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外交官视野下的含蓄中国，提供新观点、新细节。读基辛格《论中国》

文/张耐冬  经观书评

作为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亨利·基辛格的名字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1971年，美国派出以他为首的秘密访华团，迈出了中美最高层交流非常关键的一步。在密访中国大陆四十年后，基辛格的新著《论中国》英文版由企鹅出版集团出版发行，《论中国》中文版的面世恰值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四十周年。《论中国》并非基辛格的中美外交亲历记或回忆录，作为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的亲历者，基辛格愿意将自己参与其间的外交行为作为观察对象，他自己则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将中国作为美国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察。

全书着墨最多的是中美如何从冷战环境下相互对抗甚至兵戎相见的敌对状态走向和解，如何为维护世界秩序、保障本国发展而积极合作的历程。这部分内容中的很多事件，基辛格都是历史的当事人，即便有些历史事件发生时他还未成为美国国家战略计划与外交事务的参与者，他作为观察者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在基辛格看来，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对立关系的形成与敌意逐渐消减的历史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为今日的决策者提供思路上的帮助。共和国建立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建立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美中新关系恰巧符合两国利益，朝鲜战争爆发，打乱了东亚地区的战略格局，才造成了共和国在外交上向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局面，事实上这只是为了与美国对抗才做出的选择，并不意味着共和国与苏联阵营存在根本的共同利益。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美中两国内部政治格局与东亚局势都发生了改变，两国才重回到艾奇逊所规划好的道路上。

如果当时在东亚不存在中美之外的强大势力，中美两国是否会走向和解？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审视中美关系的思路：在中美互不侵犯的前提下，假如东亚世界某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国家政局发生变化，并牵动中美国家利益的冲突，解决冲突的最好办法，要么是两国都不率先进行军事介入，要么是杜绝中美之外的任何强大力量介入其中，以免出现复杂的三角关系。

在书中，基辛格多次强调坚持“平等”与“务实”这两个原则的重要性。中美外交中，曾有过不平等与不务实的情况？

基辛格提出中国外交失误中本国传统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战略思维、制夷策略对古代中国的外交策略影响甚深，在外交方面，中国决策者既有以宗主国自许的傲慢，又有利用某一外邦作为牵制另一外邦的外交手腕，这些表现都是以儒家的等级秩序观念为基础的。一旦自身的实力不足以称雄，他们就会按照独特的战略观来经营势力，这种战略观是一种整体思维，并且强调在对峙中不求速胜、重视实力对比中渐变的作用。基辛格以18世纪末著名的马嘎尔尼使团在中国遭遇挫败事件为例，对清国以“天朝”自居而无视外交活动中的平等原则，以及在涉外谈判中更多从其宗藩体制出发而不求务实的情况进行了解析。

对外交事务极其敏锐的基辛格感觉到，共和国领袖们的身上依然部分存留着中国传统的制夷策略、战略思维与宗藩观念。这种描述不假，但不准确。毛泽东身上有中国传统决策者的特点，特别是其善于利用他国间的矛盾为共和国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几乎就是古代“以夷制夷”的现代翻版；他对亚洲格局的设想，也颇有重建宗藩体制的意味。不过，从邓小平开始，情况出现了变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最高决策者的神秘色彩在邓身上仍有体现，但在外交场合，他能够坚持平等原则，注重务实，而这种外交态度也被之后的共和国决策者所继承。

基辛格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化学者。他谈传统、谈历史，都是为了解决当下与将来中美交往中的问题，并提供一种外交思路。因此，他并未深入地分析中国传统的文化类型，也未对历史上的中美邦交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而只是作为历史现场中的目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将他捕捉到的信息进行重组，以资来者。

他十分关注“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外交角度，他看到共和国谨慎地强调“和平崛起”对东亚与世界的益处，并在各种场合表现出和平的态度；在具体外交事件中，维护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使共和国不时表露出强硬姿态。同时，他也注意到在共和国内部呼吁在亚洲乃至世界确立强势地位的思潮。基于各种现象，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强大后，中美在亚洲是否会有不可调和的冲突？

一战发生前，英德两国在欧洲大陆的利益出现冲突时，英国外交家艾尔·克劳提交给政府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指出，基于国家利益的结构性冲突必将导致英德矛盾的不可调和。

基辛格强调，如果将国家利益的摩擦视为不可调和，冲突就在所难免，那只会出现零和博弈，即最终依然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如果承认摩擦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外交努力进行策略上的调整，使摩擦控制在两国都能接受的范围，就会维持和平局面。

在他看来，能否避免克劳所预言的结果，主要在于两国能否将中国崛起过程中出现的利益摩擦视为可以解决的问题。他承认，随着共和国的强大，中美之间在国家利益上必然会出现摩擦，不同的体制与国家治理方式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放大这种摩擦。

