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40年，中国制造靠什么继续赢？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科工力量 ，作者：王润莲

越南的货物贸易额，第一次跨过了1万亿美元。11月3日，越南统计部门公布，今年前10个月，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0105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2.3%。同期注册外资达到548.5亿美元，同比增长74%，创2009年以来新高。

这份报告还有两个数字值得注意：外资企业贡献了越南81.2%的出口额，而中国仍然是越南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今年前10个月，越南从中国进口商品超过2100亿美元。

当下的越南工厂，背后是一张跨越国界的产业链。生产在越南完成，设备和零部件来自其他国家，产品再销往欧美市场。过去几十年集中在中国发展的部分制造环节，正在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

这样的变化，在世界工业史上已经发生过多次。

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开始将制造业优势让渡给美国和欧洲大陆。二战后，美国和欧洲的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日本。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又将纺织、轻工等产业逐步转移到韩国、中国台湾等亚洲新兴经济体。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并在此后数十年间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这背后有一条反复出现的规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推动工资和土地等成本不断上涨，资本便开始寻找成本更低的生产地点。而率先完成工业化的国家，要想继续保持优势，就必须发展更复杂、更有技术含量的产业。

当下，争夺制造业的远不止越南。印度、印尼、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希望承接更多产业投资，美国和欧洲则通过关税、补贴和产业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低成本国家向上争取，发达国家向内拉动，中国制造业正面临来自两个方向的竞争。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太多时间重新适应这种情况。根据财经作家分析师Boden的观点，全球制造业中心大约每40至60年发生一次转移。如果以1990年中国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为起点，按照50年的时间跨度估算，到2040年便是又一个节点。距离今天，也只不过14年。

过去几十年，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在技术、设备、人才和产业配套上积累了其他国家难以短期复制的优势。但当生产不断向全球分散，能够把不同国家的工厂、供应商和技术团队组织起来，同样会成为一种重要的工业能力。

中国制造业的下一步，既要守住国内的产业根基，也要争取成为全球生产的组织者。相比过去把工厂建得更多、把产品卖得更远，这是一场难度更高、时间也更紧迫的竞争。

全球都在争制造

11月6日，印度政府新批准12个电子元器件制造项目，预计投资750.3亿卢比，涉及电路板、电池材料、精密模具和自动化设备。终端组装之外，印度正在争取更多材料、零部件和装备生产。

印度宣布批准12个电子元器件制造项目。印度新闻信息局

印尼也在加快承接制造业投资。印尼投资与下游产业发展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印尼实际吸收外国直接投资777.8万亿印尼盾，同比增长20.7%。其中，基础金属及金属制品行业吸引外资246.6万亿印尼盾，占全部外资的近三分之一。11月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印尼第三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87%，其中基础金属行业增长9.94%。依托镍、铝土矿等资源，印尼正在把更多冶炼、材料加工等制造环节留在本国。

巴西也是此轮全球制造业转移的承接方。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数据显示，2024年，巴西制造业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同比增长49%，成为当年吸引外资最多的产业部门。2025年，巴西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约777亿美元，跻身全球前五大外资流入目的地。中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企业都在加大布局。巴西—中国企业家委员会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企业在巴西投资61亿美元，同比增长45%。

这些国家吸引制造业的优势，首先是人多、用工成本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25年的调查显示，越南、印度、印尼制造业普通工人的月均基本工资分别为302美元、329美元和385美元，而中国为629美元，超了接近一倍。劳动力多，价格便宜，土地也便宜，如果中国企业还和他们拼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就意味着要用更低的利润、更便宜的工资去竞争，而这恰恰是中国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之后，已经不具备也不应该继续追求的优势。

亚洲主要制造业国家普通工人月均基本工资对比。数据来源：JETRO

此外，欧美也在用资本和政策争夺制造业。

今年4月，凯捷研究院对欧美1200多名高管开展的调查显示，受访美国企业中，48%表示在进行制造业回流投资，高于上年的30%；欧洲相应比例从34%升至42%。这意味着，制造业回流已经不只是欧美政府的政策口号，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投入真金白银。

这种压力也反映在中国自身的数据中。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855亿元，同比下降16.1%；制造业投资仅增长0.6%。到了2026年前三季度，制造业投资进一步转为下降2.1%。

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仍在增长。今年前三季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这意味着，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仍然保持着生产能力，但新增投资已经面临更激烈的全球竞争。

工厂越分散，协作越值钱

值得警惕的是，一旦产业转移出去后，想要恢复就十分困难了。泰国付出的代价，就是十多年的增长停滞。

今年2月，世界银行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制造业仍占泰国GDP的25%，提供超过620万个就业岗位，但其参与全球产业链的环节仍然集中在组装和终端加工，本土增加值不足。曾经被称为“亚洲底特律”的泰国，直到今天仍未跨过高收入国家的门槛。

