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重工业体系国内循环的制度密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ID：ChinaInstituteFDU），作者：郭杰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自 1991 年苏联解体以来，学界对其解体的解释可谓汗牛充栋，如经济层面的渐进式改革、僵化的经济体制、扭曲的部门间再生产比例等，政治层面的苏共背叛人民等。但是，鲜有文献考察苏联的工业化。工业是苏联经济的全部核心，一旦苏联围绕工业生产体系建构的一系列制度崩溃，那么苏联在经济层面上的瓦解就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了。或许我们可以从苏联工业化的得失中窥探导致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更进一步地，在对比苏联工业化得失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中国工业化取得巨大成功的制度密码。

一、苏联工业化的核心是重工业的国内循环

学界惯于把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归咎于僵化的经济体制，但所有这些评估均是从经济效率视角进行的考察，其参照系是日本、德国等战后迅速恢复重建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奇迹”。如果我们不设置任何参照系，而是从苏联工业化本身及其所处的时代出发，或许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一）苏联工业化的理论基础及其总体思路

苏联工业化起步的基础是列宁于 1920 年领导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列宁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大量使用不熟练的工农群众”发展手工业的“经济复兴”计划，他坚持通过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技术等方式革新苏俄的工业生产体系。其实，列宁的这一思想在他发表于 1893 年的《论所谓市场问题》中已有所表述，即：“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总的来说，就是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些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1】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增长得快’，它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创造了以往各个时代无法比拟的高度发展的技术进步’”【2】。这一规律后来被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结为：“生产资料的优先增长意味着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业和农业间的比例，要在更迅速地发展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农业生产的不断增长。”【3】

斯大林在上述规律的基础上赋予了苏联工业化以特殊的政治意义，即在资本主义包围中保持国家的独立：包括对外独立，即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武器；也包括对内独立，即战胜国内资本主义分子，使社会主义形式的工业占据绝对优势。从这个角度理解，斯大林主导的工业化注定是以斗争意识为核心的准军事化行为，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行为。因此，苏联的工业化对实现工业化所需要承受代价的容忍度非常高，如通过农产品征收的“剪刀差”快速筹措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积累资金、实现银行国有化等。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可以窥探到苏联工业化背后的制度密码，即最大限度地保证重工业发展所需的积累资金。

苏联的工业化并非完全不注重效率，相反，它通过最优线性规划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确保整个经济能够按照苏共中央设定的预期路线发展。只不过，这一套完整的计划经济体制只是为不断提升重工业产出能力服务的，它的初衷是最大化产出，而非最大化利润。因此，在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来，苏联的工业化是不经济行为。

（二）苏联工业化的核心是发展重工业

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首次提出了苏联工业化的方针，但直到 1928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苏联的工业化才真正起步。其间，斯大林为苏联工业化设计的主导思想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

从工业化正式开始到 1991 年解体，苏联从未偏离过斯大林时期制定的工业化策略，即它一直在重工业的内部进行国内循环。这种特征在苏联的经济结构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见表 1）。

从苏联工业两大部类的产值比可以发现，自工业化战略实施以来，苏联两大部类的产值比例一直在提高，即用于生产的生产资料增速明显快于用于消费的生产资料增长。至 1976 年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两者间的比例出现了持续稳定的抬升。但是增加值趋势包含了价格因素，我们可以从苏联工业内部不同行业间的主要工业品增长比例来佐证上述抬升趋势（见表 2）。

从主要工业品的增长趋势来看，电工、仪器和自动化、化工、无线电、铸造、冶金、汽车和拖拉机等主要工业部门的产品增长量明显快于农业、轻工业和食品等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乙”类产品。即使在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乙”类产品中，仍然包含着 22.6% 用于非生产性目的的重工业部门产品，如燃料、电力等，轻工业、食品工业等真正用于消费的比例仅剩77.4%。【4】不过，即使在重工业内部也存在发展失衡的现象，1976 年拥有自动化作业线最多的部门是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自动化作业线与机械化流水作业线之比最高的是黑色冶金工业、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轻工业占比最低、食品工业次之。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苏联的工业化主要是为了服务重工业体系，即它是为了生产机械而生产。直到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的生产特征依然延续了斯大林关于苏联工业化的属性判定。

