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江歌案之四：十年维权留下什么？四个写给中国法治的制度追问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从正义路到经纬路 ，作者：法律科技人

2016年11月3日，中国留学生江歌在日本东京遇害。

她的母亲江秋莲此后踏上十年维权路，走完了三条法律路径：从日本东京的刑事审判，到山东青岛的民事一审二审再审，再到多地刑事自诉。

她起诉了凶手陈世峰的前女友、女儿的室友刘暖曦，

起诉了十多名在网上造谣抹黑她的人，

捐出了全部69.6万元赔偿款成立江歌专项助学基金。

2026年9月30日，她在甘肃金昌的最后一桩案件庭审结束后写下尘埃终将落定。

十年维权留下了什么？从东京到青岛，从福建到甘肃，十余起案件走完全部程序。但比判决书上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四个关于中国法治的制度追问。问题已经摆在桌面上，接下来需要的，是制度层面的回应。

追问一，自诉制度在网络时代还适用吗

侮辱罪和诽谤罪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制度初衷是尊重被害人的处分权，让她自己决定要不要告。在传统社会，侮辱诽谤多发生在熟人之间，影响范围有限，被害人可以权衡后决定是否起诉。

但网络时代变了。一条微博的传播范围可以覆盖数百万用户，损害后果远超传统场景。侵权者匿名发布，证据随时删除，被告身份难以锁定。自诉人需要承担的取证、公证、跨省诉讼成本，已经远远超出制度设计时的预期。

江秋莲的案例给出了具体数据。起诉网暴者谭某案从案发到二审维持历时近四年。起诉网暴者林某案从立案到二审维持耗时近三年。十余起案件同时推进，时间成本成倍叠加。对于普通网络暴力受害者，这样的成本几乎不可承受。

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但书条款规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将部分案件纳入公诉范围。但江秋莲的十余起案件中，仅张某宁案以寻衅滋事罪公诉，其余均为自诉。现有公诉例外条款的适用范围，还不足以覆盖网络暴力的典型形态。

改革方向是适度降低网络侮辱诽谤案件的公诉门槛。侵权言论转发量超过一定数量级、侵权行为持续超过一定时长、对同一被害人有多名侵权者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这些情形已经超出了个人名誉纠纷的范畴，应当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追问二，网络暴力的法律工具够不够用

江秋莲的维权路径覆盖了民事和刑事两条线，但她没有使用行政法律工具。不是疏忽，是中国目前虽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一般条款，却缺乏针对网络暴力的专门行政处罚机制，启动也难。

现行法律形成了一个断裂带。刑事自诉门槛高、成本大。民事侵权周期长、赔偿低。行政处罚力度弱、启动难。三条轨道之间缺乏衔接，网络暴力受害者在法律工具的选择上面临困境。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王志远指出，目前网络生活参与者言行的边界感和责任感不强，非理性情绪宣泄情况普遍，网络暴力的确到了需要加强治理的时候。

构建网络暴力综合治理体系，需要在三轨之间建立衔接。行政层面建立快速投诉和处置机制，由公安机关对未达犯罪门槛的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民事层面建立网络侵权案件快速审理程序，缩短周期降低成本。刑事层面扩大公诉范围，建立自诉转公诉的衔接通道。三轨衔接，才能形成有效法律规制。

追问三，精神损害赔偿有没有统一标准

城阳区人民法院在江歌案中酌定的2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在2022年属于较高水平。法院参考了行为情节、损害程度、社会影响三个维度，形成了酌定参考框架。

但中国民事审判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至今未实现全国统一。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类似案件的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可能存在数倍差距。这种不确定性，既影响当事人对诉讼结果的预期，也影响法院裁判的统一性。

改革方向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指导标准。将行为情节按过错程度分三档，损害程度按精神健康影响分级，社会影响按关注度和评价变化分级。三个维度的组合对应不同赔偿区间，为法院酌定提供可参考的量化工具。

对于见义勇为者在救助过程中遭受损害的案件，精神损害赔偿标准应当高于一般侵权案件。法院在江歌案中特别指出江歌无私助人的行为应予褒扬。这一价值导向应当制度化。

追问四，受害者能得到法律援助吗

江秋莲能在十年间走完十余起案件的全部程序，得益于持续的社会关注、专业律师团队、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她本人持久的意志力。但大多数网络暴力受害者并不具备这些条件。

她曾在维权途中遭遇青岛一名律师欺骗，支付10万元律师费后案件未推进，白白耽误九个月。即便是有社会关注度的事主，在法律服务市场中都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对于没有关注度的普通受害者，如何选择律师、如何判断专业能力、如何保护自己权益，都是信息黑洞。

现有法律援助制度主要覆盖刑事辩护和特定民事案件，网络暴力受害者的法律援助尚未纳入制度化保障范围。改革方向是将网络暴力案件纳入法律援助覆盖范围，为经济困难的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证据保全指导和诉讼代理服务。

同时可以参考最高法发布指导案例的制度路径，将江秋莲诉网暴者系列案中的谭某案、林某案中形成的裁判规则，通过司法渠道上升为指导案例，为后续案件的当事人和律师提供操作指引，降低维权的信息成本。

尘埃落定不是终点

江秋莲的十年维权，不是一场个人的战争，而是一面制度的镜子。这面镜子照出了跨国追责中的管辖权壁垒，照出了民事侵权法在道德义务法律化方面的审慎突破，照出了刑事自诉制度在网络时代的全面失灵，也照出了受害者法律援助体系的制度缺位。

尘埃终将落定，这是江秋莲的个人感慨。但对于法治建设，尘埃的落定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十年维权积累的制度追问，不应随金昌案的宣判归于沉寂。

四个方向的改革，不需要推翻现有制度，而是在现有框架内进行增量完善。自诉制度的适用边界需要重新审视。网络暴力治理的法律工具需要补齐缺口。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化需要加快推进。受害者法律援助的覆盖范围需要扩大。

每一项改进，都可能让下一个网络暴力受害者的维权之路少一些壁垒，多一些保障。你今天关注的制度问题，可能就是明天保护你的法律条文。这四个追问的答案，关乎每一个可能在网上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