呼声党公开主张废除地方自治、取缔分裂政党、重建单一且高度集权的西班牙。这种强硬的民族主义立场，使人民党难以再与温和的地方政党结盟。无论是长期在两大党之间游走、寻求利益交换的巴斯克民族主义党（Partido Nacionalista Vasco，PNV），还是其他温和保守派地方力量，都很难在呼声党的排他性立场下与人民党携手。人民党因此受到极右翼盟友的牵制，难以获得组阁所需的议席支持。

桑切斯所在的左翼阵营则选择了一条风险更高的妥协之路。与人民党相比，他的政治考量更务实，但风险也更大。面对马德里等内陆地区得到的支持不足的局面，工人社会党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执政基础很大程度上依赖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为了阻止右翼上台并达到176席的组阁门槛，桑切斯不得不把政府的组成与存续建立在部分地区政党的支持之上，尽管这些地区分离政党长期致力于瓦解西班牙国家统一。

在这些所谓的“造王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流亡政客普伊格德蒙特领导的“全力为加泰罗尼亚党（Junts）”。从经济和阶级立场看，全力为加泰罗尼亚党代表加泰罗尼亚本土较富裕的工商业阶层，整体经济立场偏右，与主张社会福利再分配的左翼工人社会党并不一致；但由于它在领土问题上坚持分离主义立场，也无法与右翼保守政党联盟。

最终，桑切斯为了成功组阁，不得不接受这一政治现实。为了换取全力为加泰罗尼亚党仅有的7张关键选票，桑切斯政府不惜突破常规法治规范，推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巨大争议、并遭到司法界反弹的《特赦法》，赦免参与2017年非法独立公投的分离派要员。

至此，西班牙代议制民主在代表功能上暴露出明显的制度性矛盾。

比例代表制原本是为了让社会各阶层的诉求得到体现，但在西班牙以省为选区的制度安排下，实际效果存在明显倾斜。例如，以动物保护与气候正义为核心的单议题政党PACMA（Partido Animalista Con el Medio Ambiente），尽管在全国范围内能获得数十万张选票，却因选民分布过于分散，难以跨过省级选区的门槛，最终一席未得。相较之下，仅立足于加泰罗尼亚或巴斯克部分地区的地方政党，则凭借支持者在特定地区的高度集中，将选票转化为影响中央政权的关键议席。这意味着在当下的西班牙，地区认同比全国性的议题认同更容易转化为实际的国家权力。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一些全国得票比例极低、且以追求地方分裂为目标的边缘政党，反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国家政权的组成和运作。当妥协、议题交换与司法特赦取代全国范围内的多数共识，并成为维系中央政府运转的主要手段时，这种拼凑而成的执政联盟便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国家预算案的出台、重大政策的落实，都可能成为地方政党追加政治条件的筹码。

桑切斯虽然保住了首相职位，但政府施政的主动权却在一次次让步中不断削弱。这种脆弱性使长期发展规划难以推进，也使现政府在面对政治波动时，不得不把“提前大选”视为摆脱被动局面的最后选择。

未竟的历史清算：佛朗哥遗产与“两个西班牙”的再度对立

半个世纪前，西班牙之所以能在独裁统治结束后较快走上宪政轨道，关键在于朝野各方达成了一项带有历史妥协性质的不成文约定——“遗忘公约（Pacto del Olvido）”。

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无论是曾遭受迫害的左翼流亡力量，还是脱胎于旧体制的温和改革派，都选择了“向前看”：通过1977年的大赦法案，各方既不追究内战与独裁时期的历史罪行，也不对旧政权官员进行激进清算。这种以集体失忆为基础的政治妥协，虽然在特定历史阶段维持了社会稳定，却没有真正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随着经历过内战的老一辈政治家逐渐退场，年轻一代不再接受“为了稳定而掩盖真相”的叙事，历史记忆也重新进入公共讨论。

从萨帕特罗执政时期出台《历史记忆法（Ley de Memoria Histórica）》，到桑切斯上台后进一步推动《民主记忆法（Ley de Memoria Democrática）》，左翼政府不断将历史清算议题推到政治前台。2019年10月，在全国电视直播中，桑切斯政府动用军用直升机，将独裁者佛朗哥的遗骸从象征极权荣耀的烈士谷中强行迁出。在左翼看来，这是清除独裁象征、推动国家走向现代民主的迟来正义；但在保守派看来，这种单方面清算破坏了1978年宪政转型时期形成的和解底线，是借历史之名对右翼进行意识形态打压。

历史记忆的撕裂，也让西班牙思想史上著名的概念——“两个西班牙（Las dos Españas）”——在21世纪重新浮现。

20世纪初，西班牙“九八年一代”的代表人物、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曾在《卡斯蒂利亚田野》中写下这句令人警醒的诗：“新生的西班牙孩子啊，愿上帝保佑你；两个西班牙之一，必将冻结你的心脏。”马查多笔下的“两个西班牙”，概括了西班牙近两个世纪以来的精神对立：一边是恪守天主教信仰、迷恋单一中央集权与帝国旧梦的“传统西班牙”；另一边则是追求启蒙理性、世俗化、地方多元自治与社会公平的“现代西班牙”。这两种力量在近现代史上长期对立，最终在1936年爆发的残酷内战中发生了惨烈冲突，数十万人因此丧生。