苏联工业化生产的国内循环在工业与农业生产之间可以得到进一步的验证（见表 3）。从苏联主要产业门类的生产率来看，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最为迅速，建筑业、铁路运输业次之，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长期低于其他部门。如果从农业产出量来看，农业产出量的增长倍数确实不如同时期工业品，这也印证了苏联经济体系“过重”的特点。但从农业产出量和农作物产量来看，苏联人均谷物（增长 77%）和人均肉类（增长 1.16 倍）的规模总体趋势是增长的（见表 4），肉类供应相对稳定，但谷物生产的波动非常大，如 1975 年苏联谷物总产量仅为 140.1 百万吨，比 1970 年少了 46.7 百万吨。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苏联的工业化是一个以重工业国内循环为核心的生产体系，这个体系内部不仅存在工业与农业生产的比例失衡，就连工业内部也存在巨大的发展不平衡。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苏联倾其全力推动重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这样的工业化仍然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即如何筹措重工业部门快速扩张所需的资金。当然，苏联工业化初期的启动资金中有很大比例来自国外贷款。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苏贷款流产，【5】苏联通过外部世界获取重工业化资金的渠道大大缩减，但从苏联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对比来看（见表5），资金的缩减并未减缓苏联工业化的步伐。

重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需要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投入生产，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的固定资产比例较高。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部贷款规模缩减的情况下，苏联是如何实现重工业体系的国内循环呢？这就引出了苏联重工业国内循环的另外一个层面，即资金的内循环。

二、资金的内循环制度：苏联重工业体系赖以循环的秘密

在推进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如何解决因固定资本的价值分批次实现货币回流带来的资金占用问题至关重要。在工业化快速起步的阶段，固定资产存量会逐渐增加，由此可能诱发再生产体系货币回流规模的萎缩。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再生产体系中因固定资产折旧导致的货币回流问题，即以前期固定资产价值转移部分的累积量来实现固定资产的实物补偿，【6】但这种补偿机制在急剧扩张的工业化进程中会面临挑战。如何弥补固定资产更新与固定资产折旧之间的差额，这是苏联推进工业化进程必须解决的问题，也即如何筹措工业化进程中固定资产更新所需的资金。

为解决这一问题，苏联在国民经济计划体系中有了专门安排，即以强制储蓄为核心内容的金融制度安排。在苏联存续期间，金融制度几经改革，但是以强制储蓄为核心内容的特征从未改变过。

自苏联工业化正式启动后，苏联的信贷金融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这些改革围绕财政、苏联国家银行的权责范围展开。在这三次改革中：1930—1932 年信贷改革的核心是把资金调度的所有权限集中到苏联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的财政部，苏联国家银行、工业电力银行、农业银行、商业建设银行、公用事业银行等分条块负责相应的短期信贷业务；1954 年后苏联金融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分权，即国家银行直属苏联部长会议，负责制定货币与信贷计划，发放面向农业、林业消费合作社以及农村居民的短期贷款以及面向集体农庄的长期贷款，1959 年起长期信贷业务归属苏联建设银行，1961 年起对外结算及外汇业务划归苏联外贸银行，由此形成了以条块管理为核心的金融制度；1986 年起，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苏联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苏联国家银行履行中央银行职责，1990 年货币信贷权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7】至此苏联为重工业化建立的金融制度彻底走向终结（见表 6）。前两次改革并没有改变苏联金融制度的本质，区别在于国家信贷资金的归口管理与调度，本文以 1954 年后建立的金融与信贷制度为例分析苏联强制储蓄制度的主要内容。

1954 年后的金融信贷制度确立了以苏联财政部、苏联国家银行为双核心的货币流通与信贷管理制度，其中财政部负责制定苏联国家预算（含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苏联国家银行则负责全国范围内的货币流通计划、信贷计划以及现金出纳计划的制定。由此，在全苏范围内就建立了以国家预算、货币流通计划、信贷计划和现金出纳计划为核心的货币流通机制，它建立起了全苏范围内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重工业体系的资金保障体系，使苏联工业化得以长期维持其国内循环体系。

在苏联的金融制度中，用于工业部门的长期投资资金共有两大来源：一部分来自苏联国家预算中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的无偿拨款，通过财政部存在苏联国家银行的资金直接划转给苏联建设银行，并由苏联建设银行无偿划拨给国营企业和合作社，这部分资金属于计划内资金，有资产更新需要的企业提前以计划的形式上报给主管部门，并由主管部门汇总后上报苏联财政部报批，待通过后直接下拨，因此这部分资金是没有使用成本的；另一部分则来自苏联建设银行的长期贷款，这部分资金是用来弥补企业收到的基建拨款与企业固定资产实际需求之间的差额部分，这部分资金是有使用成本的，即企业需要到期还款并偿付利息（见图 1），但是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成本非常低。总体来看，苏联用于工业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成本是非常低的，且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保证工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流通资金。除此以外，苏联的国营企业和合作社还可以向苏联国家银行申请短期贷款，以应对流动性资金不足的状况，这笔资金是用于保证工业部门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原材料等可变资本的购买结算。由此可知，在苏联的制度设计下，苏联的工业企业总是可以通过国家设定的各种渠道获取用于再生产所需要的长期资金和短期资金。

