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上岸付费上班，有些人会说“我愿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作者：叶克飞

前两天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太原某小学招聘教师，无薪酬待遇且不提供食宿。

根据学校发布的公告，招聘岗位的要求非常明确：必须为全日制普通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取得小学及以上学段教师资格证，且正式上岗前取得本科毕业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普通话水平二级甲等及以上证书。工作内容则包括参与备课、听课、磨课、试教、作业批改、班级管理、课后服务、校园活动组织等教育教学相关工作。

但到了待遇与保障栏，校方写的是“学校提供跟岗岗位及教育教学资源，无薪酬待遇；跟岗期间须遵守学校各项管理制度；学校可以安排校内午休，请自行解决食宿问题。”

极目新闻记者采访该校，工作人员表示招聘信息属实，学校主要为应聘者提供学习的机会和平台，考核期过后可以和第三方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合同，“考核期大约一个学期，转正以后也是劳务派遣性质的，正式教师编需要参加统一考试才行。签订合同以后只有五险，没有公积金，每月实得工资大概1900元。”

工作人员还表示，由于学校不会为跟岗教师提供食宿，因此应聘者大多是当地人，“现在已经有人到岗了，应聘的话建议根据实际情况慎重考虑。”

当地人社局和教育部门随即介入，表示无薪招聘不合规。根据最新消息，校方表示此前考虑不周全，已停止招募，未实际招到人。

记者采访时，工作人员说“已经有人到岗”，舆情一闹大、有关部门一介入，就说“未实际招到人”，对中国社会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虽然闹剧叫停，但这事儿足够让人思考。去公办学校无薪酬跟岗，其实是有人愿意的，起码很多老人愿意让自家孩子去，反正去跟班学习，晚上回来吃饭睡觉，啥也不耽误，还能“锻炼人”。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去公办学校干活，哪怕是无薪酬跟岗，哪怕教师编仍然需要考试，仍然被视为一种编制层面的“预备役”。退一万步说，即使考不上教师编，日后拿到学校口中的第三方劳务派遣合同，在很多人看来也是个选择，“骑牛找马，边干边考，总有上岸的一天”。

教师编制在体制内属于基数最大但相对最弱势的一环（地方财政吃紧，要削减或延迟发放体制内奖金，首选都是教师），但对于找不到工作的人来说仍然具有极大吸引力，哪怕无薪酬、哪怕第三方劳务派遣，都会被视为一条出路和“上岸”前的铺垫。如果是机关单位招考雇员，诱惑力可就更大了。

太原这所小学的无薪酬招聘虽然被叫停，但此前的招聘公告足以看出学校作为“公家单位”的傲慢（哪怕只是最基层的“公家单位”），同时也能看出社会的内卷状况。

这几年经济下行，很多行业难以为继，“为了上岸甘愿无薪酬上班”的说法，我还真的听说过，虽然暂时没发生。之前就有人算过一笔账，认为有编制就有高额退休金，比体制外高得多，所以如果有编制，哪怕无薪酬上班，以后国家能养起来，也比辛辛苦苦打工一辈子更划算。

这个说法当然极度愚蠢，因为如果经济下行、各行业难以为继，甚至还要被AI取代，税源不足，财政吃紧，公务员教师等又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只能吃财政饭，那么“国家的钱”从哪里来？如今体制内退休人员的高退休金并非历史常态，而是依靠经济腾飞期以来（尤其是加入世贸后的高歌猛进）几代人的财富积累供养。

之前甚至有人开玩笑，认为以这年头考编制的热度，哪怕付费上班都会有范进式的人趋之若鹜。太原这事儿虽然被叫停，但也算是个隐喻。

无薪酬上班的荒谬，不在于“有人愿意”，而在于一个社会把“用劳动换报酬”这条最朴素的规则都逼到了需要“倒贴”才能参与游戏的地步。

校方事后辩称“跟岗老师不上课也不带班”，只是“搭建教学实践平台”，但招聘信息上白纸黑字写着的工作内容是“备课、听课、磨课、试教、作业批改、班级管理、课后服务、校园活动组织”。一所公办学校，要求本科以上学历和教师资格证，让人干着正式教师的活，却开出“无薪酬、食宿自理”的条件，这已经不是“考虑不周”可以搪塞的。

