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深爱的报刊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主持人：陈佳靖，编辑：黄月、陈佳靖，原文标题：《编辑部聊天室 | 阅读捕猎、社区交往与城市观察：那些年我们深爱的报刊亭》，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你有多久没光顾报刊亭了？还记得上一次在报刊亭买过什么杂志吗？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阅读的兴起，报刊亭原有的文化功能逐渐式微，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城市中的报刊亭正日趋消亡。

前不久，网络上流传出杭州将拆除所有报刊亭的消息，很多网友对此表示不解和不舍。事后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杭州的报刊亭不会全部拆除，而是进行整改提升，将由最初的300多个减少至69个并以新的面貌出现，但从大幅削减的数量上看，杭州报刊亭走向衰落的命运似乎不会改变。

在杭州以外的其他城市，报刊亭的现状也不容乐观。事实上，自2008年起，全国主要城市的报刊亭数量就在逐年下降。网易新闻曾做过一次大型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至2013年，全国共拆除10468个邮政报刊亭；北京曾是全国报刊亭数量最多的城市，在2008年拥有2510个，而五年后仅剩下1484个。这些消失的报刊亭一部分是由于经营不济而倒闭或因经营资质问题被整改，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被管理部门以“影响市容”“占道经营”“阻碍交通”等名义拆除。

例如，2009年，江苏无锡城管部门就以整治市容环境为由大规模拆除遍布城区的1241个报刊亭和便民亭；2012年，郑州实施“退路进店”工程，拆除全市共计421个报刊亭，使得郑州成为第一个报刊亭彻底消亡的省会级城市。

自此之后，每次有报刊亭大面积拆除的消息，都会掀起民众对报刊亭是否值得被保留以及是否需要转型的讨论。在互联网尚未兴起的时代，报刊亭曾为无数人提供文化读物和便民服务，这些绿色的小亭子看似不起眼却五脏俱全，遍布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老年人习惯去社区附近的报刊亭买上一份报纸，了解一天的大情小事；学生们总在放学后围着校门口的报刊亭挑选青春杂志，顺便买饮料零食；上班族在等公交之余，随手翻阅路边的报刊，有时也将报刊亭当做遮阳避雨的驿站……可以说，报刊亭已经融入了很多人的生活，即使如今其功能逐渐被取代，它仍不失为城市的一道文化风景，是一代人不可缺失的文化记忆。

受到新媒体的冲击，许多曾经人人捧读的杂志报刊，如《意林》《读者》《青年文摘》《故事会》等，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受众群体，甚至面临停刊，报刊亭也不再是人们挑选读物的主要方式。但这是否意味着报刊亭就不再重要，不可能重现生机？

从世界范围看，报刊亭在各国都面临危机，但转型也并非不可取，关键还要看决策者是否有决心让报刊亭在城市中发挥作用。

以巴黎为例，该市报刊亭数量在2005年一度下滑至260家，市政府立刻调整管理经营模式，投入大量资金对报刊亭进行升级改造。2011年，巴黎市政府进一步放宽报刊亭的经营范围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除报纸杂志外，报刊亭还可销售各类市政出版物，例如城市导游手册、交通地图、明信片，旅游纪念品等。到了2016年，巴黎报刊亭数目已增至近350家，其墨绿色的外观和古色古香的设计与奥斯曼风格的街道相得益彰，如同伦敦的红色电话亭、纽约的黄色计程车一样，成为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文化标识。

在中国，报刊亭是否可能具有同样的生命力？我们又该如何赋予这些失落的城市文化地标一个新的未来？

杂志window shopping一去不复返，闲逛发现的乐趣也消失了

潘文捷：有段时间大家都想要长大后开书店开咖啡馆，其实开个报刊亭就很好，坐在里面看书看报还能数钱，完美。

《扬子晚报》《现代快报》是当年极受欢迎的报纸，版面非常多，但学生一般不会自己买。中学时有些同学在传阅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看韩寒的似乎有点看不上看郭敬明的，他们觉得自己有点特别。更多的同学没有很多课本以外的阅读需求。

我买过一年的《萌芽》以及上海版的《少年文艺》，但不论是《上海绝恋》还是前述两本杂志，描写的生活都离我有点远。江苏版《少年文艺》买了起码有三年时间，印象里刚开始不到4块钱，超级无敌好看。这个杂志当时选文章极其厉害，举个例子来说，有次把杂志带到学校，同桌（一个后来在中科大就读的纯理工生）也说很好看，他读的是我之前完全没印象的文章，是刘慈欣的《带上她的眼睛》。

上大学后对北京的一大印象就是报刊亭好大呀，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敞开式的报刊亭，书报杂志陈列的规模是我们县城（虽说也位列全国百强县）的n倍，还有卖面包矿泉水、煎饼果子烤冷面，甚至还可以兑换零钱，有段时间流行一句话叫“这盛世如你所愿”，我那时候觉得北京的报刊亭真的如我以及超出我所愿，就这文化氛围把我狠狠地镇住了。