三、苏联强制储蓄制度的根基：三个计划

苏联这套金融体制安排行之有效的基本前提是它在货币流通领域的三个计划：信贷计划、货币流通计划以及现金出纳计划。通过信贷计划，苏联可以提前获知全苏范围内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缺口，即计划内资金与实际需求资金之间的差额，差额部分可以通过苏联国家银行、苏联建设银行补足。但在补充差额资金方面，苏联建设银行缺乏足够的能动性，因为它可自由调度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工业企业存放在苏联建设银行的折旧基金，在折旧率既定的情况下，苏联建设银行可以吸收的存款波动幅度很小。因而，苏联工业生产的计划外资金只能通过苏联国家银行筹措。

在计划外资金的筹措方面，苏联国家银行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其筹措资金的主要工具有赖于货币流通计划（见表 7）和现金出纳计划（见表 8）。苏联国家银行在计划制定之初，预先确定信贷计划，并根据信贷计划来制定货币流通计划和现金出纳计划。在货币回流规律中，企业及居民持有的现金是核定货币流通最大的扰动项，而现金出纳计划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减少流通中的现金，以降低现金流通对国民经济再生产体系中货币回流的扰动，使货币以最快的流通速度回流到银行系统，以便增加用于国民经济生产的货币规模。现金出纳计划的本质是加快货币流通，但是它本身并不会创造货币，因而国民经济计划的短缺资金只能通过货币流通计划来实现（见表 9）。苏联国家银行增发贷款只能增加负债端余额，而在苏联国家银行负债端，最大的可变因素是吸入资金，即吸收的居民储蓄。所以，苏联货币流通计划的核心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居民的储蓄，在收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通过减少居民的货币支出可以创造出大量结余货币，而这些货币的大部分将通过储金局的各大网点最终汇总到苏联国家银行，形成苏联国家银行的资源（见图 1）。从这个角度讲，降低居民的日常支出就成了苏联为筹措工业化所需资金的另一个重大来源。

在理解了压缩居民日常支出以换取增加全社会可贷货币之后，也就可以理解苏联的“剪刀差”是如何应用到居民身上的了。在斯大林设想的“剪刀差”积累体制下，苏联通过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压缩轻工业的产能及压低出厂价格等方式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从而形成居民部门的“强制储蓄”。随着再生产体系的扩大，居民部门的“强制储蓄”额也会水涨船高，这部分节余的货币自然就成了苏联用于确保工业化生产的资金来源。自强制储蓄制度建立后，苏联居民存放在储金局的存款总额保持快速增长，1958 年这一金额为 87 亿卢布，而到了 1985 年，全苏居民存款总额高达 2208 亿卢布，是苏联国家银行规模最大的“资源”（即苏联国家银行的负债，它形成了苏联国家银行对企业发放贷款的货币蓄水池）。从苏联居民自身来看，用于储蓄的资金总量也在持续增长。以储蓄工资比为例，到了 1985 年，每个苏联城镇、农村居民的储蓄金额分别是城镇、农村居民工资的 6 倍、7.7 倍，即平均每个苏联城镇居民的储蓄额为 6 个月的工资，而平均每个苏联农村居民的储蓄额为其 7.7 个月的工资（见图 2）。

其实，苏联为确保工业生产体系所需资金构建的强制储蓄还包括对企业规定的强制计提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其中，企业计提的折旧基金必须存放到苏联建设银行，而大修理费用则须存到苏联国家银行。这两笔资金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讲的固定资本累计折旧。从苏联的数据来看，往年折旧的规模与苏联实际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差距甚远。以 1985 年为例，企业计提折旧基金和大修理基金的总额为 1032 亿卢布，而当年的基本建设投资高达 3040 亿卢布。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设想的货币流回规律，苏联是注定无法维持重工业体系的国内循环的。

四、强制储蓄制度的瓦解及苏联重工业体系国内循环的崩溃

在传统的视角下，学界把重点过多地放在了苏联重工业生产的国内循环上，而忽视了苏联为了完成重工业国内循环体系而做的必要制度建构，即以国家预算计划、信贷计划、货币流通计划和现金出纳计划为核心的金融制度，它以强制居民部门储蓄的方式为苏联工业化筹措了大量积累资金，从而为苏联的重工业化国内循环奠定了坚实的金融基础。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套金融设计，苏联的重工业国内循环或许早就破产了。

