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入编，我们要警惕“合规的不公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 （ID：guanchacn），作者：沈逸（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头图来自：《奇迹·笨小孩》

最近，围绕某流量明星被国家话剧院录取，获得一级演员岗编制的新闻引发了舆论的广泛热议，中间穿插关于“小镇做题家”和流量明星作比较的讨论，推动着舆情急速升温。随着7月15日公示结束，国家话剧院给出的情况说明并没有起到平息舆情的作用，反而再度把舆论推向了第二波高潮。

当然，在这样以亿计的参与者大规模讨论中，肯定会有一些杂音、一些情绪化的声音、各种趁火打劫蹭热度。如果我们尽量排除情绪，用理性客观的态度去认真讨论这件事，应该如何看待？

乍一看，这似乎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和我们以往讨论的那些国际大新闻相比，它极其微观，甚至在一些人看来是细枝末节甚至习以为常的事。但是在我个人看来，这件事涉及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就是“公平”。正如《让子弹飞》中姜文饰演的角色在上任鹅城时说的要办的三件事——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这里面涉及的公平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合规意义上的公平。做这件事有没有依据？当事方能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依据？就录取这件事而言，这次国家话剧院的声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合规性来看，至少目前的调查结果看来，这套流程客观上没有违纪违规之处。

但是从舆情的反应上来说，我们发现，人们追求的公平不仅仅是这种程序意义上的公平。很多时候公平作为一种价值，我们追求的是某种结果——这种结果不仅是客观状态还有主观认知。

中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在我们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中，对于考试作为阶级上升的通道，在不同社会阶层和人群中推动公平所起的作用有一种特殊的认知，这种特殊的认知作为一种集体的记忆是嵌入在我们的基因当中的，平时也许你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但是一旦被激发，就会出现这次事件刺激之后涌现上来的那样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加持下具有更强的合理性。

除了历史因素，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新中国，就像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这里面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所包含的一个要素就是公平。

不说它是全部，也不说它是唯一，但它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离开了它，很多东西都无从谈起。

正因如此，网上很多讨论者认为这件事“关乎国本”，有人说这是危言耸听——有那么重要吗？这可能只是一个个案。但事实上这恰恰是大众的基本认知，是群众的心声，这种心声必须得到尊重和有效的反馈。

我对这一类事件的基本认知是：如果一种现象、一种做法，它的程序被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认为是不公平的，它导出的结果是不好的，大家是拒绝接受的，但是这套做法却符合规定的，那么这种“合规的不公平”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这种不公平就是所谓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充分不均衡之间的矛盾”里的“矛盾”。我们需要去面对和改进，即使这种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因为这种合规化的不公平涉及到微妙的、复杂的、系统性的利益调整。但是我们要正视它的存在，而不能无视、甚至蔑视它。

为什么大家觉得一个流量明星通过这种考试方法获得国家剧院的编制是不公平的？

首先，最核心的一点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大家本能地是拒绝赤裸裸的“赢者通吃”的。就像胡锡进在微博中发表的观点中提到的，这件事，很难说任何一方有错，但是双方确实起了冲突。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看到流量明星已经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获得了天价的超出常人想象的财富之后，还要跑来进入到一些留给其他人的阶层上升通道来挤占资源。而这种行为在中国当下的具体时间环境下又进一步发酵，也有其特殊的背景。

如今我们谈年轻人的内卷、谈被数据证实了的青年人群体中相当高的失业率、谈日趋艰困的公务员考试——虽然这件事涉及的是演员岗位，但是对于并不拥有同等社会资源和经济收益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眼中看到的就是自己面前的一个东西被拿走了，这个东西的减损对这群人来说心理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对于事件的另一方来说，经常有人调侃：“有些人太过优秀，走自己的路，让他人无路可走”这句话背后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要走向这样一个方向，成为真正意义上能够通吃的赢者，那么你要极其地过硬，你在赢者通吃过程中的每一个关键节点所做的程序都能放在阳光下经得起各方的讨论和检验。

显然，在这次事件中他没能获得这样的认可。

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在享受着如今的生活同时，对更美好生活的那种执着，甚至执拗的要求，就是一个客观现实。这位明星在这件事中受到争议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效应，比如大家对他成长过程中的某些“方便”和“特权”也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这些环节也自动进入了聚光灯下、显微镜下供人推敲。人们会认为这些也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因为你之前已经在演艺圈中获得的这样的声望，由这种声望给你带来的资源，你也不会得到这样的优待。