但无薪酬上班和付费上班，在历史上真的有过，而且总是指向一个深层结构：在一个准入资格被高度垄断的体系里，劳动者为了获得“上场”的资格，不得不预先承担本应由用人方承担的成本。

清代的候补制度就是这样。捐纳制度下，一个人花钱买到官衔，只是取得了“候补”的资格，还必须到任职地衙门上班，等待实缺空出。候补官有“灾官”之称：没有实际差使，就没有分毫收入，但既然顶着一个“官”的身份，就必须维持体面排场，雇用长随、酒食征逐、交际应酬，样样都要花钱。江宁一地的候补官与实缺之比达到八十比一，大多数人终身补不上缺，穷困不堪，甚至“饥寒而死”。

为了熬下去，候补官员不得不借“官吏债”，即一种专为穷官设计的高利贷，放贷者甚至跟着官员去上任，从未来的陋规收入中分红。候补官在“上班”，但他们是在倒贴钱上班，赌的是一个永远可能不来的实缺。

这套制度的荒谬之处不在于“有人愿意赌”，而在于制度本身把“等待被任用”变成了一种需要劳动者自行融资的漫长消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乡村民办教师也是类似情况，身份是农民，不纳入国家正式编制，报酬靠生产队记工分，国家只给少量现金补贴。他们不是“无薪”，但薪酬水平极低，且完全落在正式财政供养体系之外。这是一种以身份区隔为基础的低成本用工，也就是说，在体制边界之外，一大批人在用近乎义务的方式维持着基层公共服务的运转。

太原这所小学设置跟岗岗位，傲慢之下的逻辑很简单：编制是稀缺的，进入编制的通道是垄断的，因此学校可以把自己本该承担的用人成本转嫁给求职者。学校省下了一笔人力开支，求职者付出的是时间、劳动和食宿成本。它跟实习不一样，因为跟岗教师承担的是备课、班级管理、课后服务等完整的教师职能，它也不是培训，因为学校并没有提供一套有明确产出的培养体系。它就是以“储备”之名，行免费用工之实。

至于“有编制就有高额退休金，哪怕付费上班也值”的心态，仅仅是将过去二十年体制内待遇相对优渥的一段时期，误认为中国历史常态。

1992年，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如果当时的体制内岗位真的意味着“旱涝保收的高额退休金”，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用脚投票。下海潮的出现，恰恰说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体制内的工资待遇并不具有压倒性的吸引力，甚至在某些地区和层级，工资拖欠是普遍现象。

公务员和体制内岗位的“香”，是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扩张与经济高速增长共同支撑起来的特定历史阶段产物。它不是“编制”这个身份本身所固有的属性，而是特定财政结构下附着在编制上的一种阶段性红利。

编制所承载的“养老承诺”，也从不是无条件支付的契约，而是需要持续财政能力去兑现的、有条件的保障。

内卷的本质不是竞争本身，而是当所有竞争者的努力都指向一个并未扩大的准入名额时，竞争的成本会不断向上转移，最终由竞争者自己承担。学校作为公办单位，本应以公共财政为支撑提供有报酬的劳动岗位，但如果它选择把用人成本外部化，就是让求职者用自己的积蓄和劳动去补贴一所公立机构的运转，这跟清代候补官员借高利贷“上班”并无本质区别。体系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是因为它确信排队的人足够多，多到不需要为“试用”支付任何代价。

历史上真正打破这种逻辑的，从来不是个体的道德觉醒或“更聪明的选择”，而是外部规则的介入和替代性机会的出现。1992年下海潮之所以能发生，是因为市场经济打开了一个体制外同样可以积累财富和尊严的空间，人们不必在“免费候补”和“永远出局”之间做选择。

但很显然，许多人无法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更迷信自己的低认知。为了上岸，他们可能真的什么都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