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朱炜，编辑：陈春利，头图来自：《使女的故事》

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压倒性多数推翻了1973年的“罗伊判例”，取消了有近50年历史的宪法对堕胎权的保障，并将大幅限制或禁止堕胎的权力交给了各州。这一裁决将有效阻止大量女性终止意外妊娠。

“纽约时间”援引支持堕胎权的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的数据，在最高法院作出推翻罗伊案的裁决后，有26个州被认为肯定或可能禁止堕胎。14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有法律明确保护获得堕胎的机会。

之后，美国女性想要堕胎就更难了。此前，堕胎医生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

狄安娜·霍瓦特-科斯博医生有一个习惯：每隔一阵子，在网络上搜索关于自己的消息。过去几年间，她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住院医生项目的毕业生名单上，出现在雇主的官方网站上，偶尔还会出现在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总之都是些预料之中的场合——直到2014年8月的那个夜晚。

《使女的故事》剧照

那本是个平静的夏夜，狄安娜给女儿讲完睡前故事，坐到了电脑前。搜索结果让她浑身一凛，明明暑气正盛，却仿佛置身寒冬：一个网站赫然列出了她的工作地址、行医执照和几张照片，其中一张里，她抱着15个月大的女儿；在文字介绍中，她被称为 “堕胎集团的一员”。

她被反堕胎人士盯上了，她的女儿也是。对于一位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孩子面临危险更让自己恐惧的了。那些人显然精于此道。

受到这样的威胁，一个理由就已足够：狄安娜是个妇产科医生，提供的医疗服务中，有一项是为有需要的女性终止妊娠。于是，原本受人尊敬的医生职业，只是沾上了“堕胎”二字，就变成了狄安娜平静生活中最危险的暗涌。有人追到她的社交账户上留言咒骂，说她的双手“沾满鲜血”；还有人说，撒旦正在等着狄安娜，她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她开始变得小心翼翼，公共场所陌生人的注视会让她万分警惕，每次启动汽车，都会经历一瞬间的恐惧——“会有人在车里放炸弹吗？”

幸运的是，虽然生活在恐惧中，狄安娜和女儿都安然无恙；不幸的是，她的同僚们也都承受着类似的恶意，甚至这一切并不是新鲜事，针对堕胎医生的攻击在更早之前就已开始。

“单一问题恐怖主义”

在美国这个基督教传统深厚的国家，堕胎医生一直是个“高危职业”。反堕胎人士打着“捍卫生命”的旗号，认为终止胚胎发育无异于谋杀，而医生作为直接操作者，自然就是刽子手一般的存在。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温和的抗议者，采取的行动和平无害，往往是举着横幅、高喊口号，有时也会调转思路，苦口婆心地劝说孕妇留下胎儿。但其中也不乏激进者，用暴力行为宣泄不满和愤怒——谋杀，绑架，纵火……

堕胎的正当性与否或有伦理争议，但暴力行为却是不折不扣的犯罪。维基百科的一个词条由此催生：反堕胎暴力（anti-abortion violence）。加拿大安全情报局2006年更是将这定义为“单一问题恐怖主义”（single-issue terrorism）。

美国历来是反对堕胎的保守派和支持堕胎的自由派的战场，相关暴力事件频发——大多数记录在案的事件都发生在那里，已经成为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社会痼疾。这个问题既有暴力元素，也充满道德困境和伦理思考，是很多文学影视作品青睐的话题——在美国导演托德·索伦兹的电影《回文》中，一位堕胎医生在自己家中被杀；1996年的《爱你钟情》则讲述了3个关于堕胎的故事，在最后一个中，医生在堕胎手术的进行过程中被枪击中死亡；作家斯蒂芬·金的《失眠》一书中，也有大量情节与激进的反堕胎者有关。

艺术高于生活却源于生活。这些作品中耸人听闻的暴力事件虽经过了创作，在现实中却不乏原型。堕胎服务提供者会遭遇死亡威胁、人身攻击等，此外，有一个让人痛心的数字：《纽约时报》的报道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至少有11人在这些暴力事件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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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雷赛尔大学教授大卫·科恩与克里斯滕·康南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活在枪口上：反堕胎恐怖主义不为人知的故事》。在写作过程中，他们采访了来自美国34个州的87位堕胎服务提供者，其中既有医生，也有其他医务工作人员。但每个人传达的心情是相似的：他们都很恐惧。

科罗拉多州的沃伦·赫恩医生对这种恐惧感同身受——他已经在这种恐惧中生活了46年，几乎和他成为医生的时间一样长。第一次死亡威胁在1973年11月的一个凌晨到来，尖锐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宁静的睡梦。当时，他和家人生活在一座深山的小房子里，隐秘而美丽。没有人知道对方是如何找到他的，那个电话号码从来没有公开过。从那天开始，赫恩睡觉前总要把步枪放在床边。

多年来，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赫恩。1988年，有人透过玻璃窗朝他的办公室开了5枪，幸好没有击中任何人；反对堕胎的激进分子雪莉·山农从堪萨斯州立监狱给他寄来一封信，说他将成为下一个，赫恩明白她的意思；诊所门口聚集的人群及咒骂已经司空见惯；1995年，美国一个反堕胎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13位堕胎医生的名单，称他们犯有“反人类罪”，赫恩和朋友乔治·蒂勒医生都名列其中。蒂勒逃过了1993年的一次袭击——凶手仍然是雪莉·山农，却没能逃过2009年的另一次枪袭。