老师要求每天读一篇《纽约时报》社论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还傻傻地认为既然在北京，那么报刊亭一定会有卖这份报纸呢！学校里一度流传着五道口的报刊亭养活一家八口的传说，如果是真的也太令人羡慕了。

徐鲁青：太巧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报刊亭老板，这样我就有源源不断的漫画书可以看。《儿童文学》11元两本，后来增刊到三本一共20元，但谁又喜欢看纯洁天真又无聊的故事呢？小学总是攥着这笔父母给的巨款偷偷买五块钱的《漫画Party》和《知音漫客》，看考试0分的边缘学生《阿衰》连载漫画。《意林》和《格言》是用来写假模假式的考场作文的，我总是引用，从不当真。《故事会》很有意思，囊括了都市怪谈、悬疑奇情各种文学类型，文风好像秉持一分钟内读者不上钩就算编辑输的原则。

再大一点就是读《南方周末》和《三联生活周刊》，晚自习时给南周写信，会登在小小的读者来信中栏，现在回忆起那几年也是纸媒最后的高光时刻，这种读者与刊物的互相往来，后来再未如此郑重了。到了高三，11元的《读书》一小册可以看上好久，而现在小册子变成了C刊，没有了机敏的杂谈和闲话，在身边的报刊亭也已经找不到它了。

我庆幸自己赶在报刊亭消失之前度过学生时期，报刊亭很大程度塑造了我的阅读路径，我可以步行几百米就买到想要的杂志，并能在一排排摆放的杂志里翻找新的、没读到过的好刊物，用中学生也不觉得昂贵的价格买下它们。现在无论是在上海还是我的家乡，都已经找不到报刊亭了，我有时出于怀旧心态在某鱼上下单《三联生活周刊》，杂志辗转三四天送到菜鸟驿站，期待感就在时间和距离里被磨平消耗，像吃一桌冷菜冷饭。

姜妍：中学时候买的最多的是《体坛周报》，那会儿没有零花钱，都是从午餐费里节省出来的。上大学因为读的是新闻系，几乎每天都会买一份都市报，每天早上一边上课一边看，中午再拿报纸当垫桌布用餐。还会私下里比较哪家的报纸油墨比较好，读完不会沾一手。

董子琪：小时候家路口边一左一右一共两家报刊亭，老板会把新到的杂志用夹子挂在外面，作为招揽宣传。《儿童文学》的封面总是很吸引人，我因此也买过不少《儿童文学》和《少年文艺》，买来就反复揣摩，比读世界名著还认真，其中有些篇目文辞优美，有些则想象力过于丰富给我留下了阴影，到现在都能全文复述。还从报刊亭买过一种叫《童话世界》的杂志，只买到过两次，全彩色印刷，一本十块钱，在90年代算是相当奢侈的读物。当时看一个穿越连载故事看了半截，后来再去，老板总说还没到还没到货，后来终于死心了，大概销量实在太差，老板只是在敷衍我。

南大浦口校区里也有嵌入式报刊亭，一边是报纸杂志，一边是牛奶铺，好多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就站着一面翻八卦杂志一面喝牛奶，等喝完牛奶上课时明星绯闻已经流传开了。记得工作后还常从报刊亭挂出来的杂志里选购《收获》某一期，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报刊亭全都不见了，要买杂志竟然只能是旅行时在火车站或机场的书店，或者是网上全套订阅，杂志window shopping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闲逛发现的乐趣也消失了，这对一些封面好看、标题吸引人的杂志实在是不公平。

叶青：看到大家读的刊物我好惭愧。我初高中的时候是港台娱乐周刊的忠实读者，每周一学校前的小书报摊一定会有我的身影。左页是Lady Gaga又穿了某件惊世骇俗的服装，右页是徐濠萦流连奢侈品店（图片的某个角落还要配上陈奕迅一脸无奈的圆形头像），配上港台娱乐媒体的犀利标题，当时觉得有意思极了。

还有《猛鬼故事》，胆子小又想看，读完吓得要闷在被子里开着灯睡觉，厕所都不敢上。我当然知道这些故事都是假的，但还是留下了诸多童年阴影，以至于我成年后走夜路时都不敢频繁回头——有个鬼故事里的说法是人的肩上有三盏灯，每回一次头便会熄一盏，三盏都熄灭后……

上一次（试图）去报刊亭买杂志已经是2017年的事。伊莎贝尔·于佩尔来国内参加朗读杜拉斯的活动，《周末画报》做了她的专访，作为自诩的武侯区于佩尔第一粉头，我怎么能不收藏！在街上转了老半天，才发现记忆中的报刊亭都不见了。杂志上的专访，就像姜妍经常提到的，碍于篇幅，问答的选择会更精炼。我还记得于佩尔那期最后一个问题是问她作为大众心目中女性自由和独立的代表，以后打算为女性权利做点什么，于佩尔答道，“不，我就是个女演员，还能期待我做什么更多工作呢？”

