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麟贺：新右翼：挽救欧洲文明的“第四条道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马麟贺，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马麟贺：新右翼：挽救欧洲文明的“第四条道路”？》

编者按

法国政局中，马克龙长期坚持走“第三条道路”，力图弥合左右，实行双重自由主义。但法国社会撕裂的现实使其“与此同时”的空洞政治话语日渐遭到民众唾弃。极右翼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势力。作者发现，极右翼的政治实践与“新右翼”的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要理解今天法国极右翼力量的崛起，不能不对“新右翼”思想的兴起与演变有所洞悉。但是，新右翼理念是否就与极右翼政治完全契合？是否能成为法国乃至欧洲文明未来发展的“第四条道路”？作者对此做了深入的辨析，让我们在纷乱的政治表象之下看到一个更真切的法国和欧洲。

新右翼：挽救欧洲文明的“第四条道路”？

（《读书》2026年10期新刊）

近年来，“极右翼崛起”已经成为欧洲一股无法忽视的政治思潮。随着这股思潮在整个欧洲社会攻城略地，渐有从边缘走向中心之势，主流舆论开始重新审视“极右翼”这个标签，“新右翼”的概念被越来越多地提及。英国《金融时报》特约撰稿人约翰·劳埃德（John Lloyd）于二〇二五年刊登的一篇文章题为《将欧洲所有“新右翼”一概而论具有误导性》。欧洲主流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二〇二六年发布的一份长篇报告认为，一些人将这股力量贬斥为单纯的怀旧者，依靠贩卖“昨日美好”来煽动不满。然而，他们其实惊人地现代——甚至后现代——而且非常适应这个时代：他们是实实在在的“新”右翼（Mark Leonard，The new right：Anatomy of a global political revolution，ECFR，February，2026）。

不过，无论舆论所称的新右翼如何契合当今的时代语境，“新右翼”这个词语并不新。一九六八年，发源于法国的“五月风暴”席卷世界，标志着左翼运动在西方掀起了高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同样在一九六八年，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等人在里昂静悄悄地创建了“欧洲文明研究与学习小组”（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t d’études pour la civilisation européenne，简称GRECE），这是法国“新右翼”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当时的左翼运动构成了浩浩荡荡的时代主流，那么新右翼运动则是一支潜滋暗长的暗流，跨越半个世纪成为当今极右翼政治力量重要的思想来源。新右翼“新”在哪儿？它如何思考法国乃至欧洲的现代化道路？它同当下的极右翼政治力量存在怎样的联系？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在思想层面为今天的“极右翼崛起”现象提供一个不同于惯常解释的新视角。当今从事欧洲右翼研究的重要学者塔米尔·巴昂（Tamir Bar-On）关于法国新右翼运动发展历程的剖析，为解答上述问题打开了一个窗口。

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来源：wikipedia.org）

新右翼的灵魂人物伯努瓦出生于一九四三年，青年时期同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群体关系频密，主张维护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六十年代初期，受到多米尼克·温纳（Dominique Venner）等右翼知识分子的影响，他的民族主义从法国扩展到泛欧的层面，其主导建立的GRECE以“欧洲文明”为名正体现了这一意识，旨在复兴“印欧文明的荣光”。伯努瓦信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无意通过议会选举或暴力行动获取政治权力，而是主张赢取大众的心灵和思想从而获得“长久的权力”（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Alternatives to Modernity，Tamir Bar-On，Routledge，2013，pp.14-15.以下援引该书只注页码）。从六十年代末开始，伯努瓦先后创办了《新学派》《要素》《危机》等刊物，这些刊物为他赢得了法国内外的巨大声誉，其著作《从右看》（Vu de droite）获得了文学领域最高奖项之一的法兰西学院奖，而其思想则对整个欧洲的知识界造成了冲击，意大利的马尔科·塔尔基（Marco Tarchi）、英国的特洛伊·索斯盖特（Troy Southgate）以及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等右翼学者都深受其影响。