1978年民主转型曾试图通过一部包容性的宪法弥合这两派之间的分歧，但如今，这道历史裂痕再次显现。面对左翼在历史记忆、世俗化和激进平权议题上的持续推进，极右翼的呼声党应运而生。呼声党打破了传统保守派原有的克制，高调重新强调“传统西班牙”的文化象征：捍卫天主教历史遗产，并将斗牛提升为民族身份的核心象征。近年来，随着动物保护呼声不断上升，斗牛逐步受到禁止；呼声党对斗牛的维护立场，则在不少被大城市精英忽视的内陆乡村引发强烈共鸣。政治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已超出公共政策与经济民生的讨论，转而成为一场围绕国家认同展开的文化防御战。

在日益极化的政治环境中，政客们将历史创伤转化为成本较低、效果显著的选举动员工具。每逢选举，桑切斯及其左翼联盟便高呼“抵御法西斯复辟”，声称对手会让国家倒退回独裁时期；右翼阵营则强烈指责左翼“背叛祖国、出卖宪政”，并将桑切斯对分离主义势力的妥协视为对国家的背叛。

当政治竞争变成非黑即白的道德审判，政客们便通过强化对立来巩固基本盘，而代议制民主本应代表的广大民众及其切身诉求，却在意识形态冲突中被不断地边缘化。

以选举代替治理：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制度性黄昏

当我们审视桑切斯在马德里的政治豪赌时，不能将西班牙的困局仅仅视为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一个特例。它是当代西方代议制民主深层病理的折射。放眼今日的西方世界，几乎所有主要代议制国家都在走向政治空转的困境：

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法国，马克龙也曾试图通过提前解散国民议会来阻击勒庞的极右翼阵营，但这一做法不仅未能重塑权威，反而使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陷入其历史上最脆弱、最分裂的“悬浮议会”局面，内阁在左右夹攻下举步维艰；

在曾以稳定、务实和理性妥协著称的德国，中左翼、绿党与自由派拼凑而成的“红绿灯（Ampelkoalition）”执政联盟，在财政紧缩与产业转型的矛盾中内耗殆尽，执政公信力大幅下降，直接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的历史性突破铺平了道路；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两党政治早已蜕化为零和博弈的“否决政体（Vetocracy）”，国会运转高度瘫痪，四年一度的大选不再是凝聚国家共识的过程，反而成为又一场周期性“内战演习”的动员现场。

从马德里、巴黎、柏林到华盛顿，曾经被一些政客和学者奉为圭臬的西方代议制民主，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制度性解构。这暴露出当代代议制体系难以自愈的内在结构性缺陷：

第一，手段与目的的颠倒：“以选举代替治理”的政治短视。代议制民主的合法性，本应建立在“通过选举授权政府，以实现有效公共治理”的基础之上。然而，在媒体政治与极化选举的推动下，这一逻辑被倒置了：选举从实现治理的手段，异化为政治精英获得执政权力的目的。面对去工业化带来的阵痛、人口结构失衡、财富分化以及移民融入等需要跨越数十年周期才能应对的深层挑战，政客们既缺乏意愿，也缺乏能力推动触及根本利益的改革。相反，他们频繁使用“提前大选”等宪政工具掩盖治理危机。马克思·韦伯笔下应该“把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政治家们逐渐沦为选举操盘手，国家战略则让位于下一次大选的胜负计算。

第二，代表性机制的异化：在“多数暴政”与“少数绑架”之间两头落空。西方代议制自诞生以来，就面临包容性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张力。多数决定制度容易滑向两极撕裂与多数暴政；而比例代表制则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追求理论上的多元代表，制度系统性地赋予边缘激进派不成比例的否决权。正如西班牙的现实所呈现的那样，国家政治方针不再取决于全社会多数人的普遍意愿，而是沦为少数地方分离主义势力或极端议题政党坐地起价的筹码。代议制不仅未能弥合社会分歧，反而制度性地放大了离心倾向，使国家机器丧失了对关键问题做出决断的基本能力。

第三，民主协商的空心化：道德审判取代政策辩论。当传统政党因体制化、官僚化而在关键经济和民生政策上日趋接近时，为了争夺选票，政治竞争便不得不转向最廉价的动员方式——身份政治与文化战争。政治辩论不再聚焦于税率如何设定、公共服务如何改善，而是迅速退化为“民主对决法西斯”“爱国对决叛国”的非黑即白之争。这种以煽动道德审判为核心的政治动员，压缩了理性协商的空间，加剧了社会撕裂，最终侵蚀民主制度赖以生存的社会信任。

回到西班牙，桑切斯的政治处境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凭借高超的权谋手腕和对选举规则的精准操弄，这位“政治九命猫”或许仍能在下一轮选举中险胜突围。

然而，战术上的个人胜利无法掩盖战略上的体制破产。当政治常态变成执政者反复以选举冒险化解危机，当宪法赋予的选举机制被用来掩盖治理困境，每一次提前大选都只是在把西方社会无法回避的危机向后推迟。在一场场没有终局的政治豪赌中，被不断押上并最终输掉的筹码，正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根基，以及西方代议制民主本已所剩无几的制度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