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叫我茉莉同学，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凯恩斯肯定没想到，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预言，在近百年后会如此打脸。

很显然，加速刷新的技术变革和生产效率，并没有取代大部分工作，绝大部分人每周工作时长可不仅15小时，甚至是这个预判的4~5倍。

21世纪进入第3个十年，数以万计的公交、地铁和汽车横亘在城市主干道，当代人在楼宇之间摩肩接踵。他们不少人在几年前为“终身学习”而狂热，不轻易放过通勤路上的碎片化时间，现在已经开始听复旦网红教授梁永安讲授《工作之苦》，在上班前后见缝插针进行心灵按摩。

新世相创始人张伟很早观察到这潮水一般的工作之苦。创业5年来，每当打开微信后台，他总能在不断刷新的读者消息里，看到下班的、没下班的人们，倾诉着工作的苦恼。每个人的际遇如此不同，而工作之苦却如此普遍，似乎没有尽头。

在此起彼伏的“内卷”“异化”“物化”等社会讨论中，从前令新中产为之狂热的成功学泡影愈加斑斓，以经济学思维主导的知识类跨年演讲遭遇七年之痒。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学被问懵的时候，社科人文类学科就该上场了。

人们依旧埋头苦干不敢松懈，但比起钻营更务实、更实用的职场兵法，有人开始关心更务虚、也是更本源的问题：工作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怎么寻找工作的意义感？我们可以选择理想工作吗？如何重建自我与工作的关系？

这些让人苦闷的疑惑，多少指向同一个方向：这份工作，配得上我吗？

一、哪来的优越感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尝试调换提问方式，再次认识“工作”。

你，配得上工作吗？

这个提问预设的立场，其实正是“工作伦理”的局部体现。这个理念自工业化初期诞生到现在，长久不衰。它强调工作是唯一体面、道德、可行的生存方式，主张“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即使你看不到任何收益，你也应该继续工作”。

工作本身是反人性的，更何况在工业化的早期，大多数人不愿意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工作，消费主义，新穷人》一书指出，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工作伦理就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之后则以多种形式贯穿于整个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成为政治家、哲学家和传教士们嘹亮的号角（或借口）。”

工作伦理有两个假定前提：一是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并取得回报，用以维持生活；二是只有公认的有价值的工作，才会被工作伦理认同，具备鲜明的道德优越性和制高点。

工作伦理的出现，毫无疑问通过世俗规训和道德约束，减少了经济意义上的穷人数量，推动现代化和工作化的发展。即便用现代眼光来看，这个理念也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它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裸辞、自由职业、失业待业人群一度被视为“另类”选择。

不过，这个幌子下，开始分化出令人警惕的风向——不用在意尊严或荣誉，感受或目的，全力工作，争分夺秒，即便你不一定看到努力的意义所在。如维尔·桑巴特所言，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

而在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间里游牧渔猎、农耕播种再到早期手工业劳作，并不受工作伦理的约束。用哲学家约翰·洛克的话来概括，这样的劳作，是人类利用自然资源制出各种成品的过程，制成品是人类创造力和自然资源结合的产物。虽然社会发展速度相对迟缓，但多少有工匠精神和创造力的体现。

工作伦理诞生前后的转变，值得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理念对自身产生的多重影响。

如果说，“你，配得上这份工作吗”是工业伦理对个体发出的挑战书，那么我以为，作为普通人，在迎战时绕不开扪心自问一句，“我，配得上这份工作吗？”

二、工作也在打量你

这个世界运转的核心规则之一是“交换”，生命就是我们的原始资本，金钱、声望、技能、情绪、家庭、爱情等是基于原始资本发展的衍生资本，我们以此进行取舍和博弈，去换取想要的。交换是恒定规律，不等价交换亦是常态，虽然因时代或产业红利、运气等因素偶有个别案例，但从全局概率、长期来看，基本接近等价交换。

我们在问工作配不配、值不值，其实也是在问，我们以生命筹码换取的，到底配不配、值不值。

假如用工作伦理的诞生划分新旧世界，许多人在新世界希望用工作换取的东西，除了生存，更多的还有许多经济层面的衡量。利用工作创造价值，并没有错，但将工作完全等同于自我价值实现，个体身份的唯一代名词，则是工作之苦的源头。那些受困于工作之苦的人，很多会默认工资、级别、地位，以及由此具备的消费能力等同于个体生命价值，也指向着工作伦理的副作用。