因为过于危险，赫恩不得不接受24小时的贴身保护，甚至不能去参加老友的葬礼。

“十八般武艺”

没有人能永远处于密不透风的保护之中。面对层出不穷的死亡威胁，堕胎医生不得不时刻保持警惕。赫恩医生给自己的诊所换上了全套防弹玻璃，出席公众场合时，他会穿上防弹衣。

妇产科的专家们也不得不学点本专业之外的技能，比如，参加美国堕胎联合会35年来一直在免费提供的风险管理课程。为了自己和同事的安全，医生、护士及其他员工都不得不变得机敏异常，习得“十八般武艺”——识别可疑电话，区分普通病人与伪装成病人的潜在恐怖分子，反复进行安全演练，学会遇到炸弹袭击或枪击时的应对措施。

当初口诵希波克拉底誓词、立志成为优秀医生、救死扶伤之时，他们想必没有料到，这些事情也会成为必备的工作技能之一。

事实上，针对堕胎服务，美国设有专门的法律。其中最重要的一则是“自由进入诊所法令”（FACE），于1994年通过，目的是确保寻求堕胎服务的病人和提供服务的医生都能自由而安全地进出诊所。每个州也都各自立法，防止医生的住所受到监视。

在大卫·科恩教授看来，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名为“安全在家”（Safe at Home）的项目或许可以为医生的安全保护提供启示——那个项目原本旨在保护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通过将受害者的地址信息从数据库中删去，从而防止他们被跟踪、被报复。基于同样的原理，如今它也被用于隐藏堕胎医生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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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隐藏很有必要。科恩的受访者之一、一位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医生正是因为被反堕胎人士找到了家庭住址而受到难以忍受的骚扰和威胁：抗议者围堵住他的家门，让他的孩子们担惊受怕了好几天。在他们高举的标牌上，有的写着医生的名字，有的画着枪靶，他的照片放在最中间的准星。当地警察的应对态度也并不积极，相比于立刻采取行动，他们更愿意站在那里旁观。

在有集会自由的美国，这样的“不作为”十分常见，也多少有些事出有因。2014年，美国最高法院否决了马萨诸塞州的一条法律，后者规定诊所可以设立“缓冲区”，将机构入口处与抗议者隔离开来。显然，这是为了保护医生和病人的安全。但最高法院裁定，这条法律有阻碍言论自由之嫌，因而予以否决。

可是，安全问题怎么办呢？

2018年11月，随着雪莉·山农的出狱，新一波恐惧朝堕胎医生们袭来。“她的获释让我们都很担心，”美国堕胎联合会临时首席执行官凯瑟琳·拉斯格戴尔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她有成功实施和煽动暴力的记录，她的释放让我们全都处于劣势地位。”

更何况，即使没有山农，美国的反堕胎激进分子也已经拥有足够的鼓舞：近几年，尽管没有出现死亡，但暴力的氛围越来越浓重——2017年的数据显示，诊所闯入事件比前一年增加了两倍，死亡威胁更是几乎翻了一番。

“你为什么在颤抖？”

除了难以摆脱的死亡阴影，越来越严苛的政策环境也让堕胎服务的提供者们举步维艰。对堕胎的收紧似乎是美国的一个大趋势。根据非营利组织古特马赫研究所提供的数字，2014年的各州议会共提出了335项旨在限制堕胎的规定，截至当年年底，15个州颁布了26项新的限制措施。在重重阻击之下，许多医生不得不改行，不少堕胎诊所不得不关闭——2012年，得克萨斯州尚有41家这样的诊所，到2015年只剩下17家；在更为保守的阿拉巴马州，过去的十几家诊所如今已缩减至仅3家。

这就意味着，如果某位女性面临必须堕胎的状况，她可能将无法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继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得克萨斯政策评估项目2015年的两份调查显示，为找到一家诊所，该州许多女性不得不驱车300多公里；有些女性曾尝试过自行流产——有的使用一种可以导致流产的药物，还有的求助于酒精、药草，以及按压腹部。显然，都是些不太稳妥的方式。

而为有需要的孕妇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务，正是许多人选择成为堕胎医生的初衷。这样的初衷支持着狄安娜医生，支持着赫恩医生，也支持着很多和他们一样的人。在发表在《华盛顿邮报》的一份自述中，狄安娜称，自己是出于对女性自主权的尊重，才投身这项争议不断且危险重重的事业；她理解女性想要规划人生、完成学业或是投身职场的愿望。赫恩医生则说，女性拥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健康的自由，而他希望能维护她们的自由。

后来，他们在阿拉巴马州的同行将无法继续坚持自己的初衷了——该州后来通过法案，在该州为孕妇实施堕胎的医生将面临10到99年的监禁。当法律成为职业生涯的最大威胁，此前的暴力阴影仿佛变得云淡风轻。

尚未出生的胎儿是否具有生命权，在此姑且不论，尚未成为母亲的女性选择堕胎，服务于她们的医生却要遭受牢狱之灾，这让许多人无法接受；而因为堕胎政策的收紧乃至非法化，医生和女性陷入切切实实的危险之中，依旧有许多人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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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恩始终记得，有一次，他走进手术室，发现一个正在等待接受堕胎手术的病人激动得浑身颤栗。“你为什么在颤抖？”他开口询问，“发生了什么？”

那个30多岁的女人回答说：“我之前在一家黑诊所里堕过胎，差点死掉。而现在太不一样了——你是个正规的医生，手术室如此干净，还开着灯，一切都很明亮，让我很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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