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赵先生的事务所 ,作者:赵智功
这两天,关于禁韩令松动的消息又热闹起来。
2026年11月18日,中韩两国在深圳举行元首会谈,并宣布实质性完成自贸协定第二阶段服务与投资谈判。按照韩方公布的信息,中国将在电影、游戏等领域给予韩国最惠国待遇,相关内容审查适用非歧视原则。双方还将电影合拍合作扩大到电视剧、动画、综艺和纪录片。

消息一出,韩国文娱产业迅速作出反应。资本市场先动了起来,韩国娱乐公司股价上涨,电影行业也开始讨论重返中国市场的可能性。
这当然是一个积极信号。
但我对禁韩令全面解除这件事,依然不太乐观。
原因很简单。我们似乎一直在讨论一个错误的问题:中韩关系是不是回暖了?韩国艺人是不是可以回来了?
真正的问题是,即使韩国艺人能够回来,他们还能不能按照过去熟悉的方式工作?他们面对的,究竟还是不是十年前那个中国文化市场?
01
禁韩令可以松绑,但它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开关
首先需要弄清楚一件事:所谓禁韩令,本身就不是一项公开发布、边界清晰的正式法律禁令。
2016年之后,中国官方始终没有正式承认存在一项针对韩国文化产品的全面禁令。但韩国影视作品、综艺节目和艺人演出在大陆市场受到的限制,却是真实存在的。
这恰恰构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局面。
既然没有一份明确的禁令文件,今天也就很难期待一份对等的解禁文件。
没有正式文件,也就意味着没有一张可以直接拿出来对照的解除清单。哪些限制取消了,哪些限制仍然存在,什么活动可以申请,什么规模可以举办,什么艺人可以出现,都需要通过实际执行来观察。
因此,外交层面的表态、经贸层面的开放承诺,与文化市场真正恢复正常运转,是三个不同的概念。
电影享受最惠国待遇,不等于韩国电影自动获得上映许可。合拍机制扩大,不等于韩国导演可以自由选择题材。品牌可以邀请韩国明星代言,也不等于大型演唱会可以顺利落地。
更何况,韩国总统府高级官员已经明确解释,此次谈判并没有包含要求双方批准对方歌手演出的条款。
这意味着,韩国艺人最关心的演唱会市场,依然没有获得明确的制度性保障。
过去十年的经验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个别艺人可以参加活动,个别品牌可以开展合作,甚至个别作品可以上映。这些都可以成为松绑信号,却不能直接证明市场已经开放。
2021年,韩国电影《哦!文姬》曾经在中国大陆上映。当时也有不少人认为,这可能是韩国电影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开始。结果呢?后续并没有出现持续、稳定的韩国电影引进潮。
2025年,韩国艺人和演出项目也出现过一些局部开放,但EPEX演唱会、三亚梦想演唱会等项目仍然遭遇延期或许可障碍。
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未来即使有所开放,也会先出现一种选择性、分阶段、可控制的松绑。
小型活动可以试探,商业合作可以推进,合拍项目可以先行。至于大型巡演、综艺节目和具有较强社会影响力的文化内容,恐怕仍然需要很长的观察期。
这不是一个开关问题,而是一套复杂的执行机制问题。
02
十年过去了,韩国电影和中国电影已经走向不同的方向
禁韩令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其实不只是商业损失。
过去十年,中韩两国的文化产业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在电影和大众文化表达方面,双方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气质。
韩国电影为什么能够在国际市场获得认可?
当然有工业体系、演员演技、剧本能力和成熟的制作机制。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它敢于把社会问题直接放进故事里。
阶级冲突、财阀政治、司法腐败、宗教问题、家庭暴力、社会边缘人群,甚至国家机器本身,都可以成为电影叙事的对象。
《寄生虫》讲阶级,《熔炉》讲制度性侵害,《辩护人》讲权力与司法,《首尔之春》讲政治与军事权力。

题材一个比一个猛。
这些电影并不总是温和的。它们有攻击性,有情绪,有愤怒,甚至有些粗粝。
它们愿意让观众不舒服。
当然,韩国电影也有自己的审查制度、产业困境和商业妥协。韩国社会同样存在保守势力和舆论压力。但至少在很多商业电影和类型片的表达空间里,创作者仍然能够直接触碰一些敏感的社会矛盾。
反过来看内地市场。
这些年,中国电影并非没有优秀作品,也并非所有创作者都失去了表达能力。但整体而言,内容生产越来越重视安全边界。
题材选择更加谨慎,人物塑造越来越容易落入正确与错误的二元结构。复杂的人性需要被解释,尖锐的社会问题需要被处理,某些情绪甚至在进入剧本之前,就已经被制作方主动过滤。
于是我们看到,电影越来越擅长制造场面,却越来越不擅长制造真正有力量的观点。
问题不完全出在创作者身上。产业的生存逻辑决定了创作者如何计算风险。
一部电影的投资可能上亿。谁愿意为了一个可能引起争议的表达,承担不可预测的损失?