他还注意到“崛起”背景下共和国内部的某些舆情，如《中国梦》和《中国不高兴》等所反映的国家观与对美情绪，特别是这种情绪中反映出的零和博弈思维与克劳备忘录的共同点。对此，他一方面表示了对这种看法未被政府采纳的庆幸，另一方面也不无忧虑。他的庆幸与忧虑，都带有一种美国式的天真，他对共和国内部出现的思潮理解有些简单化，而且出现了误读。在中国大陆，要求政府在对外事务上立场强硬的呼声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曾有过爆发，当时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搅动了民族主义情绪，而《中国不高兴》只不过是在新时期下步前者之后尘。这两部相隔十年的畅销书，都不过是为经济利益而煽动、取悦受众的劣作，而其受众对“说不”、“不高兴”的呼应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对国家外交政策并无有效影响。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美间历次大事件中，共和国内部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国家的处理策略之间的关系，例如1999年轰炸共和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美国女演员莎朗·斯通的“报应”言论事件等，而这些才是真正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

所有 On China 这本书的书评，无论是来自 NYT，NYT Book Review，FT 还是 Economist，都一致同意基辛格是写这样一本关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传奇性崛起的著作的最佳人选。作为一个历史的亲历者乃至缔造者，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一个世界级的外交家，一个素养深厚的学者，基辛格的资格和分量是任何人都无法忽视的。 

 

但是这本书究竟不是一本关于历史事件的回忆录，其内容也不仅限于他本人的外交经历。这是一本评论中国的书，也因此，它面对着的是更高的标准。它不仅仅需要回答「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更重要的是回答「这些事意味着什么」。考虑到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要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事务专家来说都是艰巨的任务。 

 

基辛格并不是只专精于中国事务的专家，但是无可否认，他为写这本书做了大量的功课。无论是关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并不简略的）综述，还是关于现代中国故事的详细考察，基辛格在背景资料上所下的功夫都是令人敬佩的。他关于中国古代外交战略显示出他对这些历史并非只有浮光掠影的理解，对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的叙述整体来说也相当公允。他对现代中国政治的复杂细节的了解常常让人印象深刻。例如，尽管他对周的倾慕尽人皆知，但在谈到周的历史评价时，他在引用邓的著名谈话的同时也提到了另一派对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在谈论林在文革中的作用时，他敏锐地注意到除了官方定论（认为林比毛更左）之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当代意见认为林实际上是在毛的右方，是周邓潜在的同盟。在所有关于历史问题的叙述里，我只注意到一处错误：他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说成是毛本人的俏皮话，但是责备基辛格不了解赵匡胤显然是有点过于苛刻了。 

 

而基辛格最大的优势在于，作为一位当代地缘政治大师，他对历史事件背后各方行为逻辑的评论常常极具说服力。他关于朝鲜战争前中美俄朝四方在战略层面勾心斗角的故事的讲解异常精彩，读来可以下酒。事实上，在每个中国所参与的国际军事冲突的背后，基辛格都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毛（以及他背后的其他中国人）在想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想，并且他的回答往往相当精辟（虽然有时有事后诸葛亮之嫌）。基本上，这可以看做是这本书的主要价值所在。 

 

但是他最大的优势也同时构成了他的劣势。对战略博弈的专注（和专长），使得基辛格几乎总是以一种观摩棋局的心态来评论和玩味中国历史，而忽略了很多不那么戏剧性的部分。例如，同样是发生在五六十年代之间，中印战争在书中所占的篇幅大大超过了大跃进和大饥荒，而后者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显然远胜过前者。 

 

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让基辛格倾向于给每件历史事件寻找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上的解释。在很多时候，这种解释让人觉得他是夸大了当事各方的理智程度。他本人当然是以一个现实主义地缘政治观念闻名于世的外交家，这种现实主义让他得以抛开意识形态的藩篱去促进长期和宏观的国家利益，这正是他一声功名事业之所系。但是他有时似乎忘记了这世界上并不是每个政治家都具有同样程度的现实主义，都能够在处理国际争端时完全不受意识形态的干扰，尤其是中国的政治家们。事实上，他好像从未真正理解过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狂热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深刻到什么程度。很多当时中国所采取的表面上似乎违反常识的战略步骤在他看来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其起因并不是当事人的智慧，而恰恰是他们的愚蠢。 

 

基辛格对意识形态争论的冷淡和对现实谋略的热衷，常常让他在外交生涯中西方被攻击为对红色中国过于软弱。在这本书中，基辛格同样着重于对毛的战略的现实评论，而这种技术性讨论似乎压制了他对毛和他的同僚们的世界观的理解。它当然远胜过完全从冷战视角出发的充满意识形态口号的历史叙事，但它也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认为意识形态的后果和影响可以完全被现实谋略所调和。他并未完全忽视毛治下中国发生的巨大人道主义灾难，但他的兴趣显然完全不在于此。 

