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气资本 （ID：yuanqicapital），分析师：Yini Lin，原文标题：《重回1973：西方能源经济的“虚假自信”》，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今年以来，极端天气频发，空前热浪席卷北半球。

5月，美国西南部遭遇1200年以来最严重的旱灾，最大水库Lake Mead水位大幅下降，Lake Powell水位创60年代以来新低，多地民用水电供应面临威胁。7月，英国气温有史以来首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使该国迎来自1935年以来最干燥的月份，同时为多地带来野火。事实上，野火频发迫使法国启动欧盟民防机制，欧洲多国调派消防资源远赴法国扑火。同时，炎热与干旱致使莱茵河水位下降。为了避免搁浅，货船削减装载量，而这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供应链造成进一步冲击。

中国国家气候中心于8月17日表示，中国自6月13日起的区域性高温事件综合强度创1961年以来最高。其中，川渝地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最为严重，电力大省四川出现用电缺口。继8月14日宣布“让电于民”后，四川次日在电力保供调度会中指出彼时局势已从7月“高峰紧缺”进入电力电量“全天双缺”。

作为光伏制造的产业重镇，以及锂盐和硅料的重要产区，电力保供措施难免产生市场扰动——例如，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被迫降低产量，下游整车厂商面临零部件短缺。不过，川渝地区电力供应终于在8月30日恢复正常。

相较于极端天气为中国制造业带来的限电停产较为可控的经济影响，伴随热浪急剧飙升的电力需求为业已身陷通胀困境的英国进一步增加的经济压力、甚至社会影响，是灾难性的。

8月26日，英国能源监管机构Ofgem批准年度平均双燃料价格上限从目前的1971英镑增至3549英镑——几乎是去年同期1277英镑的三倍。这意味着，自10月1日起，已经在通胀危机中苦苦挣扎的英国民众即将面临涨幅高达80%的能源账单。能源占低收入人群家庭支出比重甚至可能高达35%以上。

Ofgem已将能源价格上限提高80%（来源：The Guardian）  

2019年~2020年英国电费和燃气费占各收入人群家庭支出比重（来源：The Guardian）  

极端高温被视为全球气候变化的印证，学界将此归咎于人类经济活动对化石燃料的广泛消耗。同时，西欧国家正在经历的痛苦再一次提醒我们，决策独立（例如参与制裁）、或者至少能源独立，对于国家命运的重要性。

“每一个煤筐里都装载着动力与文明”

能源不仅掌控现代国家的经济命脉，还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关键推动力量。

从西方神话中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到东方神话中钻木取火的燧人氏，火的出现常被我们视作人类文明的开端。即使现代科学也对此深信不疑——正是对火种的驯化，使我们踏上了进化之路。

Vaclav Smil在《Energy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中将能量效率的评判标准归为三个维度——能量的流动、能量的存储，和能量的控制。牲畜的能量能够通过食物，例如草地，间接存储；而火的能量则能够通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燃料实现存储。

事实上，煤点燃了英国工业革命。

Barbara Freese在《Coal: A Human History》中指出，通过烤制煤矿形成的焦炭使英国炼铁产业摆脱了对木材的依赖，可获取性更强的煤炭对昂贵稀缺的木材的替代大幅提升了炼铁效率。

同时，瓦特（James Watt）改良的“万能蒸汽机”对传统水车的替代使得这一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煤、蒸汽机和铁的产量呈螺旋形攀升，三者彼此促进，加速增长。蒸汽机增加了煤和铁的市场需求，同时降低其生产成本。廉价的煤和铁又降低了蒸汽机的生产成本和运营费用，蒸汽动力装置得到进一步普及，而这又增加了煤和铁的需求，如此循环往复”。英国迅速晋升为世界生产中心，“日不落帝国”随之诞生。

中华民族在历史中承受的发展滞后由此被归因于对于能源革命的错失——煤的魔法未经释放。对此，一位英国访华人士曾评价道，“被束缚的‘黑色精灵’就静静地躺在他们悲怆的步伐之下，难以施展超凡的力量”。