久而久之,谨慎就会变成行业习惯。行业习惯再逐渐变成审美标准。
这才是最值得警惕的变化。
韩国电影在过去十年里,借助Netflix等全球平台进一步扩大了国际传播范围。中国观众对韩国电影的认识,也越来越多地来自海外平台和非正式传播渠道。
两国文化产业之间的距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一张电影进口配额来衡量。
一个越来越习惯于控制表达风险的市场,面对一个仍然愿意把社会矛盾放到银幕上的产业,未必能够自然地形成文化共鸣。
03
韩国艺人真正不熟悉的,可能是中国的举报文化
如果说电影审查是行业内部能够理解的制度问题,那么举报文化可能会让韩国艺人感到更加陌生。
韩国娱乐产业并不缺少争议。
艺人有政治立场,有个人生活,有鲜明的表达方式,也经常面对媒体追问、公众批评和商业抵制。韩国社会同样存在取消文化,明星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可能引发舆论风暴,以及大范围网暴。

韩国艺人是见过大场面的。
但中国市场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现象:个人对某种文化内容的不满,可以通过举报渠道进一步转化为公共管理压力。
这里需要区分两件事,理性讨论一下。
正常举报当然有必要。违法演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虚假宣传以及其他违规行为,都应该受到监督。
问题在于,当审美偏好、道德判断、政治立场、饭圈冲突和个人好恶,也被包装成需要行政处理的公共问题时,举报就可能超出正常监督的边界。
一个人不喜欢某个艺人,可以不听他的歌。
一个人不接受某种舞台风格,可以选择不买票。
但当这种个人选择进一步变成集体投诉,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要求平台下架,要求演出取消,事情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更复杂的是,这种压力不一定需要最终形成行政处罚。
只要投诉本身可能带来调查、舆情和监管关注,主办方就会提前考虑风险。品牌会重新评估代言,平台会审查内容,演出公司会要求艺人修改曲目、服装甚至发言。
最后,真正发挥作用的可能不是某一条明确的禁令,而是每个人都不愿意承担未知后果。
这就是举报文化最有力量的地方。
它可以让市场参与者主动收缩,而不需要每一次都有人出面喊停。
Kanye West就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2024年,Kanye West在海南海口举办演出。演出之前,海口当地的公众投诉渠道出现了针对他的投诉。有人认为他的歌词和个人言行不符合中国社会价值观,担心产生负面影响。
最终,这场演出仍然如期举行。
这里需要强调,Kanye并没有因为这些投诉而被取消演出。但这件事值得关注的,恰恰是投诉机制如何进入一场商业演出的公共讨论。
一个来自美国、具有强烈个人表达风格、长期处于争议中心的音乐人,甚至在正式演出之前,就可能成为公众价值判断和投诉机制的讨论对象。
而且,中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目前已经设有全国统一的网上举报投诉系统,涵盖电影、出版、营业性演出、网络音乐等多个领域。
这是一套真实存在的公共监督渠道。
但当这套机制与社会舆论、平台治理和商业风险相互叠加,艺术表达就会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创作者究竟需要满足什么标准,才能保证自己的作品不会在演出之后突然引发另一场争议?
