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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0 09:13
深圳工地上,日薪200元的建筑工正在老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头图来自:深圳微时光


近年来,上海、天津、深圳等多个城市先后出台建筑业超龄农民工清退令。清退界限划在60岁或55岁。


“超龄”之后,离开工地该往何处谋生?这些50多岁的建筑工人呈现出同样的迷惘,“走一步看一步”,是他们应付未来的无奈之选。四川人陈金明话里透着凄凉,“能不能活到60岁还是个未知数”。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50岁以上农民工近8000万人,占了总数的27.3%,这一比重自2008年(总规模有统计数据以来)连年上升。


“儿子今年6岁,我都算过了,我要干到70岁,他才能出来找工作。”


傍晚时分,52岁的何太平坐在龙华某个城中村的巷口,他个头不高、略显枯瘦,刚从附近工地上下来,脚上那双浅口胶鞋已被冲洗干净,脚背、小腿黝黑粗糙。


何太平一儿一女,女儿读大学一年级,一年学费、生活费加起来超过3万,妻子带着儿子在老家,每月生活费2000多元。他做一天工能赚到200多块钱。


5月中旬,何太平从广西老家来到深圳,这是他今年找到的第一份工。因为疫情,春节后何太平滞留在家几个月,去年赚到的钱花得所剩无几。


“怎么存钱?你叫我怎么存钱?“


何太平所在的工地,只招收55岁以下的建筑工。有同样要求的工地不在少数,比何太平大几岁的老工友,超龄后已经回到老家,“能做什么?种田,找点零散工,找不到就闲着呗”。


55岁之后如何养家糊口,何太平想不出什么好法子,“心里有什么底,不知道明天早上还能不能醒过来。”


工地上的大半辈子


四川宜宾人陈金明54岁,也在深圳龙华的某个工地上做工,那里的年龄限制宽一点——男性60岁以下,女性55岁以下。谈到60岁之后的出路,陈金明一样地悲观,“现在是走一步算一步,能不能活到60岁还是个未知数。 ”



陈金明住在民治沙元埔村某栋农民房一楼,整个屋子里住了十几个工友,同屋的罗钢和何玉枝是夫妻,年纪与陈金明相差不多。


同屋的十几个人,今年3月份才来到深圳这个工地。刚来没多久赶上疫情,村里被封了14天,刚解封不久,领导要到工地检查,又停工了五六天,3月份总共也没赚到几个钱。


做一天工赚一天钱,没人敢给自己放假,“基本上每月都会干满,为了钱嘛”。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大家也习惯了,“出门在外,头顶不下雨就行了”。


“你去工地上那边看看,可怜人多了去了”,何玉枝在门外的水池边洗衣服,揉搓、涮洗、拧水一气呵成,其他工友还排在后面,等着用水龙头。 


何玉枝念叨起工地上谋生的艰辛:女人和男人一样,酷暑、刮风、下雨,一样要往脚手架上搬运重物,夏天中暑是常事;同屋的老丁,是陈金明的搭档,40多岁,有恐高症,“没办法,有老有小要养,再高也得上”;为了赚加班费,家庭负担重的人,会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


也因为辛苦,愿意来工地谋生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吃不了这个苦,除非是实在读不进去书的,不然都进厂、进公司了”,在何玉枝的集体宿舍里,年纪最小的男孩还不到20岁,这属于工地上的极少数,“还是四五十岁的工人最常见”。



陈金明做管道安装,工钱200多元一天,不管一个月实际赚多少,老板都只发3000块的生活费,剩下的年底结算。


“年底能不能拿到手还不一定”,何玉枝讲起前几年在佛山做工的遭遇,早上四五点上工,晚上七八点下工,到了年底,四五万的工钱却要不到手,一直拖到现在。


3000块的生活费,陈金明要给老家寄2000多元,女儿、儿子、儿媳妇、小孙子都在老家生活,孙子身体不好,每月要去看医生。寄回家的钱,1200元是女儿的生活费,她还在读高中。剩下的1000多元,用于家里的电费、水费,燃气费和人情来往。儿子在老家打工,工作换了一份又一份,“赚的钱养活自己都不够”。 