自六十年代创立至今，法国的新右翼运动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都同当时的国际背景密切相关。自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开始，痛心并反思法国的衰落一直是法国右翼的思想主题。在冷战的环境下，法国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之间生存，特别是以消费社会为特征的美国式自由主义渗透进欧洲社会的肌理，引起新右翼对欧洲文化深深的危机感。伯努瓦认为，美苏两强的体制都是一种“极权主义”——苏联的“极权”囚禁人的肉体，但在精神层面留下了希望；美国的“极权”却制造“快乐的机器人”，消灭了人的灵魂（p.16）。在反对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同时，新右翼也开始同十九世纪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以及后来的法西斯主义保持距离，以便重塑“右翼的信誉”。新右翼的理念在很多方面同法西斯主义存在相似之处，然而伯努瓦本人对卡里斯马式领导原则、党卫军、暴力崇拜等法西斯主义元素进行了批评。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非殖民化运动接近尾声，第三世界卓然壮大，新右翼在殖民主义问题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一九八六年，伯努瓦出版了《欧洲与第三世界：相同的斗争》（Europe，tiers-monde，même combat）一书，提出欧洲与第三世界应联合起来，反抗美国自由民主和苏联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所强加的均一化，维护自身的文化认同。在这一时期，伯努瓦和新右翼另一位代表人物纪尧姆·法耶（Guillaume Faye）将差异化理论发展成一种文化多样性理论，强调没有任何文化可以称自己是最优越的，一切文化都有保持自身特质的权利。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都是带有“均一化”倾向的意识形态，可能破坏欧洲地方性的文化与民族多样性根基。在全球化和大移民的背景下，新右翼对不受控制的移民感到担忧，认为这一现象对移民的祖国和目的地国的文化都会造成伤害，而造成这一现象的恰恰是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

九十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不仅是地缘政治的重大事件，也重塑了传统的左右之间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格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时间被西方主流思想界奉为圭臬，欧洲的左翼运动陷入低潮。欧洲各左翼政党纷纷放弃阶级斗争的信条，转向了拥抱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左翼的失势加速了右翼的断裂。正是在这一时期，新右翼占据了传统上由左翼把持的激进的、反资本主义的、反体制的话语空间。伯努瓦对左翼发起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欧洲的左翼和右翼都意图保存资本主义，只不过左翼相比于右翼稍微加入了一点国家干预的元素，而他既不喜欢假扮“社会主义”的左翼，也不欣赏视财如命的右翼。伯努瓦的合作者之一、意大利哲学家科斯坦佐·普雷弗（Costanzo Preve）的观点与之呼应：“今天的体制下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真正的对立，左右对立是‘人造的’，反映的是欧洲的‘政治正确’而不是具体现实。”（p.38）新右翼宣称，法国大革命以来传统的左右对立已经无助于认识当今的政治斗争，欧洲文明的未来需要新的引路者和代言人。

新右翼对欧洲文明发展方向的认识，植根于对现代性（modernity）的反思。现代性问题在过去二百年中已经受到思想界的无数讨论。尽管存在很多争论，但基本的共识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构成了探究西方现代性的一条基本线索。“现代性的弊病”在新右翼思想中居于中心位置。伯努瓦认为，西方的现代性以主观化和世俗化为特征。近代以来的世俗化虽然打破了教会对思想的控制，却没有终结宗教关于人类定将走向光明未来的逻辑认知。正是以这一宗教式的乐观主义为前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得支配地位，功利主义和市场原则成为道德准绳，个人主义为“隐性的专制”（soft despotism）腾出空间，西方文明走上了主观而盲目的均一化道路。托克维尔关于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体”的焦虑，从新右翼这里收到了历史的回响。