英国是第一个、却并非是唯一一个被黑色精灵改造的现代国家。正是凭借煤的力量，美国从蛮荒之地摇身一变成为工业化强国。

18世纪后半叶，以Necho Allen为代表的美国公民陆续在宾夕法尼亚州等地发现无烟煤地带。然而，把“上帝的恩赐”运输到市场却困难重重、成本昂贵。在此背景下，费城轧钢厂经营者Josiah White与Erskine Hazard将关注焦点转向煤矿运输，二人在19世纪20年代修建并开通了Schuylkill和Lehigh运河。时至19世纪30年代，美国第一个主要内陆运输系统——一张巨大的运河网络，已经形成。

煤矿工业的推动力量很快从经营者供给推动转变为消费者需求拉动，运河承载能力的受限催生出新的运输模式，铁路由此诞生。1827年，White与Hazard修建了美国第一条长距离（14公里）。由于无烟煤经营者被认为率先使用铁路，无烟煤产区常被称作美国铁路的发源地。铁路网络的出现进一步提升了美国经济增速。作为美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早期推动力量，二人被视为该国工业革命的关键人物。

煤曾被视为一种精神指引，引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曾在19世纪中叶写道，“每一个煤筐里都装载着动力与文明”。煤为工业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国家世界地位意义如此重大，以至于这一偶然性甚至被荒诞地解读为上帝对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寄予的厚望——19世纪的英美观察人士认为，上帝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煤都留给了他们。

在西方当代历史中，第一次工业革命源自蒸汽机的普及，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基于电的发明。

电使得基于不同形态的能量之间的自由交换成为可能。相较于火，电更易于调节，人类对能量的控制由此达到前所未有的精度。电气化对制造业工厂的改造意义重大——机器通过独立连接一根电缆、而非依赖各机器之间的传动轴和皮带，获取动力。中央动力供应向单元动力供应的转变大幅提升了生产率。

同时，低成本照明扰乱人类生物节律，其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工厂得以全天候轮班运作，突破了供给限制，而其对休闲时间的影响——“不夜城”成为现实，则拉动了消费需求。电的发明催生了电器，在工厂投资电力在照明场景以外应用的同时，家庭大量消费家用电器。

然而，正如过去人们在火的精准控制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如今，电的应用也让人们面临新的挑战——电力难以大规模储存。这一挑战将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置于困境，新型储能技术研发与商业应用探索的意义便在于此。

逃离化石燃料：能源转型并非科学命题

如果对能源的掌控和利用能够塑造国家权力，那么这一底层建筑一旦失控，所有基于其上建立的繁华与荣耀都将随即坍塌。

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便重塑了西方社会，从而改写了此后的世界历史。

1948年，盟军在英国控制的巴勒斯坦开疆辟土建立以色列，作为全球犹太人的新国度。自此，中东地区周期性爆发的阿以冲突拉开了帷幕。在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大举入侵埃及西奈半岛。

1973 年，埃及试图收复失地。10月，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OAPEC成员国宣布针对加拿大、日本、荷兰、英国和美国实施石油禁运，以抗议西方盟国在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期间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在1974年3月华盛顿石油峰会谈判后禁运解除时，石油价格已从每42加仑桶3美元上涨了300%至每桶近12美元。

石油禁运结束了西方盟国自1945年起的战后繁荣，世界经济陷入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收缩。S&P 500 指数在12个月内暴跌43%，创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大跌幅。这一纪录直到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后才被超越。

即使在禁运解除后，由于美元的竞争地位被削弱，能源的美元价格仍在次年迎来新一波上涨。经济衰退甚至加剧了美国与其亲密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欧洲指责美国通过发起以色列军事援助引发石油危机。一些盟国试图与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脱节，从而避免成为制裁目标。在此背景下，西欧逐渐从以色列向阿拉伯靠拢。这种外交政策的不一致性或许来自美国与其盟国对中东石油依存性的巨大差异。

如今，70年代石油危机在北约内部造成的裂痕是否即将再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欧能源危机的恶化程度。

与第一次石油危机不同，于1979年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是伊朗革命导致石油产量下降的结果。尽管全球石油供应仅下降了约4%，但是市场原油价格却在接下去的12个月内飙升了逾一倍。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进一步打击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产量，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正是美国对埃及总统Anwar Sadat和解意愿的无视，迫使埃及重新向苏联靠拢。同时，在沙特阿拉伯国王Faisal发出明确警告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Henry Kissinger（1973年9月担任国务卿）仍然无动于衷。本文作者认为，这一态度或是源自华盛顿在石油危机爆发初期关于“抵制石油将损害波斯湾经济”假设的自信。然而，由于每桶石油的价格涨幅超过了减产幅度，这一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

