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亚非青年留学中国，却困在“35岁红线”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返朴 ，作者：返朴

在欧美传统留学目的国筑起签证高墙、中国科研产出强势攀升的交汇点上，来华留学的生源版图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大洗牌。当美国与韩国留学生大幅退潮，成千上万来自亚洲和非洲的青年学者正带着极其务实的职业规划走进中国的实验室。

他们不再只是来学中文的“文化过客”，而是试图在这里掌握人工智能、气象建模与工程技术标准。然而，在慷慨的奖学金与先进的科研设施背后，语言藩篱、“孤岛”式的校园管理以及毕业后“35岁门槛”与工作签证的制度性困局，在考验中国成为全球科学人才汇聚之地所该具备的条件。

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机房里，来自尼日利亚的博士生阿米努·达尔哈图·达蒂（Aminu Dalhatu Datti）研究的依然是故乡的雨。

在来中国之前，达蒂在位于阿布贾的尼日利亚气象局（NiMet）工作。西非农业高度依赖雨水，但在广阔的稀树草原和干旱地带，地面气象站分布稀疏，气象部门往往需要借助卫星来估算降雨量。问题是：天上卫星算出的结果，和地面真实降水的误差究竟有多大？

2024年5月，达蒂作为第一作者在《遥感》（Remote Sensing）期刊发表了一篇论文。他调取了尼日利亚境内42个雨量站从2002年至2022年的地面观测记录，逐一检验了ARC2、CHIRPS和TAMSAT三种卫星降水估算产品在尼日利亚不同农业气候区的误差表现。这篇论文的共同作者，来自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尼日利亚气象局、英国雷丁大学以及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

达蒂是近年来快速壮大的一个群体的缩影：来自亚洲、非洲等中低收入国家的学生，正越来越多地选择到中国接受研究生教育。

10月6日，《自然》（Nature）发表长篇报道关注了这一趋势。在欧美传统留学目的地收紧签证与经费的背景下，中国科研产出的跃升、稳定的奖学金资助，以及中国与发展中国家日益紧密的基建与经贸网络，正在重塑全球青年科研人员的流动方向。

从“语言游学”转向“硬核工科”

自2022年底以来，来华国际学生人数持续回升，但校园里的面孔和专业分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4—2025学年，共有来自191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8万名国际学生在中国高校学习，较上一学年增长15%。

从绝对规模看，这一数字仍未恢复到疫情前的峰值。2018年，中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人数曾达到49.22万人的历史高点。如果放进中国高等教育4850万在校生的庞大体量中，国际学生占比还不到1%（约0.78%），远低于英国（24%，290万在校生中有68.6万国际学生）和美国（6%，2010万在校生中有120万国际学生）的水平。

但在收缩的总量之下，来华留学生的内部结构完成了一次洗牌。

首先是学历层次与学科重心的上移。早年的来华留学生中，短期语言进修和交换生占据了近半壁江山；而在2024—2025学年的38万名国际学生中，攻读学位的“学历生”达到20.5万人，占比约54%。其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约7.18万人，占全部学历生的35%。在专业选择上，就读工科的学历生占比达27.8%，居各学科之首，取代了早年以汉语言和临床医学为主导的格局。

其次是生源版图的重心转移。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文雯指出：“尽管来华留学生的总数在疫情后有所反弹，但生源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

国际高等教育分析机构QS的统计显示，2018年，中国前五大国际学生来源国依次是韩国（5.1万人）、泰国（2.9万人）、巴基斯坦（2.8万人）、印度（2.3万人）和美国（2.1万人）。而到2024年，排名前五的国家变成了泰国（3.4万人）、巴基斯坦（3.3万人）、越南（2.8万人）、俄罗斯（2.1万人）和印度尼西亚（1.8万人）。目前在华国际学生中，61.1%来自亚洲，非洲占16.2%，欧洲占15.6%，美洲与大洋洲合计占7.1%。