新右翼关于现代性的观点，似乎同后现代主义者走到了一起。然而面对个人主义的持续滋长，公共空间的消失，以及民族国家的种种危机，新右翼并不满足于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解构，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替代性的方案。这一方案试图融合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有益因素，进而实现对当今西方现代性的超越。在新右翼看来，这种超越摒弃了主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图景，不认同当今西方现代性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等诸多方面带来的后果，但是支持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科学和技术进步。该替代性方案的最终目标是葛兰西式的，在于掀起一场非暴力的“平静的革命”——打破当下自由主义左翼精英的“文化霸权”，推动大多数欧洲人对今天的议会民主制、多元文化主义、移民进程以及建制派的国家认同等等产生质疑（p.85）。无论新右翼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是否准确，今天欧洲社会思潮的深刻变化，表明新右翼正前所未有地接近自己的目标。

现代性的替代性方案，由此成为新右翼政治理念的重要内容。巴昂认为，这套综合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诸多要素的方案，是新右翼为法国乃至欧洲文明未来发展提出的一条超越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传统的保守主义的“第四条道路”。这显然是相较于“第三条道路”而言的。苏联解体之后，欧洲左翼政党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将“超越左与右”作为自己的口号，这一政策转向一度化解了左翼的危机，却没有化解全球化本身的危机，更没有重建民众对政治的信任。“第三条道路”与其说是超越左右，不如说是调和左右，为冷战后胜利的新自由主义增添了一些左翼的色彩，同时也为激进政治的复燃埋下了伏笔。在当下，马克龙主义在法国的式微为“第三条道路”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最新注脚。法国学者吕克·鲁邦（Luc Rouban）指出，马克龙主义遭遇的失败首先是哲学层面的：马克龙深受美国共识文化的熏陶，其口头禅“与此同时”（en même temps）在现实中变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的修修补补。他希望打造超越左右的哲人王形象，然而其秉持的“双重自由主义”，即同时对全球的经济流动和移民流动持开放态度，仅扎根于高学历且拥有相当可观数量财产的选民，从未成为大多数民众的选择（Luc Rouban，La vraie victoire du RN，Paris，2022，pp.50-52，70）。鲁邦所做的调查表明，法国人并非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政治的“脱轨”源于民众对传统左与右的空洞的政治话语感到厌倦，马克龙在左右之间的“与此同时”成了众矢之的。在这一处境下，新右翼提出的更为激进的替代性方案自然承载了更多民众的期待。

这份替代性方案对欧洲的未来有着怎样的愿景？概括而言，它包括社会建设和欧洲共同体建设两个维度：一方面，新右翼反对犹太——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传统，呼唤建立一种基于印欧文明的、非基督教支配的、重视底层的社会秩序。该社会应首先尊重自身的起源、地区和民族，重塑共同体意识，摆脱个人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过度的物质主义造成的消极影响。在经济层面，资本市场应当由精英和“人民”以集体主义与合作主义的方式共同运作。在政治层面，通过更多的公民投票调动民众的政治热情，用直接民主制纠正现行的代议民主制，以此推翻自由主义和左翼政党拥抱移民的体制。

另一方面，新右翼倡导尊重欧洲文明的多样性，呼唤打造一种崇尚地区主义的、帝国式的（而非帝国主义的）、联邦主义的欧洲秩序。在这一秩序下，欧洲内部将形成若干均匀的地区和民族，由此抗衡带有“技术官僚”和资本主义色彩的欧盟，弱化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在欧洲的霸权，使得欧洲再次成为世界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缘政治角色。新右翼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百旗欧洲（Europe of a hundred flags）。这一概念意图超越民族国家和超国家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建立一个有等级的、服从权威的、有合作精神的欧洲帝国。这里的权威不是主权意义上的政府权威，而是一种道德权威。伯努瓦认为，帝国不是一个领土概念，而是一种理念或者说一项原则。真正的帝国能够在团结国民的同时，允许他们保留各自的民族性、风俗和信仰。因此，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不是将一种狭义的“多元文化”强加给所有人，而是允许不同人群保留各自多样的文化传统。伯努瓦明确区分了“帝国”与“帝国主义”：历史上的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等是真正的“帝国”；拿破仑帝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英法殖民帝国以及美苏现代“帝国”则属于“帝国主义”的范畴。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在精神层面具有合法性，是一个文明共同体；后者则来源于统治者个人的利益和野心。二〇一四年，伯努瓦在《元素》杂志举办的研讨会上进一步指出，欧洲不应当只是一个统一市场或一个自由贸易区，而是一项关乎文明的独创工程。