石油分析师Daniel Yergin曾于2013年写道，“石油危机引发全球政治和世界经济剧变。它挑战了美国的世界地位，导致其国内政治两极分化，同时打击着美国的自信”。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似乎重拾“抵制石油将损害俄罗斯经济”假设的自信。截至目前，对俄经济制裁损害的经济主体再次指向西方国家自身，尤其是美国的亲密盟友，西欧国家。8月29日，俄罗斯第一副总理Andrey Belousov表示，2022年俄罗斯经济的收缩程度将低于3%，远低于最初预期的10%-15%。与之相对的是，继花旗银行发布“英国通胀率或在2023年初达到18%”的预期之后，高盛于8月30日指出，这一数字或将达到触目惊心的22.4%。

如果这一预计成为现实，那么英国将被重新拽入70年代的经济灾难——彼时，通货膨胀率在Harold Wilson工党政府领导下突破24% 。

元气资本此前提到，石油危机促使消费者转向由西德车企、继而日本车企制造的燃油效率更高的小型汽车，从而直接导致美国汽车工业迅速走向衰落。本文作者认为，能源价格高企或致使英美本制造业瘫痪，而以Thatcherism（撒切尔主义）和Reaganomics（里根经济学）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借以应对石油危机的被动举措，确保了这一瘫痪状态的持续性：

“英国朋克青年现象是彼时首相Margaret Thatcher通过削减导致X-Inefficiency的‘过剩’就业岗位以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结果，而美国锈带现象则是同时期总统Ronald Reagan通过产业链外迁提升企业生产效率的代价……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扩张带来的竞争性贬值或在极大程度上帮助英美渡过70年代通胀危机，但是随之而来的制造业空心化将工人阶级置于困境，这一社会矛盾延续至今”。

两次石油危机给西方盟国带来的剧痛与挣扎均指向这样一个事实——能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石，能源自主因而事关国家命运。

同时，英美的冷战政策遭受重大打击——它们长期将注意力集中于苏联与中国，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盟国（美国霸权）的潜在挑战正在显现。中东成为与苏联结盟的又一个超级对抗力量的潜在可能比石油禁运本身更令华盛顿畏惧。

从美国国会于1973年通过的《紧急石油分配法》，1975年推出的《能源政策和保护法》，到1977年成立的能源部，美国在通过法案重新定义其与化石燃料等能源的关系上作出的努力贯穿整个70年代。

石油禁运激励各国前往新的能源勘探地点，即“非OPEC”油田。尤其在1979年伊朗国王下台之后，飙升的油价驱使石油生产商转而前往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北海、墨西哥湾和加拿大等更偏远、更困难的地方进行钻探。英国给予诸如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等能够提供稳定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替代产区更多关注。

1980年，随着西方国家对中东石油的依存度降低，苏联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在1979至1985年间，巴西、埃及、印度、马来西亚和阿曼等小型非OPEC产油国产量翻番。加之美国本国石油产量的增长，世界石油产量戏剧性的大幅提升使得油价在1980后连续六年下跌，1986年更是缩减至近一半。

1861年~2014年战争与油价的紧密关系（来源：Goldman Sachs）

左图：1974年~2010年OPEC和非OPEC石油产量；右图：同期沙特阿拉伯和其他OPEC成员国石油产量，单位：百万桶（来源：Science Direct）

1960年~2018年美国各原油产地国进口量，单位：百万桶/日（来源：US Office of Energy Efficiency & Renewable）

事实上，是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痛苦和恐惧、而非面对全球气候危机的博大胸怀，将西方国家推向替代能源。

在石油禁运之前，美苏地缘政治竞争与处于低位的稳定油价为替代能源的必要性和经济可行性设置了障碍，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主要限于科学界。石油危机的爆发将环保主义热情推至新的高度，而这成为华盛顿决策的驱动力量。随着关于人为气候变暖的科学共识逐渐加强，气候问题首次成为政治议题——气候科学与气候政治出现交汇。

除了寻找替代产区以摆脱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寻找替代能源并实现诸如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的大规模商业化能够让国家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从而实现“能源自主”，因而对能源改革运动至关重要。