与之相对的是韩国和美国生源的断崖式下滑。韩国教育部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3年间，赴华留学的韩国学生人数缩水了近80%；QS的数据则显示，美国在华留学生人数从2017年的约2.4万人，降至2023年的约400人。研究人员分析认为，疫情期间严格的封控措施、地缘政治摩擦，以及美韩两国民众对华观感的变化，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

与此同时，传统西方留学目的地的政策门槛正在抬高。2024年至2026年间，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先后采取了削减学签配额、上调签证费用或限制陪读与毕业工签等措施。在美国，IIE发布的《2025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24—2025学年在读国际研究生人数下降3%，新入学国际研究生人数下降15%；除了签证审查趋严和科研经费波动，联邦政府还于2026年10月向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9所顶尖高校发出传票，针对其大规模使用J-1签证招收国际博士后的做法展开调查。

《自然》在2025年底发布的一项覆盖全球107个国家、近3800名博士生的调查指出，高昂的生活成本与签证不确定性，正让全球博士生的跨国流动变得愈发务实。

“去一个面向未来的国家”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理工科博士生而言，中国高校的吸引力首先来自科研基础设施与前沿技术能力的提升。

达蒂所在的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前身是南京气象学院，其大气科学学科稳居中国顶尖行列，校内设有1993年经世界气象组织（WMO）批准成立的WMO南京区域培训中心，迄今已为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数千名气象科技人员。

达蒂看重这里的学科实力，尤其是能够支撑复杂气候模型运算的先进超算系统。在南信大气象灾害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达蒂利用地面气象观测网数据，评估多源卫星降水产品在尼日利亚不同农业气候区的精确度，并研究大洋海温与西非极端气候的遥相关机制。读博期间，他还多次在中国参加国际气象学会议，积累学术人脉。完成博士学业后，他计划回到尼日利亚气象局继续从事防灾减灾研究。

同样在南信大读博的印度尼西亚学生法特玛·萨蒂亚尼（Fatma Satyani），走的是另一条技术转移路径。她在印尼巴淡岛世界大学（Universal University）完成本科学业后，于2023年在母校的建议和协助下前往中国深造，希望学成后归国任教。

在南信大读完两年工商管理硕士后，萨蒂亚尼决定留校继续攻读大数据与商业智能方向的博士学位。“我想学一些对未来有用的东西。”她说。在她看来，中国在企业与政府治理中广泛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工具，是观察和学习数字技术的最佳现场，“要学习面向未来的知识，就应该去一个面向未来的国家。”

在东南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与建设管理博士学位的阿里·法特希（Ali Fathy），原本是埃及坦塔大学（Tanta University）的助理讲师。他表示，自己会把在中国学到的一切——包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提高工程效率——带回埃及教给自己的研究生。法特希表示，中国通过快速现代化成功实现了发展，自己在这里学到的知识非常实用，对埃及这样的中低收入国家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这些微观个体的感受，与中国宏观科研投入和产出的增长遥相呼应。2026年6月发布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显示，中国的高质量科研产出份额较上一年增长22.4%，在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应用科学及地球与环境科学五大领域均居全球首位，全球排名前十的高校中中国占据九席。2026年，中国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增至近1.3万亿元人民币；同年3月的中关村论坛上，中国宣布向全球科研人员开放十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其中包括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中国天眼”）、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人造太阳”）以及子午工程二期。

从奖学金到“产教出海”：算过经济账的双向选择

在科研硬件之外，现实的经济资助、生活环境与就业预期，构成了亚非学生来华读博的另一重推力。

2010年，中国启动《留学中国计划》；2016年，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将教育和经贸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两翼”。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已涵盖140多个合作国家，其中绝大多数为中低收入国家。

在《自然》采访的在华外国博士生中，所有人均获得了政府奖学金。资助标准因项目而异，但博士生奖学金通常覆盖全额学费、医疗保险、免费或补贴住宿，并提供每月生活津贴。例如，萨蒂亚尼获得的中国政府奖学金（CSC）为她提供免费住宿和每月350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助。