人们叹息报刊亭的消失，是想念和邻人拥有更紧密连结的生活

徐鲁青：前几天在Sixth Tone看到一篇文章讨论了报刊亭的消失现象，文章认为报刊亭的兴盛和消失都不是单一的市场行为，报刊亭的增加同90年代下岗潮中的就业扶持政策息息相关，之后报刊亭除了售卖刊物和杂货，也承载了社区交流的功能。文章还引用了2021年上海一个中学生写给《中国青年报》的信，呼吁政府重视报刊亭的社区价值，它既是居民交往的公共空间，也为社区老人提供了便利，值得作为公共设施得到政府补贴，“报亭不盈利只是个经济问题，街道上的绿化需要公共财政去负担，书报亭作为居民文化生活的绿洲，为什么不能获得财政补贴呢？市容美观固然重要，居民的精神生活也不应该因此受困！”这封中学生的来信中这样写道。

我记起小学放学后就跑去报刊亭蹭漫画，再顺便帮门卫娭毑捎上一本《故事会》。初中我和报刊亭大哥都愤世嫉俗郁郁寡欢，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最后一份《南方周末》他总给我留着。高中边上的报刊亭蔡嗲嗲是全校明星人物，他总是记得我们的名字和爱看的杂志，会给我们备着创可贴、水和雨伞。他去世时我们在报亭上贴满了悼念纸条，送葬的车绕学校一周，学生老师都跑到马路上送他。

报刊亭可否得到公共财政支持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我想，人们叹息报刊亭的消失，除了怀旧天性，除了对纸刊的偏爱，也是想念和报刊亭老板闲聊，和邻人拥有更紧密连结的生活。报刊亭能让城市更有人文关怀吗？我存疑，但或许能让现代生活少一些原子化，多一些人与人的交集。

姜妍：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京报》，报社为了让大家对读者群体有更清晰的画像，每年会组织采编团队去报刊亭里卖报纸。两个人守一个报刊亭，每个人要卖出去20份，还要穿上黄马甲，也就有了一些故事。比如当时部门里跑话剧的姑娘是个身材高挑的美女，和另一个编辑组队卖报，第二天编辑回来分享说，一个买报纸的人停在路边看着我们的话剧记者，感叹“长成这样，干点什么不好”。另有一位娱乐记者卖报纸的时候碰见一位外地同行，聊了几句，对方听说我们采编全员上街卖报，抑制不住内心的同情，大声问道“你们报纸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董子琪：报刊亭消失的最大影响，就是我对有哪些报纸杂志都关注些什么内容和主题，不再有概念了。那种瀑布一览式的设置，那种在摊前想要翻阅感兴趣的篇目又不好意思的心情（老板问，你买什么，我说我看看我看看），并非带有原本目的的、safari式的阅读捕猎都消失了。

报刊杂志和书籍是不同的，前者的即时性与共同感热情地维系着读者群体，并推动这个群体影响更多的人。更不用说报刊亭对于街区的意义，《人行道王国》中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通过书刊摊老板找到“街道之眼”，这是多么聪明的做法！书刊亭老板正是观察整个街区人们的面貌与心灵的重要线索，如果在我们这儿做调查，要把哪儿作为突破点呢？

林子人：和子琪同感。我如今偶尔会买杂志，但因为书报亭这样的线下购买渠道大大缩减，我基本只能在杂志自营网店购买。不知怎的，可能是因为阅读热情最旺盛的时候其实是看到杂志封面并激情下单的那一瞬间吧，等杂志真的快递到我手里的时候反而不想读了，现在躺在书架上塑封都没拆的杂志还有好几本（捂脸）。

如今买杂志都是我知道我想读XX然后去买，阅读视野反而比以前窄很多，那种所有报刊都摊在你面前、随便看看时一个有趣的标题吸引你买下来一探究竟的体验已经很少有了。纸媒的消退和书报亭的消逝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或许也是可以探究的问题。

除了报刊亭，新华书店也面临转型的问题。去年年末沪上的一则重要新闻是福州路上海书城暂时闭店，准备装修转型为“新型书店”。许多上海市民特地前来赶在闭店前最后买一次书，以此怀念这家开了23年的老书店。我虽不是上海人，但挺能理解他们的心情的。

在我小时候，民营独立书店几乎不存在，杭州解放路上的新华书店和庆春路上的购书中心占据着绝对的市场统治地位，我不知道在里面消磨过多少挑书以及在书架旁席地而坐看书的时光。在我读书的时候，新华书店还没有如今的那种“教辅童书采购地”的刻板印象，而是所有年龄段的读者都会去、都能找到心仪之书的地方。

新华书店转型的呼声已有很多年了，我家附近的新华书店有的开辟了24小时书吧，有的缩小了营业规模。这些年民营书店尤其是网红书店出现了不少，分流了一波年轻读者，可能新华书店确实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吧，但每次想到还是会勾起我的很多童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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