杨·弗雷（Yann Fouéré），布列塔尼民族主义理论家，百旗欧洲概念的提出者（来源：wikipedia.org）

新右翼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法国的知识界。随着大众媒体的蓬勃发展，新右翼关于现代性弊病和欧洲未来的激进主张，通过报刊、广播和电视潜移默化地触及法国民众的精神世界。伯努瓦本人不仅组织刊物的编辑与写作，而且频繁在《费加罗报》、法国文化广播电台（France Culture）等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这符合其初衷，即成为“新右翼的葛兰西”，夺取法国乃至欧洲社会的文化领导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思想流派不会同现实的政党和政治运动发生联系。事实上，新右翼运动为以国民阵线（后更名为“国民联盟”）为代表的极右翼政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话语和人才，成为极右翼政党最重要的思想来源之一。伯努瓦所创立的GRECE的许多成员后来加入了老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例如，皮埃尔·维亚尔（Pierre Vial）在一九八六年加入国民阵线并支持当时国民阵线的二号人物布鲁诺·梅格雷（Bruno Megret），后来又成为国民阵线在欧洲议会的议员；GRECE创始成员之一的伊万·布洛（Yvan Blot）在九十年代成为国民阵线的国会议员；GRECE前秘书长让·克洛德·瓦拉（Jean-Claude Valla）被任命为国民阵线刊物《分钟》（Minute）编辑部负责人；克洛德·巴尔代（Claude Bardet）成为国民阵线理论刊物《身份》（Identité）的主编。国民阵线的标志性口号“民族优先”（La Préférence nationale），则直接借鉴自GRECE前成员让-伊夫·勒加卢（Jean-Yves Le Gallou）于一九八五年出版的著作《民族优先：对移民的回应》（La Préférence nationale：réponseàl’immigration），正是在此书中，勒加卢表达了对平等主义的拒斥和对集体身份的捍卫。

不过，新右翼政治理念与极右翼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双方的确共享着许多基本价值观，譬如排斥自由民主制度与多元文化主义、批判平等主义的哲学、反对大规模移民、敌视现存欧盟机构、强烈的反美情绪等等。但是，国民阵线在政治实践中更倾向于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思考问题，这冲淡了新右翼泛欧的理想图景。一九九〇年，GRECE前主席雅克·马尔洛（Jacques Marlaud）将二者的分歧总结为以下几点：其一，新右翼主张不信教，国民阵线维护基督教文明；其二，新右翼主张泛欧主义，国民阵线宣扬法兰西民族主义；其三，新右翼支持不同族裔在法国土地上保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国民阵线持鲜明的反穆斯林立场；其四，新右翼抨击资本主义是一个“杀死所有民族”的体系，国民阵线没有同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彻底切割；其五，新右翼崇尚贵族式美德，国民阵线充满“军事化气息”。随着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裂痕越拉越大，伯努瓦在二〇一二年宣布自己永远不会投票给国民阵线，因为感到自己与国民阵线“毫无共性”（p.215）。

新右翼同国民阵线之间的尖锐分歧，也反映了其思想自身的局限性。尽管新右翼在法国乃至欧洲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其思想依然存在诸多不可否认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主张建立有等级区分的社会，另一方面又反对新自由主义制造的社会不平等；一方面反对移民冲击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又批判国民阵线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一方面宣扬文化的多样性与差异化，另一方面又提倡特定社会内部的均质化。新右翼不满意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社会的解构，却并未提出一份将替代性方案付诸实践的具体路线图。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新右翼有意告别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老右翼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暴力崇拜等消极要素，却无法在理论层面解决以下问题：一旦理念进入实践，特别是进行了广泛的“大众启蒙”之后，如何避免被动员起来的欧洲社会再次落入法西斯主义的陷阱。诚然如巴昂指出的，新右翼区别于法西斯主义的主要两点在于反对暴力斗争和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然而，如何防止民众（甚至是野心家）在实际的政治斗争中运用暴力，如何阻止“百旗欧洲”摆脱道德约束而再次陷入帝国主义的战争泥潭，新右翼没能提供良好的预案。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就是，伯努瓦严厉批评的国民阵线，恰恰接纳了数量众多的新右翼知识分子。