对于来自印尼雅加达的柴里娜·哈努姆·西雷加尔（Chairina Hanum Siregar）而言，奖学金与公共安全共同决定了她的去向。西雷加尔目前是四川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三年级博士生。此前，她曾申请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校，但未能获得奖学金；出于对公共安全的担忧，她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申请美国大学。“作为一名女性，安全非常重要，我很喜欢成都这座城市的安全感。”她说。

不过，如果将来华留学的增长完全归因于官方奖学金的“输血”，并不足以解释全貌。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2025学年，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仅占全部38万来华留学生的约8%（2018年这一比例为12.81%），超过九成的国际学生为自费或通过其他渠道来华。

英国斯旺西大学（Swansea University）社会学学者屠梦薇认为，这一趋势是政策引导与学生个体职业规划共同作用的“双向过程”。

屠梦薇在2019年至2023年间对在华巴基斯坦博士生及毕业生进行了追踪调查，相关成果于2026年发表在《人口、空间与地方》（Population,Space and Place）期刊上。她发现，随着规划总投资达62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推进，连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与中国新疆的交通与能源基建网络逐步成型，当地年轻人敏锐地意识到：掌握中文、拥有中国工科学位或建立中国人脉，能够显著转化为本国就业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QS教育顾问Alice Wei也指出，中国与泰国、巴基斯坦、越南等国频繁的经贸往来，以及东南亚经济快速增长催生的本土技术人才缺口，直接拉动了年轻人赴华求学的需求。

为了匹配海外基建与产业落地的需求，中国高校的培养模式正在从传统的“招进来”向“定制化联合培养”演进。

上海同济大学在2025年联合中国交通建设集团、肯尼亚内罗毕大学（University of Nairobi）等机构，推出了面向肯尼亚的土木工程硕士培养项目，并筹建同济大学肯尼亚国际工程师学院。同济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常务副院长刘春介绍，该项目计划于2026年10月启动，每年招收约50名肯尼亚学生。学生先在内罗毕大学接受同济大学教师的授课，随后可申请赴同济大学上海校区学习18个月。

在肯尼亚，中资建筑企业承建了大量公路、铁路和水坝项目，长期面临中非工程技术标准差异与本土工程师匮乏的痛点。刘春表示，该项目对接了肯尼亚工程师委员会（EBK），旨在培养既理解两国文化、又同时具备中国和肯尼亚双边专业工程师认证资格的本土工程人才。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学者Carolin Formella与Tobias Heidland在2026年6月发布的研究简报中，分析了3.3万余份同时具有非洲和中国教育经历的领英（LinkedIn）履历（其中约5000人有博士经历），样本中的留学者在毕业后主要回到非洲，教育与科研是重要的就业领域。中国科学院中非联合研究中心主任王青锋在2024年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也介绍，该中心已招收14个非洲国家的320名硕博研究生，已毕业者中超过80%回到本国政府、高校或研究机构工作。

在肯尼亚，查尔斯·穆莱克·伊尼亚瓜（Charles Muleke Inyagwa）于2006年获得南京农业大学分子寄生虫学与免疫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2012年至2019年间担任埃格顿大学（Egerton University）兽医医学与外科学院创始院长。他的女儿伊维兰（Everlyne M’mbone Muleke）也于2017年在南京农业大学获得园艺学博士学位，目前在肯尼亚马辛德·穆利罗科技大学任教。

查尔斯回国后依托肯尼亚国家研究基金（NRF）的基础设施资助，在埃格顿大学建起了食品安全实验室，使研究得以在本土运转。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与“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联合设立的校友访问机制，也开始资助毕业后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校友短期回访中国科研院所，以维系毕业后的合作研究。

校园“孤岛”与毕业后的“35岁门槛”

尽管对发展中国家博士生的吸引力显著增强，但受访学者普遍认为，中国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仍须跨越多重现实障碍。

第一道障碍是语言与教学质量的不均衡。“语言壁垒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文雯指出，虽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顶尖学府能够提供高质量的全英文授课项目，但很难要求所有中国高校都具备同等的师资与英文教学水准。