第二点，当我们在讨论不公平的时候，其实人们的诉求不是个体，而是那一套体制机制。也许，在原先设置的时候有它的合理性，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它慢慢和现实之间产生了距离。比如说这次关于编制的问题，本身就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之后遗留下来的一个特殊的存在。里面有很多具体的规定，比如引发各方关注的判断在职的标准，明显就是反直觉的，它不是我们生活意义上说的这个人有工作，可以挣钱这种意义上的在职，它有一套程序上认定的要件，导致在程序上可以成立，但大家对这个结果感到难以接受。

对于明星来说，过去也有很多明星，包括流量明星也跟国家剧院建立了工作关系，但没有获得编制，而只是以合同的形式取得工作，甚至只是被某部剧邀请加盟，然后凭借自己的流量或者演技为这部剧做贡献，这样大家也都认可。这次的事件的爆发很多人说是出于妒忌，我认为这不是妒忌——大家感到奇怪的是，你明明在这条线上发展的已经非常好，你已经取得了几乎所有你在这条线上能够取得的东西，你为什么还要换一条线来挤压别人的空间？为什么当你在挤压别人东西的时候，你和这条轨道上的竞争者遵循的程序不太一样？

这件事会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怎样的榜样，传递出怎样的信息，会对年轻人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对现在以及更加长远的将来，中国的发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是要传递这样一种流量明星就可以赢者通吃的这样一种信息吗？

有人在微博上讲这是“动摇国本”，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但它具有象征性。

因为大家看中的是国家话剧院前面的那个“国家”。顶着这两个字的机构，一级演员岗是相当宝贵的资源，如何进行分配？我们有没有意识到国家剧院招人也是代表着国家的行为，合规与否只是最初步的要求，在这中间有没有考虑到民众的观感或者说有没有做到更加均衡或者说更加妥当？

今天的中国，我们需要谁？我们依靠谁？我想大多数人感同身受。我的父母都是小学学历，我妈妈是学校里做后勤的，小时候我印象很清楚，她在食堂里面卖饭，那时候打饭是大家带一个金属盒子，然后一块块把饭切到盒子里，上下两层更硬一些，中间会软一些的。我父亲是非常普通的电工，自行车零件二厂的工人，是最早一批被买断工龄的工人，然后做电工直到退休。我自己从小的成长，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一路学习考试进复旦，然后留校任教，这是我的人生发展轨道，也是绝大多数普通的小孩在中国能够依赖的一条轨道。

这条轨道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神圣性的。如果说一个国家的阶层流动只有这一条轨道是不够的、不健全的，但我们需要铺设更多的轨道，把轨道做宽，让大家有更好的选择，而不是像曾经有人对我说的那样：“中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一个社会进入到发达阶段之后，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它自然就会收窄，这是一个规律。”我不喜欢这种上了车之后想着怎么关门的，我更不愿意认同这就是一种客观的规律，所以我们不要去改变它。

中国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改变这种规律而存在的。我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因为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条“规律”。我想至少在中国我们应该是有共识的。有人在微博上问我，“老外对这个事情有什么讨论”，我上网去搜了一下，就Bloomberg大概提了一下，其他很少有讨论。这事情西方媒体是没法说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如果要拿这件事情做文章，像以前那样抹黑中国的话，这些外媒就需要认认真真向大家宣讲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只有相信了这些基本的理念，人们才会对这件事情产生这么强烈的情绪化的共鸣。

这件事引发的舆情很难说已经到了一个尾声，后面还会有一个非常长的发展和变化。我没有混过演艺圈，但是我考过试，我知道考试复习是多么地煎熬和艰苦，在考场上搏杀出来是多么地不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华，应该在不同的标准中加以衡量，然后去获得与才华相匹配的资源，这个资源可以是市场上的资源，可以是国家拨付的资源。但这种资源拨付的过程，最后出现的分配的结果应该是公平、公平以及公平的，而这种公平一方面要符合最基础的规章制度的要求，也要能够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我们的社会始终在自我完善中前进，人类历史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任何一种制度，要在历史的长河中存续就需要具备自我校正错误的能力，这种自我迭代的能力也是中国从1840年、1949年以来的独特比较优势。这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民众对于公平的朴素追求和向往，这种追求的表达对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 （ID：guanchacn），作者：沈逸（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