新右翼所极力反对的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恰恰是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的。尽管战后的全球化自起步之日起就面对着不绝于耳的批评声音，欧洲一体化也始终处在超国家主义和政府间主义的分歧之中，但是这两个进程已经成为无法逆转的既成事实，也构成了当代政治思考的基本前提。伯努瓦曾多次表达对戴高乐的崇敬之情，认为戴高乐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其欧洲主义，承载了法国和欧洲文明的精神。然而即便是戴高乐这样一位被认为具有强烈民族情结的右派人物，依然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支持了欧洲一体化建设。在人们清晰记得“空椅子危机”的同时，也不应忽视正是在戴高乐担任总统期间，法德签署《爱丽舍条约》并共同引领欧洲一体化进程；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六国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将欧洲煤钢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合并为欧洲共同体。欧洲一体化进程本身，并非超国家主义的狂飙突进，而是在关于欧洲未来种种方案的公开讨论中曲折前行的。戴高乐等民族主义者之所以没有阻碍这一进程，或许恰恰表明，民族国家与欧洲一体化并不必然存在矛盾：正是“二战”之后的一体化建设，拯救了欧洲各民族国家衰颓的命运。

哈尔斯坦委员会（1962—1967年），为这一时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the Commission of the EEC，欧盟成立后，演变为欧盟委员会）。该委员会是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执行机构，以时任主席的名字命名。1965年，法国总统戴高乐拒绝了哈尔斯坦提出的共同农业政策，召回了法国驻布鲁塞尔的代表，导致了“空椅子危机”（来源：wikipedia.org）

当然，欧洲一体化是不完美的。今天席卷全欧的疑欧主义，正是对这种不完美的严肃反思。造成这一局面的深层原因，或许在于一体化最初的设计者们试图从经济理性入手搭建欧洲共同体的大厦，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历史和文明特性对欧洲人的意义。正如伯努瓦所言，欧洲人在没有建立起欧洲的情况下解构了国家。欧洲是一项关乎文明的工程，否则将毫无价值。在巴昂看来，新右翼关于现代社会的思考同我们熟知的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一样严谨而理性。我们可能不赞成其针对现代性弊病提出的解决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给他们贴上“反动”“反现代”“非理性”的标签。本文开篇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说法，正呼应了这一观点。

那么，我们通常界定为“极右翼”的政治运动，能否被称为欧洲舆论口中的“新右翼”？当下的现象是，随着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逐步走近欧洲政治舞台的中心，该党一方面在捍卫文明认同、反对无差别移民、批判建制派政治精英等议题上坚守立场；另一方面也降低了批评欧盟机构和资本主义的调门，尤其是在二〇二四年将德国选择党逐出当时欧洲议会的“身份与民主”党团，显示了国民联盟意图同更为激进的种族主义声音相切割。国民联盟扩大政治影响力的过程，也是其与现有的主流政治力量、欧洲一体化甚至全球化收窄距离的过程。极右翼的出现，是对全球化时代自由主义右翼的校正，促使右翼作为一个整体重拾文明这一曾经珍视而如今淡忘的主题。而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右翼的未来，或许在于在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这一时代背景下，重新校准右翼与民众的关系，抚平欧洲人的心灵焦虑，重焕欧洲文明多元一体的光彩。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政治运动的“新右翼”尚在进行时，而非完成时。

（Rethinking the French New Right：Alternatives to Modernity，Tamir Bar-On，Routledge，2013）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