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从历史维度梳理了社会对于身份的心态变化，发现人们对身份的焦虑不是自古有之。他指出，人人平等的思想，尤其“美国梦”拆去了“所有束缚人们梦想的藩篱”，人们对自己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当现实不能满足理想，没有达到预期时，就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对别人嫉妒不已，由此产生身份困惑和焦虑。

梁永安也发现，很多人在狭小的世界里，挤压着庞大的欲望。“工作之苦，对今天年轻人来说，本质上不是身体的苦，也不是功利性的苦，很大的程度是精神上的苍老。”

质疑工作“值不值得”，显然是有觉知价值的。可你会发现，有的人抱怨很响亮，但行动上仍然坚守在原地。这是他们理想的自我和实际的自我造成的差异。在理想的自我看来，当前的工作回报配不上自己的付出，所以自我和外界存在诸多冲突，由此产生了心理落差和负面情绪。但实际的自我其实做好了精打细算，无论现状对你而言多好多坏，当下的选择，大概率仍是全局最优解。

我并不想鼓吹任何仰视或俯视的视角，只是要指出市场机制下的一个现实：我们在打量工作的时候，工作也在打量我们。我们在打量生活的时候，生活也在打量我们。

我们承认个体在汹涌澎湃的时代里的翻滚与挣扎，但求下一波海浪袭来之前，将头探出海面快速大口喘息，可是，然后呢？

若想真正突破重重工作之苦，探索个体化的职业路径，打工也好，裸辞也好，自由职业又或是自主创业，都更需要我们具有清晰客观的认知以及充分的筹码：我的认知、能力和资源，配得上这份工作吗？是否能支撑我拥抱更多生活的可能性？

三、从玩泥巴，到玩泥巴

简单的“工作”二字，在漫长的社会变迁里，从最初具有一定创造性的生存，到作为一种道德伦理和身份象征，阶段性地寄托着阶级跨越的传奇与想象，如今时代的窄门越来越拥挤，尽管社会创造效率大大提升，但人们在循环的竞争遭遇着“异化”与“物化”之苦。在苦的更迭中，工作的意义随之螺旋演化，从生存，跃迁，异化，再迎来个体化的趋势。

这是竞争更激烈的时代，也是更好的时代。所谓工作意义个体化，也就意味着，你其实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尽头不是裸辞，裸辞的尽头不是打工，打工的尽头不是考公，无论何种职业路径，起点和终点，都在于自我认知和价值评估。

每一次选择，我们都有一把无形的标尺，动态衡量不同的工作以及生活选择，用生命以及自身更多筹码去交换，是否匹配，是否值得。这取决于你有多大意愿和能力来坚持自己的评判体系，以及你是否足够清醒、客观、理性，在感性和冲动的同时能够兼顾数据考量。

我们再引入詹姆斯·卡斯的理论来看，人生至少有两种游戏：有限的游戏是竞技模式，有明确的规则、胜利者和胜利品，以获得头衔和权力为目的，例如棋牌、比赛、考试、升职；无限的游戏是生存模式，目的在于将更多的人带入到游戏本身中来，从而延续游戏，期间没有固定的胜利者，有灵活的规则，以及一旦达到便会改变的目标。许多科学家、艺术家、创作者在玩的是无限的游戏，他们的研究发现、文艺作品在众人的阅读和讨论中持续影响后世。

有人在有限游戏里成为优秀的演员，也有人在无限游戏里做自己。我们需要有限的游戏，通过竞技换取生存的资本。无限的游戏虽不具备权力，但可以带来力量，重新界定游戏的边界，不断拓展可能性。权力是有限的，力量是相对无限的。

詹姆斯·卡斯认为，工作不是无限游戏的参与者打发时间的方式，而是产生各种可能性的方式；工作并不是抵达一个被期望的现在，然后攫取它以对抗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而是走向一个本身具有未来的未来。放在当下的处境来看，人们无法赢得想要的“胜利”，有可能定义错了战场。又或者，当他们沉浸在工作之苦，也经常遮蔽了自己切换游戏、调整游戏心态的自由。

英文有个说法是Nobody is more serious than a child in play，翻译过来，是没有一个人，比在玩耍的孩子更严肃认真的人了。人类创世神话，从女娲玩泥巴开始，我常常在想，当下的工作“匹配困境”，可能也正需要我们找回“玩泥巴”的状态。在谋生基础上，试图找会玩的心态，创造的心态，不妨用“无限的游戏”视角重新审视人生这场游戏，也许故事就有意外的延续。

部分参考资料：

1. 齐格蒙特·鲍曼《工作，消费，新穷人》

2. 新世相X梁永安《工作之苦》

3. 詹姆斯·卡斯《有限与无限的游戏》

4. 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

作者：叫我茉莉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