如果从苏联金融体制和重工业的关系来评估戈尔巴乔夫之前的历次改革，我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冷战氛围浓厚，美苏仍处于激烈的对峙阶段，斯大林发展重工业的历史背景并未发生质的变化，因而赫鲁晓夫及柯西金的所有改革注定只能在重工业体系内部进行小修小补。对苏联来说，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美苏关系进入相持阶段，发展重工业的历史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它本是进行工业化道路转型的最佳时期，凭借强制金融制度对全社会资金流向的强大支配能力，苏联是可以实现走出重工业国内循环、走向居民轻工业与重工业并重发展的新阶段的，毕竟以改善人民生活为中心的工业革命成本要低得多，但苏联错失了这次良机。至于苏联为何会错失这一机会，在本文的框架下是无法得出结论的，这也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推行的经济改革在新经济制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贸然地打破了强制储蓄的金融制度，使重工业国内循环迅速崩溃，诱发了一场巨大的改革灾难。

戈尔巴乔夫执政后，率先推行经济领域的改革，但是他的改革不仅没有帮助苏联解决重工业内部的国内循环，相反，他推行了以提高机器制造业等重工业生产效率为核心的工业生产改革。毫无疑问，重工业生产效率的改革需要更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这就要求苏联国家银行必须在现有的金融制度框架下筹措更多的资金，从而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战略提供更大规模的资金。

加速战略所需的资金规模打乱了强制储蓄下的信贷计划，进而诱发了货币流通计划和现金出纳计划的全面失衡。在苏联国家银行编制的信贷计划表中，国家预算资金、国家银行自有基金和利润、吸入资金、发行货币等构成了苏联国家银行发放贷款的主要来源。但在 1985 年苏联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 150 亿卢布，这就意味着苏联国家预算资金不能为苏联国家银行筹措资金，反而要从苏联国家银行抽调部分资金，这一变化导致苏联国家银行实际可贷资金有所下滑。同时，苏联国家银行自有基金和利润、吸入资金等长期保持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国家银行能够为加速战略筹措资金的方式仅剩下发行货币，事实也是如此。自加速战略推出后，苏联的货币发行规模持续扩张，1986 年苏联卢布发行量比 1971—1985 年增加了 18%，1987 年货币发行量同比增加了 54%，1988年后更是一发不可收，年均货币发行量达到 1987年的 6倍以上。

在强制储蓄制度自动运行的情况下，通过货币发行进入重工业体系的部分资金会经由居民储蓄再次回到苏联国家银行，扩大强制储蓄的来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苏联发行货币带来的冲击。但是《国营企业法》赋予企业自主定价权的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消费品定价市场，居民开始大量持有现金以备抢购必要的生活物资，从而导致流通领域的现金大规模增加，苏联的现金出纳计划和货币流通计划面临巨大挑战。

如果说加速战略是诱发苏联强制储蓄金融制度崩坏的直接原因，那么 1986 年开始推行的银行及货币制度改革则是压垮苏联重工业国内循环的最后一根稻草。1986 年，苏联国家银行改组，苏联国家银行升级为中央银行，不再负责贷款，贷款权限下放到陆续成立的各种专业银行，为重工业筹措资金而建立的统一的信贷体系开始瓦解，这一改革为苏联 1986 年后通过货币发行为重工业筹措资金做了必要的铺垫，但也彻底打破了强制储蓄制度与重工业国内循环之间的资金平衡。1990 年，戈尔巴乔夫更是授权各加盟共和国自主管辖货币流通和银行体系，各加盟共和国竞相扩大信贷计划，并通过新建立的银行体系大肆发放贷款，使流通领域中的货币规模成天量级别增长。至此，强制储蓄制度下的现金出纳计划、货币流通计划彻底失效，强制储蓄制度最终瓦解。

苏联的解体并不在于它所执行的激进改革，本质是在重工业国内循环体系没有破局的情况下，贸然地打破了重工业体系赖以维系的金融制度安排，使重工业再生产体系在短期内迅速崩溃，最终诱发了苏联更加激进的改革，即“500 天计划”。从这个角度看，苏联解体的命运早在戈尔巴乔夫开始金融制度改革时就已经注定了。他在新的国家经济制度建构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急切地打破了旧的国家经济制度，从而使国家经济陷入了混乱。

本文注释

(1) 《列宁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83 页。

(2)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68 页。

(3) 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623 页。

(4) 数据来自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第 162 页。

(5) 沈志华:《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俄罗斯研究》2019 年第 6 期。

(6) 何干强:《货币流回规律和社会再生产的突现——马克思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11 期。

(7) 富景筠:《苏联末期的货币战——透视苏联解体的新视角》，《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2 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ID：ChinaInstituteFDU），作者：郭杰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