这个标准,有时候并没有一个足够清晰的答案。
04
K-pop最有活力的部分,恰恰可能是中国市场最难接受的部分
K-pop的成功,从来不只是几张漂亮的脸和几首洗脑歌曲。
它有强烈的身体表达、视觉风格、舞蹈语言、性别表达和亚文化元素。
它允许偶像在一定范围内挑战传统性别形象,也允许音乐人表达愤怒、欲望、叛逆和自我。
尤其是韩国的Hip-hop、R&B和独立音乐场景,很多作品并不追求传统意义上的正能量。它们可以很粗粝,可以很私人,可以表达对主流社会的不满,也可以带有强烈的性和暴力意象。
这些东西构成了流行音乐的活力。
音乐本来就不应该承担全部社会教育责任。年轻人听音乐,也不是为了接受一套标准答案。
他们有时候只是想释放情绪,寻找同类,体验一种现实生活中没有的自由感。
但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很多文艺内容要面对的,已经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内容审核。
还有一套越来越复杂的舆论环境。
歌词可能引发争议,服装可能被解读,舞蹈动作可能被批评,艺人的历史言论可能被重新翻出来。某个粉丝群体的不满,也可能迅速转化为针对艺人或主办方的集体投诉。
这会产生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结果。
韩国艺人即使拿到了演出许可,也不意味着演出一定能够按照原来的设计呈现。
主办方可能要求提前修改曲目。品牌可能要求艺人避免某些表达。宣传团队可能反复确认艺人的公开言论。甚至一场原本纯粹的音乐活动,也需要提前进行大量舆情风险评估。
这与韩国艺人熟悉的娱乐商业逻辑,会产生不小的摩擦。
更重要的是,问题并不只针对韩国艺人。
Kanye West可以成为讨论对象,其他欧美艺人同样可能面临类似处境。一个市场如果无法容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审美取向和不同表达方式,受限制的最终不会只是某一个国家的艺人。
文化市场最怕的,就是所有人开始猜测什么东西不能做,却没有人敢明确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做。
05
十年过去,韩国也不再需要一个十年前的中国市场
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问题:韩国娱乐产业自身也变了。
十年前,中国大陆是韩国娱乐产业非常重要的市场。粉丝消费、商业代言、影视发行、版权合作,都有着巨大的想象空间。
但过去十年,韩国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已经进一步深入。
K-pop在北美、欧洲和东南亚拥有更加成熟的市场。韩国影视作品借助Netflix等全球平台触达不同地区的观众。韩国艺人也逐渐建立起更国际化的巡演和商业合作体系。
中国市场当然依然重要。
但重要,不意味着不可替代。
对于韩国经纪公司而言,重新进入中国市场,首先需要考虑的已经不只是能赚多少钱,还包括审批稳定性、舆论风险、商业回报和长期投入是否值得。
一家经纪公司不可能为了几场演唱会,长期承担不可预测的运营成本。
尤其是当一个艺人拥有全球市场时,中国市场如果始终需要特殊的内容管理和舆情管理,企业自然会重新计算投入产出比。
与此同时,中国本土音乐、影视、游戏、短视频和偶像产业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十年前的韩流具有很强的新鲜感。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有更多内容选择,也有本土化的偶像工业和娱乐产品。
即使禁韩令真正解除,韩国艺人也未必能够复制十年前的商业成绩。
过去的粉丝长大了,新一代年轻人有自己的审美。市场没有停止运转,也不会因为某个国家的艺人回来,就自动恢复到过去。
06
真正的开放,需要允许文化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我当然支持禁韩令松绑,这对我的工作也是重大利好。
事实上,一个成熟的文化市场,本来就应该有能力容纳不同国家的音乐、电影和艺术表达。
但我对全面开放持悲观态度。
因为解除某项行政限制,相对容易。改变一套已经形成的行业预期、市场习惯和公共舆论机制,要困难得多。
过去十年,内容生产者学会了谨慎,平台学会了自我审查,品牌学会了规避争议,主办方学会了提前过滤风险。
这些东西不会因为一次外交会谈,或者一项自贸协定,就自动消失。
韩国艺人即使回来,也可能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市场。
这里有庞大的粉丝群体,有极具消费能力的年轻人,也有全球最值得重视的商业市场之一。
但这里同样有一套复杂的文化管理机制,以及一种越来越容易把文艺表达转化为公共价值争议的社会氛围。
说到底,开放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允许某个明星进来,允许某家公司合作,允许某个项目落地。
真正的开放,应该允许不同的文化表达按照合理、清晰、稳定的规则存在。
否则,艺人可以回来,歌曲可以上线,演唱会也可以举办,但所有人都必须小心翼翼。
那不叫文化交流。
只是商业活动获得了一张临时通行证。
如果有一天,韩国艺人真的大规模回到中国舞台,我倒是很期待他们观察一下这里的文化生态。
他们可能见过财阀,见过政治丑闻,见过娱乐圈的各种荒唐事,也见过世界各地的取消文化。
但他们未必见过这样一种场景:
一场演出还没有结束,关于演出是否应该存在的讨论,可能已经在另一个地方开始了。
而且,发起讨论的人,未必买过这场演出的门票。
这可能才是十年禁韩令留给中国文化市场最值得思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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