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哈达斯：金钱背后，未被解答的道德命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北大汇丰PFR ，作者：北大金融评论，原文标题：《专访爱德华·哈达斯：金钱背后，未被解答的道德命题》

你贪婪吗？

这是爱德华·哈达斯抛出的一道灵魂拷问。人性之中，贪婪的种子人人皆有，可一个社会不能将贪婪奉为圭臬。作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哈达斯提出，经济本质上也是一项道德、伦理层面的实践。在他眼中，与人类所有行动别无二致，追寻“善”，理应成为经济活动的根本方向。

《北大金融评论》专访了英国牛津大学金融学讲席教授、研究员爱德华·哈达斯。他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像对待实体经济那样看待金融：把金融定位成服务实体经济的工具，学会警惕、约束金融领域的贪婪，不再追捧贪婪，金融危机就基本可以根除。”

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9期。

哈达斯的经济观

你贪婪吗？

这是爱德华·哈达斯抛出的一道灵魂拷问。人性之中，贪婪的种子人人皆有，可一个社会不能将贪婪奉为圭臬。作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哈达斯提出，经济本质上也是一项道德、伦理层面的实践。在他眼中，与人类所有行动别无二致，追寻“善”，理应成为经济活动的根本方向。然而当下主流经济学教育日渐剥离道德维度，研究范式紧紧围绕利己动机、功利演算与金钱收益展开，默认一切经济现象均可被量化、被数学模型所解释。他曾在一档播客节目中谈道：“这套思维范式本身自带意识形态偏向。它预先框定问题边界，将可行答案压缩到极为狭小的区间。‘我们是否在侍奉上帝？我们是否在追寻善、追寻共同福祉？我们追求的是自身真正的益处，还是被私欲裹挟的欲望？’诸如此类的根本性问题，几乎彻底被排除在经济学讨论之外。”

哈达斯这套以善与公共福祉为锚点的经济思想，与其个人生命历程深度绑定。爱德华·哈达斯，一名皈依天主教的犹太裔学者，1956年生于美国纽约，现定居英国，担任牛津大学金融学讲席教授、布莱克弗里尔学院研究员。他成长于纽约一个无宗教信仰，并不恪守犹太教仪轨的犹太家庭；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打下了跨学科的广博知识根基。三十岁出头，他迎来人生重要的精神转折，皈依天主教。自此之后，他深耕天主教社会训导、哲学、神学与社会理论，又结合自身多年行业从业经验，深挖经济与金融背后的道德内核，实现了信仰反思、人文思辨与经济学研究三者的融会贯通。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爆发后，全球反犹思潮再度抬头，这一现象令哈达斯深感忧虑。源自纳粹与苏联时期的反犹余毒并未消散，其影响不仅蔓延至中东地区，亦渗透进西方国家的左翼阵营。与此同时，社会上还流行一种论调，将以色列视作诸多矛盾的祸根。哈达斯指出，反犹仇恨长久以来便潜藏于基督教传统内部。为此，他刊发重磅文章《我与我的犹太同胞站在一起》，并主张：对于基督徒而言，评判以色列政策与犹太复国主义的是非，远不及一项义务更加紧要，即与犹太民族以及所有心怀善意的人们并肩作战，坚决抵制一切形式的反犹主义。

在进入牛津大学开启学术生涯之前，哈达斯拥有数十年丰富的金融业界与财经媒体从业经历。早年他深耕欧美资本市场，先后任职摩根士丹利、瑞银、巴林银行、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等多家知名金融机构，以资深研究员的身份开展市场研究工作。离开金融业后，他转型投身财经新闻行业，十余年间长期供职于路透旗下知名财经评论平台Breakingviews，也曾担任《金融时报》王牌栏目“莱克斯”编辑，对全球金融市场运行规律、经济行业底层生态有着极为通透的体察。20世纪90年代，他逐步淡出一线实务工作，开启半学术研究状态；1992年定居英国，正式入职牛津大学，走上教研与著书立说之路。

得益于一线金融阅历、深厚的人文神学积淀与长年理论思索，哈达斯笔耕不辍，产出多部在学界颇具分量的专著。他始终从道德视角出发，尝试重构经济与金融的研究框架，挣脱传统经济学功利化、工具化的研究枷锁。2007年，他推出首部经济学著作《人类善与经济之恶：以道德视角审视沉闷科学》，跳出纯粹量化分析的范式，为经济学研究重新注入人文道德维度；2021年，《不完美的劝诫：探析天主教社会训导》一书问世，系统梳理天主教社会训导的思想源流，阐释依托基督教世界观回应当代社会议题的路径与价值，兼具信仰深度与广泛的借鉴意义；2022年，新作《货币、金融、现实与道德》出版，再次立足于道德本位，剖析现代货币与金融体系深层病灶，在学术界引发热烈讨论。