与此同时，为了顺利毕业，大多数外国博士生仍须通过一定等级的汉语水平考试，以证明自己具备在华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语言能力。在东南大学读博的埃及学生法特希坦言：“我在这里唯一的挑战就是语言，因为我的中文说得不太好，只能日复一日地努力去学。”

教育学者戴坤与Dely Lazarte Elliot曾访谈北京一所大学的6名国际博士生及其导师，研究发表于《牛津教育评论》（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他们发现，来自孟加拉国的博士生Amir（化名）因在华读过硕士、中文流利，同门会主动邀请他参与项目，他也能帮助中国同学润色英文论文；而在巴基斯坦博士生Lipon（化名）所在的课题组，组会交流以中文为主，需要导师在中外学生之间作简要翻译，他在课题组核心合作中的参与度也因此受限。

第二道障碍在于校园管理的“二元割裂”与学位认可度。出于出入境管理与公共安全规范的历史传统，中国高校长期将国际学生与中国本土学生分开管理。文雯等学者在发表于《国际中国教育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的研究中，曾将来华留学教育称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一座孤岛”——许多国际学生就读于专门开设的英语授课项目，住在独立的留学生公寓，极少有机会与中国同龄人一起上课、住宿或协同开展科研。近年来中国教育部门虽然一直倡导“趋同化管理”，但在实际执行中，这种物理与社交上的“孤岛效应”依然普遍存在。此外，在部分国家的学术就业市场上，中国高校博士学位的含金量仍被认为不及欧美老牌名校。

而对于那些完成了博士学业的外国青年学者来说，最直接的困境来自毕业后的去留。

“在我访谈过的国际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希望毕业后能继续留在中国生活，但他们发现很难拿到工作签证。”屠梦薇说，“从中国移民管理体系的传统逻辑来看，外国留学生来华的唯一目的就是读书，读完之后，制度预设他们应当回到自己的国家。”

按照常规规定，外国人的学生签证（X签）转为工作签证（Z签），通常需要具备至少两年的相关工作经历，这一门槛直接将许多应届外籍毕业生挡在了门外。尽管自2017年起中国已出台针对符合条件的优秀外籍硕博毕业生免除两年工作经历限制的政策，并在2025年10月正式增设了面向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外国青年科技人才的“K字签证”（允许无需国内雇主担保入境开展科技交流与创业等活动），但政策红利向基层高校和普通就业市场的传导仍需时间。

屠梦薇在2026年的论文中还指出了另一个颇具中国本土特色的障碍——学术界的“制度性年龄门槛”（Institutional Ageism）。

在中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博士后进站以及讲师、助理教授等初级教职的招聘，普遍设有一条严格的“35岁红线”。与中国本土学生一路从本科直读硕博、往往在30岁前拿下一纸文凭不同，许多来自亚洲和非洲的博士生（如埃及的法特希、尼日利亚的达蒂）在来华之前，已经在本国高校或政府机构工作了数年。当他们在中国熬过漫长的实验与论文周期、戴上博士帽时，年龄往往已经逼近甚至超过35岁，在求职中国学术岗位时直接撞上了年龄天花板。

结语

香港大学科技政策学者王砚波认为，吸引有潜力的国际学生来华深造，使他们能够获得对中国社会与制度的一手认知，客观上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

而在屠梦薇看来，无论是向全球开放“中国天眼”（FAST）和“人造太阳”（EAST）等大科学装置，还是吸引更多海外博士生与博士后，其意义都不仅限于外交层面的软实力输出。青年科研人员与博士生是实验室产出的生力军，她认为，这些研究人员最终将在推动一国整体科研能力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

对于走在南京校园里的萨蒂亚尼和达蒂们而言，宏大的地缘叙事或许并不在日常考虑之中。他们寻找算力更强的机房、更充足的经费和更有确定性的职业阶梯——这是一场具体而微的人生突围，他们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只为在这个急速奔向未来的国度里，找到属于自己未来的那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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