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重掌万达商管，但是这个“家”不好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联商网 ，编辑：蔡建桢，作者：老刀

创始人参与董事会决策，有助于提升资产处置、债务谈判和外部沟通的协调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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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的万达创始人王健林，依然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近日，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陈洪涛卸任董事长，由王健林接任。王健林上一次担任该公司董事长，还要追溯至2012年。

该公司成立于2002年9月，法定代表人为陈洪涛，注册资本约271.6亿元，经营范围包括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等，由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王健林、Tencent Mobility Limited等共同持股。

万达商管是王健林的核心“家底”

此次万达商管人事变动并不只是董事长更换。同日，公司财务负责人由许承宁变更为赵昊，董事名单也出现调整。今年6月，陈洪涛刚从张春远手中接任董事长。

2012年，王健林卸下万达商管董事长一职，交给跟随自己多年的丁本锡。此后14年间，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的位子不断流转——在丁本锡、齐界、肖广瑞、张春远、陈洪涛之间依次传递。

如今，这把交椅重新回到王健林手中，恐怕并不是王健林想要掌权，而是不得已重新需要创始人执掌方向，进行重大决策。

不过，大连万达商管的法定代表人仍为陈洪涛，他继续担任董事和经理。从职务安排看，王健林可能重新进入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核心，陈洪涛则继续承担经营管理职责。

由此可以看出，王健林收回的是战略决策权，而不是日常经营权。

陈洪涛是万达体系的老员工。2000年加入万达，历任成都万达总经理、西南区域总经理等职务。2022年至2024年初，他还曾代行万达电影董事长、总裁职责。2026年6月，出任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经理及法定代表人。

股权结构显示，大连万达商管由大连万达集团持股44.6%，王健林个人持股1.2%，其他内资及外资股东持股比例超50%。

王健林个人直接持股比例并不高，但公开披露显示，他仍通过万达集团等主体对大连万达商管保持实际控制。

因此，王健林此次回归，更多是重新进入公司董事会决策核心，而不是重新取得股权控制。

大连万达商管已经是王健林手中为数不多的“老家底”。这家公司的核心资产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万达广场项目公司的物业权益。

大连万达商管通过部分项目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万达广场物业权益，比如“北京丰科万达广场有限公司”“成都金牛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这种，但不同项目的股权比例、产权归属、抵押状态和债务安排并不完全相同。

第二类是轻资产运营平台的股权权益。

2024年3月30日，大连万达商管与5家机构签投资协议，成立新的控股公司大连新达盟，由太盟投资集团牵头，以600亿的价格获得新达盟60%的股权，大连万达商管持有新达盟40%的股权，大连新达盟则持有珠海万达商管100%股权。

珠海万达商管主要负责万达广场的商业管理、招商和运营服务，并按照项目协议获得相应的管理、品牌及运营收益。项目租金和物业收益则取决于产权归属及具体合作安排。

从资产结构看，大连万达商管处于重资产投资与资产统筹端，大连新达盟承担控股平台功能，珠海万达商管则主要负责轻资产运营。

王健林回归后，首先影响的是重资产平台的治理和统筹，而不是直接改变轻资产运营平台的股权结构。

万达商管的“家”不好当

为了缓解流动性压力，王健林这些年持续推进资产出售、股权转让和债务展期。

其中，一条重要路径是让渡轻资产运营平台的股权和控制权。2024年重组后，外部投资者通过大连新达盟取得珠海万达商管控股平台层面的60%股权，太盟系代表也进入新达盟等相关治理层。

另一条路径则是出售部分万达广场项目的物业权益。

资产出售可以带来现金回笼，但也会减少长期持有型商业物业，改变未来租金和资产升值的来源。部分交易还涉及抵押、债务、诉讼和项目合作方权益，处置过程并不简单。

据媒体报道，截至2026年2月，万达集团整体负债约6000亿元。不过，这一数字包含地产、文旅等业务的集团合并口径。万达商管总负债约2990亿至3200亿元，有息负债约1412亿元，资产负债率由峰值89.4%降至64.8%。

2026年1月30日，大连万达商管通过境外平台发行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5亿元）、票息12.75%的新债，用于部分置换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8亿元）旧债；旧债展期至2028年2月，并增设四期强制赎回条款。

11月4日，惠誉确认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万达商业地产（香港）有限公司的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为“CC”。