陈金明在工地上干了大半辈子,长期绑着安全绳吊在空中,背几百斤的重物也是常事,经年累月腰椎出了毛病。 来这个工地之前,他在老家待了六七年,照顾小女儿,做做农活,打点零工。为了养家,妻子去了大城市打工,几年前跟陈金明断了联系。


妻子离开后,他独自操持一家生计,儿子的婚事是他一手操办,彩礼十多万,是从亲戚那里东拼西凑来的。背的债全靠陈金明来还,孙子2岁了,债还没还清。


“这都是命啊”,陈金明在凝重的暮色里慨叹。


土里刨食,养家糊口都难



30多年来,何太平一直在工地上打转。他16岁进工地,当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一天的工钱只有两三块钱。


前20多年,他做泥瓦工,这活儿重,经常要搬运成百斤的水泥、沙子,他老了,干不动这个,前几年转做起水电工。水电工赚到的钱少一些,但活要轻松不少。


疫情之后,何太平一年能做个七八月的工,“自己一天都不想休息,可没办法”。去年他在福建三明一个体育馆项目上做工,结余的工钱,大年初一当天总算打到了他银行卡上,“这样的老板,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是吧?”


在广西老家,一亩地一年的收入大约300元。何太平掰着手指算起来账——水稻一斤能卖一块二或一块三,一亩地产800斤,能卖1000块钱左右,扣除种子、肥料,请农用机械翻地,收割机收割的费用,最后能剩下二三百算不错了,农业补贴发到自己手上,也就100块出头。


种荔枝也是个生计,不过价格一年高一年低,去年荔枝一斤才8毛钱,请人摘荔枝每人一天200块,摘100斤出来,刨掉成本也剩不下几个钱。也有人在家搞养殖场,这个投入成本大,何太平没有这个本钱,况且这行风险也高,“行情、天灾,传染病,都能让你亏死”。


广西老家也有小工厂、养殖场,工人每月工资一两千,“在家一个月能挣3000块,我就不出来了”,何太平的同乡老区说。



罗钢、何玉枝夫妻俩是重庆人,做建筑工之前,他们在本地砖厂打工,每月工资也是一两千块。四川、重庆多山地,在罗钢、陈金明的老家,每个人只有几分地,一年下来的收入更低,种菜的话,菜价也贱,“四季豆一斤几毛钱,哪像深圳,一斤能卖好几块”。


夫妻俩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最小的儿子还在读书,学费、生活费一年也得两万多,罗钢父母80多岁了,几个儿女都在外打工,老父亲去年生了一场病,到现在还不能下地走路,全靠老母亲照应。


老家人情往来多,孩子周岁、老人做寿、红白喜事都要出礼金。春节回到家里,走走亲戚,给老人一笔养老钱,再给孩子交了学费,夫妻俩辛苦一年,剩下的两三万被掏得干干净净,“只能继续出来打工”。


在陈金明老家,土地被成片地承包了出去,一亩地一年能收到的承包款只有两三百块。去年在村里,有个承包土地的老板,雇了村民帮忙收割水稻和油菜, 陈金明也去了,干完了老板不发工钱,陈金明跟其他人一块去讨债,村长明里暗里帮着老板说话,到现在大家的工钱也没拿到手。


“国家用了很多资源扶持农民,但是在老家,很多事情就是把你当做叫花子一样”。


“没钱的人,哪里讨得到老婆”



坐在出租屋的小板凳上,何太平打开手机查看自己的微信步数,“今天走了16583步”,最多的一天他走过3万多步。建筑工在前面建,水电工跟在后面装水电,早上7点半出工,下午5点钟收工,一天楼上楼下地跑,爬梯子,装线路,一样是出苦力的活。