哈达斯坦言，自己对经济学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照理而言，当社会物质愈发富足，人们本应更有余力去关爱彼此，不再困于生存之忧。现实却恰恰相反：物质条件越充裕，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反而越难做到慷慨分享。问题未必根植于实体经济本身，而是来自人们看待经济世界的思维方式。他最重要的核心论断之一便是：经济力量会在道德层面反过来塑造人性。追溯词源，“经济（oikonomia）”本义是家庭的秩序；而神学语境中“三位一体的经世”，指向的亦是不同位格之间互动共生的秩序。由此哈达斯提出，经济的本质理应是“爱的秩序”：人与人彼此委身、相互扶持、自愿馈赠。

哈达斯习惯将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分开审视。在他看来，实体经济天然带有道德底色，更多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真实的关系之上；反观金融体系，往往呈现出去人格化的特征：全部交易落脚于电子表格与数字系统，鲜活的人的因素被剥离殆尽。当然，贪婪在实体经济中同样存在，他指出，“无论是我们自身、上级或是同事，都有可能萌生贪念。但在实体经济的语境下，贪婪并不会被视作一种美德；人们常会掩饰自己的贪欲，看见他人贪婪时也会加以批评，普遍视贪婪为恶行，推崇慷慨的品格。金融业却截然不同，行业氛围反而会助长贪婪。人们关心你的收益高低、回报率几何，称赞你跑赢市场、才智过人，这样一种环境不断滋长贪欲。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便从现世结果来看，贪婪终会酿成恶果。恶果未必落到某个个体身上，但放到社群层面，贪欲会一步步瓦解整个系统的稳定性。一旦贪婪泛滥无度，金融大厦便有倾覆之危。”

此外，爱德华·哈达斯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后贵族式金融”（post-aristocraticfinance）一词。他表示，这源自前现代贵族社会当中原始的金融模式：佃农把一部分劳动果实、收成上交给领主，即相对贫穷的人群把代币货币转移给相对富有的人群。针对这一现象，哈达斯提出一项带有政治-社会学性质的猜想：在一个口头上宣扬平等主义的社会当中，这类金融被安排成为一种政治上可以被接受的方式，用以彰显富人持续拥有的社会权力。

哈达斯提出这个概念的起因是，他留意到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那些属于经济学范畴的简短讨论当中，几乎只聚焦物品本身，却很少谈及生产或是使用这些物品的人。亚里士多德对工匠、对普通人日常消费生活缺乏兴趣，根源在于他以贵族视角理解善与有德之人。“与几乎所有前现代思想家一样，他真正关心的只有自由的领域；而绝大多数经济活动，都发生在身体与社会层面的必然性与强制领域。过多的劳作与消费和维持生存这种近乎动物性的任务绑定在一起，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经济活动能够充分彰显德性，也就不值得投入大量伦理与哲学层面的思考。”

于此，《北大金融评论》与哈达斯的对话，从探寻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那条耐人寻味的分界线，聊到“后贵族式金融”背后跨越千年的财富流转脉络，又聊到金融危机循环往复背后被忽略的道德困境，最后把目光投向普通人：在金融浪潮之中，我们该以何种姿态，去重建一个更有温度、更合乎伦理的金融秩序。

《北大金融评论》对话爱德华·哈达斯

金融究竟为何区别于实体经济？

《北大金融评论》：您提出了“金融例外论”（financial exception）这一概念——实体经济即便遭遇战争或自然灾害，也能在几年内实现自我修复；而金融体系却极易因贪婪而导致系统性风险。过去150年的全球经济史中，几乎所有重大经济衰退与萧条都与金融危机密切相关。为什么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存在如此本质的差异？这种“例外”是否意味着金融从根本上是不可驯服的？

爱德华·哈达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正是促使我动笔撰写本书的初衷之一。我亲身见证了2008年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让我不断思索，金融危机究竟缘何爆发。为进一步阐释“金融例外论”，我们不妨回顾经济发展史，历史上曾发生过一系列实打实的实体经济灾难：19世纪粮食歉收引发食物供给危机；1973年石油危机；此外还有战争、地震以及其他各类冲击。实体经济所具备的韧性真实可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与德国的工业基础几乎被夷为平地，青壮年人口损失惨重，但两国仅用五六年时间便完成重建。考虑到工厂、基础设施需要从零修建，工人技能需要重新培训，这份成就十分惊人。几年前日本北部发生地震，汽车产业链多家核心工厂被毁，然而短短数月之内，全球汽车生产就恢复至满负荷水平：替代供应商承接了减产份额，原有厂房设备也迅速重建，一切重回正轨。这些有形资产的重建，必须投入人力、耗费时间。

金融则截然不同：金融的原材料是货币，货币本质上可以凭空创造。过去货币以黄金作为锚定物，如今早已不再如此，货币可以直接被创造出来。于是货币的生成与消亡都十分轻易。有人或许会认为，金融危机理应更容易化解：倘若危机源于某处货币短缺，政策制定者只需增发货币便可解决。但现实并非如此。金融体系要么放大、拉长实体经济危机，要么就会因为过度投资，成为危机本身的源头。当下人工智能领域，我们很可能正在见证同样的趋势：金融资本对某一现实机遇热情高涨、过度投入，一旦金融头寸瓦解，危机便随之而来。这便是“金融例外论”的内涵：金融本该是最容易恢复的板块，结果却成了最难复苏的部分。