惠誉评级中的“CC”意味着发行人面临非常高的信用风险，违约或类似违约事件的可能性较高。截至2026年6月底，万达商业非受限现金约46亿元，短期债务约330亿元。

惠誉认为，公司的经营现金流可能不足以覆盖2028年2月到期的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5亿元）债券，公司可能需要继续依靠资产出售和联营企业分红等方式偿债。

不过，穆迪今年9月则将其评级由Ca上调至Caa2，展望调整为正面，认为流动性有所改善；但仍提示现金加经营现金流不足以覆盖未来12至18个月的到期债务。

另外，万达商管还面临着很多曾经“好朋友”的起诉。

2026年4月，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就永辉超市与大连御锦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大连御锦”）、王健林、孙喜双及大连一方集团之间的股份转让纠纷作出终局裁决。

根据裁决，大连御锦需要向永辉超市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约36.39亿元、加速到期违约金约2.18亿元及律师费、仲裁费等相关费用，合计约38.6亿元，王健林、孙喜双及大连一方集团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26年5月，永辉超市公告称，法院已决定对相关仲裁裁决立案执行。不过，立案执行并不等于已经完成回款，案件实际执行结果和回款金额仍存在不确定性。

苏宁易购与万达集团之间的纠纷也已作出一审判决，涉及17.47亿元本金及相关延期付款损失。由于案件仍处于上诉期，一审判决尚未生效，后续偿还义务和执行结果仍需等待进一步法律程序。

据企查查显示，万达商管目前处于执行阶段的案件有5项，合计金额为7.38亿元。万达集团目前处于执行阶段的案件有6项，合计金额为20.11亿元。

由此看来，万达集团以及万达商管虽然已经通过股权重组、项目出售和控制权让渡等方式回笼资金，但债务化解仍远未结束。

资产处置只是缓解流动性压力的一种手段。能否真正修复资产负债表，还要看融资续接、项目经营现金流和债务结构调整的效果。

为什么需要王健林重新“当家”

大连万达商管旗下还有多少万达广场可以用于资产处置，是市场关注的问题。

2023年以来，万达累计出售广场超80座，处置协议总额超900亿元，2025年5月，太盟联合高和丰德、腾讯控股、京东旗下北京潘达商业、阳光人寿等，一次性收购48座万达广场项目公司100%股权。

截至2025年底，珠海万达商管在管广场共‌529座‌，其中约‌470座‌产权已不属于万达，品牌和运营仍由万达负责，但产权和部分收益权已让渡给买方。

按这一口径反推，万达仍持有产权的自持广场约60座；另有部分项目万达持有部分权益但存在共有股东、存量抵押或诉讼冻结，实际可处置空间有限。

王健林此时回任大连万达商管董事长，本质不是“夺回经营权”，而是以创始人的信用和身份重新回到化债最前线的“总签字人”位置。

太盟注资后，珠海万达商管的控制权已通过新达盟转手——投资方合计持股60%、董事会占多数，日常招商营运由职业经理人团队负责。

王健林现在回到上层“老壳”大连万达商管的董事长席位，管的是资产处置、债务谈判、剩余自持广场的调度，而不是万达商场怎么开店和经营管理。

之所以需要创始人重新坐回这一位置，至少有三层现实原因。

一是决策需要王健林亲自拍板。出售哪座广场、什么价位、回款优先抵哪笔债、展期怎么谈、仲裁怎么应对——这些都不是运营层能拍板的。新达盟治理规则里，重大金额和战略事项本就要上董事会，而债权人、接盘方、法院要的，是一个“签字即作数、赖不掉”的最终责任人。

二是信用背书需要创始人到场。万达商管有息负债超1400亿，一年期短债300多亿，可用现金仅46亿；永辉38.6亿仲裁已进入强制执行，苏宁、融创旧账未了。在“债务、担保、执行”链条里，王健林个人信用是目前唯一还能撬动谈判空间的变量。

三是治理隔离下的“分权处置”。轻资产运营交给太盟体系，重资产残局留给创始人收拾。王健林坐镇“老壳”，既不干扰新达盟的现代公司治理，又能集中处理历史包袱——卖资产、谈展期、稳团队、拖平节奏。

所以这次回归，不是王者归来，是危机总指挥归位：用个人信用换时间，用资产处置换流动性，在广场卖完之前把债务节奏拖平。

王健林此次回归，更像是一次治理层面的重新收束。创始人参与董事会决策，有助于提升资产处置、债务谈判和外部沟通的协调权重，但能否转化为化债成果，仍取决于资产处置价格、融资续接能力和商业运营现金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