正对出租屋大门的简易餐桌,以及何太平坐的小板凳,是几个工友用薄三合板自制的。城中村的这间两房一厅,住了何太平和其他5名工友,6人也是房东规定的人数极限。


房子里空空荡荡,除了床、自制餐桌、板凳,再无其他家具,也看不到一个行李箱,双层床的上铺悉数被拆了下来,平铺在地板上,床板上只铺张凉席,除了随身衣物,这群人再无行李。


“在外面漂来漂去,什么时候都是临时的”。


这些年,何太平跑遍了南方的工地,一个工程做完了,下一个活还得去找。有时候坐着火车过去了,工地已经不需要人手了,他在城市里停留三五天,找不到新的工地,只能拎着行李卷再回老家,“最短的一次,就是当天来回”。



屋子里6个人都来自广西檀圩镇,镇子距离中越边境线不到200公里。三个男人姓何,与最年轻的小彭来自同一个村子,另外两个人姓区,是同宗叔侄,来自隔壁村。


老区今年50岁,到现在还没结过婚。这间出租屋里,娶妻的只有何太平与一位40多岁的工友。 何太平和妻子没有结婚证,20多年前,他去越南花了3000元,找了现在的妻子,妻子跟他生下一儿一女,到现在还没办下户口。


“肯定想结婚啊,我现在这么老了,怎么找,也找不到嘛。”提起找老婆,老区很是无奈。


小区30多岁了,也还没有对象。以前找老婆不容易,现在更不容易,几个男人聊起这个,话稠密起来,八九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当地很多女婴没能活下来,“有些家里生了女孩,直接丢在路边”,到了现在,成年男女比例出现失衡。老家的女性变少了,她们也更希望嫁到发达地区,“我们这些没钱的人,哪里娶得到老婆”。


出租屋里,年纪最小的小彭,也有30岁了,他在后厨干过好多年,觉得厨师没前途,“找不到女朋友,有什么前途,现在没有妹子做服务员,都去夜场、KTV了。”


到工地做水电工,小彭还是找不到恋爱的机会,工地也有单身女性,但那是“在项目部坐办公室的”,他自认与她们不属于一个世界。做体力活的女建筑工,无论年纪多大,身边都有丈夫或男友。



对于孤身在外的建筑工人来说,性也是一个问题。


老陆是龙华某个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他接近60岁,湖南口音浓重,听普通话也相当吃力。


夜晚,我和老陆坐在城中村的水泥板上,聊起他的打工经历。整个对话过程老陆显得心猿意马,他招呼着经过的每一条宠物狗,没狗的时候,则心不在焉地打量着城中村的楼房、人群和天空。中间老陆问过我一个问题,“附近有可以玩儿的地方吗”,我给他推荐了最近的公园和海滩。


尽管刚认识时我出示了工作证,也讲明了与他聊天的意图。在我们分别之际,老陆还是问出了一个令我吃惊的问题,“你有小姐吗?”


携家带口的建筑工们,则在漂泊中,尽力拼凑着家庭生活的模样。


何玉枝同住的十几个工友当中,有三对夫妻,考虑到男女混住,所有床铺边都挂上了布帘。说不清是由于空间拥挤,还是小家庭的存在,屋子里多了些市井的琐碎与暖意。


对何玉枝来说,这样的居住条件算不了什么。还有些工人,把一两岁的孩子带了出来,一家三口也只能挤在一张床铺上。


晚上8点,何玉枝做好了三菜一汤,餐桌是床铺边的一张小折叠桌。在夫妻俩的邀请下,我和陈金明蹭上了这顿晚饭。


房间内侧,晚归的工友在电磁炉上炒菜,空气里飘荡着炝锅的香味儿,家常而轻松的气息弥漫在整间屋子里。


罗钢从床下的盒子里拿出一瓶白酒,倒满了一次性水杯,他手臂酸痛,喝口酒能舒服一些。就着手里的饭菜和小酒,罗钢、何玉枝、陈金明用四川话聊着闲天。


再过两个小时,他们会关灯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大家要赶到工地。在他们辛劳、繁重、飘摇的大半生里,这是难得的休憩时刻。


备注:何太平、陈金明、罗钢、何玉枝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微时光 (ID:szdays),作者:黄小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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