这样的教训并不只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曾长期占据全球制造业的领先地位，但随着美国、德国等工业国家崛起，其传统制造业优势逐渐减弱。英国下议院图书馆数据显示，1990年至2023年，制造业占英国经济增加值的比重从17%降至9%。尽管金融和商业服务业逐渐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但英国传统工业地区的转型和就业调整，至今仍是长期难题。

美国制造业空心化也是制造业转移的后遗症，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从业人数40年来已减少三分之一，后果就是美国企业想要发展任何硬科技都很难在国内配齐产业链。

从历史趋势来看，中国难道不可避免地要重蹈覆辙吗？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制造业拥有一项此前其他制造业大国难以比拟的优势，那就是中国已经建成了全世界品类最齐全的产业链，并且在多个细分领域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

11月6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揭示了全球制造业的另一面。在其统计的18个制造业领域中，2024年中国有14个领域的制造业增加值位居世界第一，17个领域的总产出位居第一。

2000年至2024年，全球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外国增加值中，来自中国的份额由3%升至11%。中国海关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同样显示，中间品已经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一半以上，装备制造业则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

这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明显趋势：越来越多国家开始承接终端产品的组装和生产，而中国正在成为这些工厂重要的设备、材料、零部件和方案的供应方。

这，恰好为解决全球生产日益分散、跨国协作效率下降的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

把“一小时产业圈”延伸到全球

中国完整的产业链，有一项不容易被统计出来的优势：几十年的工业生产，培养了一大批懂制造、懂工艺，也懂得如何协调不同企业生产的工程师。

今年5月底，张雪机车在西班牙阿拉贡赛道遇到了麻烦。由于发动机进气温度过高，赛车动力受到限制，连续两回合只取得第8名。

此时，距离下一站比赛已经不到半个月。张雪团队马上将赛场数据传回重庆，国内工程师重新计算导风结构，连夜赶制改件发往欧洲。13天后，修改后的张雪赛车在意大利重新夺冠。

张雪曾解释，自己选择重庆造摩托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产业链完整，在一个摩配市场里，就能买齐造摩托车需要的全部零件。

重庆的优势不只是买零件方便。一辆摩托车从设计到量产，发动机、车架、传动系统需要反复匹配。工程师既要懂设计，也要知道零件能否加工、设备能否满足要求、供应商多久能够交货。出了问题，还要迅速找到症结，组织各个环节共同解决。

这种能力来自长期生产积累，很难全部写进图纸，更不会随着生产线搬迁，自动转移到另一个国家。

哈佛商学院教授Gary Pisano和Willy Shih曾提出“工业公地”的概念：制造业的竞争力，不仅存在于设备和工厂，还存在于工程师、熟练工人和供应商长期合作形成的技术知识之中。制造业大量外迁，也可能造成这些能力流失。

但反过来，中国几十年完整的产业链，积累下来的不只是庞大的产能，还有一批熟悉制造全过程、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技术人员。这种能力不会因为部分低附加值制造环节的转移而自动消失。

当下，这种经验和能力正在成为推动全球制造业效率提升的关键。今年4月，安联研究部门发布的一项针对全球60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80%的受访企业在过去一年调整过贸易或供应链路线。安联估算，2025年全球供应链复杂性带来的经济成本达到4.7万亿美元，比2017年增加一倍以上。

一件工业产品的内部，往往聚集着来自多个国家的零件。以特斯拉Model 3为例，早期车型拆解报告显示，其车载计算系统就使用了美国英伟达、英特尔，荷兰恩智浦、德国英飞凌，以及韩国三星、SK海力士等企业的芯片。

这还只是其中一套电子系统。当供应商分散在不同国家，沟通协调成本就会大幅上升。一个零件质量不达标，就可能打乱整条生产线的生产节奏，影响最终交付。企业还要处理运输、海关、库存、时差和不同国家的技术标准。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节省了部分生产成本，却让组织生产变得更加复杂。

组织能力恰恰是中国制造业的强项。中国企业不仅可以向海外工厂出口设备、材料和零部件，还可以凭借国内积累的工程经验，参与海外工厂的设计、建设和运营，帮助不同国家的供应商完成生产协作。

2022年，特斯拉美国工厂遇到生产工程难题时，就从上海调去了管理和工程团队。据路透社报道，时任特斯拉中国区负责人朱晓彤，带着包括上海超级工厂负责人宋钢在内的团队，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帮助解决生产问题。

相比简单地把生产线搬到海外，这实际上是在输出中国多年积累的制造经验。不过，国内产业集群里几十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放到相隔万里的工厂之间，未必还能依靠工程师打电话、跑现场来解决。

因此，中国企业还需要把工程经验与工业软件、数字化供应链和智能制造系统结合起来，让不同国家的工厂共享设计、生产和质量数据，把依赖个人经验的协作，逐步变成可以跨国复制的生产体系。

如果只出口零部件，中国仍然主要是全球工厂的供应商；如果能够进一步掌握产品设计、技术标准、生产计划和跨国供应商的协调权，中国企业就有机会成为全球生产的组织者。而这，或许是下一阶段40年的产业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