 

这一切都使得这本书读起来常常令人充满兴趣，但也常常带来失望。因为任何一个身在局中的中国人都了解，中国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战略问题。意识形态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是几十年来的中国政治家们无论如何也回避不开的。 

在谈论冷战期间中美俄三国外交的时候，基辛格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七十年代初从联俄转向联美固然是在国家利益驱动下的明智之举，但是如果别的国家也根据相同的逻辑行事的话呢？他在书中讨论到中国领导人当时的困扰心理： 

 

「它依赖于各方就具体情况做精密计算的能力。中美日欧的联合固然足以遏制苏联，但是既然它们之间不存在形式上的同盟，如果其中的一部分别有考虑怎么办？万一其中有的国家如中国人所担心的那样觉得和苏联联合而非遏制它更有利于世界局势平衡怎么办？如果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的一方试图抓住机会改变这个三角平衡而非维系它怎么办？简而言之，如果每个国家都像中国一样纯粹从自我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怎么办？⋯⋯中国的独立自主观念蕴含着内在的矛盾，就是它无法确信它的伙伴也愿意维持伙伴关系。」 

 

基辛格引用了好几大段他和毛以及周的对话来讨论这个矛盾，但是他并未明确地回答上述这些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实上中国所担心的美苏合作孤立中国的情势从未真正出现。美国在七十年代选择了联华抗俄，中美关系在八十年代一路走稳，而苏联却因为四处出击四处碰壁而渐渐从高峰跌落下来，终于在剧变中崩溃。事实上，苏联的劣势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已经如此明显，以至于中国反而要考虑重新疏远美国靠近苏联以维持三角关系的平衡了。 

 

但是上述问题在本质上并未消失，并且在苏联覆灭中国崛起的今天以新的面目更尖锐地存在着。中国的外交战略，究其根本，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战略。它拒绝参与任何会导致自己丧失折冲樽俎灵活性的同盟，永远以以自己的利益为唯一的出发点来进行国际间的合纵连横。公平而论，对一个近代以来始终处于国际政治的弱势地位的国家来说，这样的选择并非不合情理。但是它在逻辑上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无法相信任何友谊，而是以彻底的丛林法则来看待国际社会。中国的官方辞令总是说我们「珍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但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了解，我们其实谁的友谊也不珍视。只要有必要，中国可以在任何时候把任何国家当做敌人，正如在中国心目中，任何国家也都会随时把中国当做敌人一样。 

 

这心理当然其来有自，它是一百年屈辱历史所酿成的一种古怪的自卑和自尊的混合体。中国从那段经历中所得到的根深蒂固的印象是任何既定的国际秩序都是列强的游戏。中国永远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这个秩序中普通而平等的一员。整个国际社会都是我们潜在的敌人，早晚有一天，中国会从它的压迫中挣脱出来。1900 年慈禧对十一国的宣战诏书，其荒谬之处，在很多人看来，仅仅在于它不合时宜。它的基本思想在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中从未消失过。 

 

基辛格已经可以算是西方世界最了解中国的政治家之一，但是他并未真正体认到这样一个事实：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中美关系看起来似乎转折了好几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但中国民众对美国的普遍敌视是一以贯之的。从 1950 年全国开展「三视」（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帝国主义）教育至今，美国的负面形象在基层百姓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到了一种近乎神经质的程度。即使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这种负面形象也只是变得更为生动而已。基辛格在书中谈论了宋晓军的《中国不高兴》和刘明福的《中国梦》这两本书和它们背后的民族主义思潮，但他只把它们理解为代表了一部分知识精英的看法。他讨论了 911 对中美关系在现实层面的促进作用，但他并未谈到（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或者是否能够理解）911 事件发生后中国举国狂欢的民众情绪。归根结底，基辛格恐怕不能想象一个政府怎么可以做到一边在外交场合同美国人觥筹交错，大谈建设一个和谐的国际社会，一边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在自己的人民中间尽一切可能促进对方的形象的妖魔化。虽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是在这一点上，他终究还是个地地道道的西方人。 

 

在全书的后记（这是我觉得格外有趣的一章）中，基辛格讨论了德国在一战前的崛起是如何导致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地发生（以及为什么很多人相信同样的故事会发生在今日的中国身上），并且尽力解释这一切不祥的预言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下为什么有可能得以避免。在我看来，他的讨论虽然相当深刻，但结论却颇为孱弱。事实上，读完这一章之后，我的悲观程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他正确地指出中美之间要想建立一个和平的未来，双方必须对此都坚决而全力地向这一方向推动才有可能。问题是，至少从中国这一面看来，这种期待能够成立么？ 

 

他很可能看不到答案了，但是我们会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