回到你的问题：金融的这种特性是否与生俱来？我的回答，也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并不是。金融的运行结构、人与人通过金融建立起的联结方式，并不注定会催生过度狂热、贪婪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后果。金融建立在信任之上，但这套体系并不必然像过去一个半世纪中多次发生的那样，走向灾难性崩溃。在研究“金融例外论”时，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金融究竟为何区别于实体经济？我们对待金融的方式有何特殊之处，致使它如此脆弱、易出问题？本书写作的初衷，就是引导大家思考该难题，打破金融的“例外”状态，让金融和实体经济一样，具备韧性、运行有序。

“后贵族式金融”

《北大金融评论》：您在《货币、金融、现实与道德》一书中提出了“后贵族式金融”这一概念。您能否解释这一概念的历史渊源——从“贡品”到“租金”再到当代金融——以及它如何揭示了现代金融体系中的权力结构与分配不公？

爱德华·哈达斯：有一部分金融活动具备清晰的实体经济价值，大学金融课程讲解的，大多就是这类金融。就像人工智能行业：资本发放贷款、进行股权投资，资金最终被用于落地建设实体项目。我将其称为“实体金融”。

然而放眼当下，大量金融活动并不具备这类实体经济价值。消费者借贷、政府举债、土地价格上涨、人们出于投机目的购入艺术品，这类金融行为背后，并不会催生有产出价值的实体投资。这类“非实体金融”在概念上与之截然不同，却很少受到应有的关注，因为人们总是默认：所有金融活动必然具备经济价值。但我认为它承担着一种社会功能，这一点可以回溯漫长的人类历史。几乎所有农业社会以及后农业社会，都存在底层供养上层、穷人让富人获利的运行逻辑，印度、中国、欧洲、中东皆是如此。一小批精英阶层并不亲自耕作土地，却被认定为土地所有者，有权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社会学观察：贵族阶层攫取普通人劳动产出、劳动时间或是金钱收益。

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这都是常态，它有着多种多样的法律表现形式：地租、什一税或是各类贡赋。穷人流向富人的资源转移，是世界各大文明发展史的共同底色。等到经济货币化，货币逐步成为交换与分配的主要媒介，这种财富转移就拥有了更正式的形态，最典型的就是地租。包括李嘉图在内的诸多经济学家都关注过这一现象：地主几乎不用付出生产性劳动，便可收取佃户租金；资本家攫取劳动者劳动创造的利润。慢慢地，这类资金流转不再属于“实体金融”，而演变为从穷人到富人的财富转移。土地归某人所有，使用土地的人就要缴纳租金；人们持有公司股份，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需要向所谓的所有者支付收益，而最初那份生产贡献早已被岁月淡忘。或许在久远过去它具备经济合理性，但如今该依据大多早已不复存在。尤为典型的是政府举债：收入相对微薄的纳税人，最终要向更加富有的国债持有者还本付息。

我将这类金融命名为“后贵族式金融”，因为它无论从历史脉络还是概念内核，都直接继承了贵族时代穷人供养富人的财富转移模式。认清这一点，就能发现它与现代政府的福利体系形成了张力，中国和西方国家皆是如此。福利体系本质上是富人向穷人的财富转移：富人缴纳更高额度的税款，弱势群体享受更多福利保障。而金融，则维系着另一股古老的反向资源流动：由穷人流向富人。看清这种双向流动，人们看待资金流动背后的政治与伦理逻辑就会彻底改变。我并不是说后贵族式金融就应当被取缔。我们只需认清它的存在，然后将其视作经济体系的一环，加以调控、监管、理解，确保它服务于公共利益。“后贵族式金融”这一理论创新，为经济政策制定与分配正义问题的思考，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分析工具。

《北大金融评论》：您区分了“生产性金融”和“后贵族式金融”，但现实世界里两类金融活动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做清晰切割。在实践当中，我们该如何区分一笔金融交易究竟是服务实体经济的生产性金融，还是属于财富转移性质的后贵族式金融？是否存在简单可行的判断标尺？

爱德华·哈达斯：我倒希望存在这样一套判定方法。我最近读了一本关于炼金术的书，炼金术士耗费数个世纪，苦苦寻找点石成金的秘方。如果我能给出一套可靠方案，精准算出一笔交易当中两种类型金融各自所占的比重，我会十分乐意分享。但遗憾的是，并不存在这样的办法。二者的区分只是一项分析工具，运用时需要审慎研判。

如果一个人是“后贵族式金融”的受益者，也就是富人，他往往会给自己的收益寻找合理化借口，辩称自身收益具备生产价值。举例而言，土地所有者可能会声称，自己改良了土地、游说政府拿到开发审批，所以收取租金并非不劳而获的财富转移。他确实创造了一小部分经济价值，但这份贡献很少能占到租金收益的大头。随着时间推移，就连这份微弱的生产价值也可能彻底消失。交易初期与后期，两类金融的占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没有绝对精准的测量方式，相关问题永远留有探讨空间。经济学不像数学，它大量存在灰色地带。尽管二者的区分依然是一个好用的思考工具，我们却并不总能划出一条清晰、固化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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