OPEC曾经依靠能源极低的价格弹性来维持可观的收入，油源多样化和能源多样化对石油需求造成的冲击被严重低估。随着核电和天然气发电，天然气家庭供暖，以及乙醇混合汽油的出现， OPEC经济和地缘政治力量迅速下降。

Bill Gates曾在《How to Avoid a Climate Disaster》中指出，能源转型本质上是经济问题、而非环境问题。纵观历史，“人们之所以从旧能源转向新能源，往往是由于新能源成本更低”。本文作者认为，这一“成本”对于国家的意义不仅停留于经济层面——伴随能源进口依赖的外交风险一旦失控，结果将是毁灭性的——世界能源转型并非科学命题，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经济范畴。

本文作者认为，从1992年签订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到2016年签订的巴黎公约（Accord de Paris），尽管气候学家往往以维护人类命运、而非国家或民族命运作为行动指引，但是气候峰会最初并非始于西方盟国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悟和责任担当，这是一场关于能源自主的竞赛，同时我们很难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碳排放上限分配或已成为西方盟国竭力“铲除”非西方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对于世界格局残存影响力的有力工具。

能源作为经济活动得以开展的基石这一事实意味着，在传统能源主导的经济模式下，经济增速与碳足迹规模成正相关。当碳中和目标成为全球共识，中国能源转型的意义便不仅在于能源自主，而在于夺回发展权益、拓宽受到全球气候问题责任“挤压”的发展空间——中美外交哲学的本质差异，以及西方国家与解体前（被肢解前）的奥斯曼帝国和苏联的历史联系，决定了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面临的产油国“能源武器化”风险远远超出中国。

事实上，2000年至2021年间，中国石油及其他液体燃料消费增速远远超出生产增速，这意味着进口量正在逐年攀升。2021年，沙特阿拉伯以17%的占比稳居中国原油进口来源国首位，俄罗斯以15%紧随其后，中东地区更是占据中国50%的原油进口量。

2000年~2021年中国石油及其他液体燃料消费和产量，单位：百万桶/天（来源：EIA）

2021年中国进口原油产地结构（来源：EIA）

与之不同的是，2000年至2020年间，OPEC成员国占美国原油进口比重明显萎缩，从2005年的48%骤降至2020年的14%；同时，来自忠实盟友加拿大的原油在美国进口市场占比急剧膨胀，从2005年的16%飙升至2020年的61%。2008年以来，美国持续减少原油进口，并自2011年起，大幅增加原油产量，并在2018年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成为最大的原油生产国。

2005年~2020年美国进口原油产地结构（来源：EIA）

（来源：EIA）

成本决定能源结构：工业制造优势加速“脱碳”进程

价格竞争力是新能源经济可行性的关键所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规模尚未触顶的原因，在于清洁能源较化石能源更高的成本。Bill Gates将这一成本差异称为“绿色溢价”。

IRENA（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发布的2019 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显示，2019年，56%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低于新建燃煤电厂。其中，光伏（PV）成本降幅度最大。2010年至2019年间，光伏发电成本降幅高达82%——从0.378美元/千瓦时降至0.068美元/千瓦时，各国降幅处于66%至85%之间，聚光太阳能（CSP）、陆上风电，以及海上风电成本分别下降47%、40%和29%。光伏和风能发电有望取代长久以来因成本优势占据主导地位的燃煤发电。

2010年和2019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对比，单位：美元/千瓦时（来源：IRENA）

2010年至2019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变化，单位：美元/千瓦时（来源：IRENA）

全球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LCOE ，即平准化成本，LCOE 计算均已排除任何财务支持影响（来源：IRENA）

2010年~2019年全球太阳能光伏加权平均总装机成本、容量因子和LCOE（来源：IRENA）

成本下降增加了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成本效益。2010年至2019年间，每百万美元投资价值从2010年的213千瓦飙升至2019年的1005千瓦，远远超出同期陆地风电从514千瓦到679千瓦的投资价值增速。由于各经济体可再生能源资源条件和资源结构、现有技术水准和经验、需求模式，以及资本成本（Cost of Capital）不同，可再生能源平准化发电成本（LCOE，Levelised Cost of Electricity）往往呈现出地域差别。

Grid Parity，即电网平价——太阳能发电成本与电网电力持平的“临界点”，是可再生能源实现经济可行的重要里程碑。早在2019年，World Economic Forum便已指出，在一项针对中国344个城市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中国样本城市中，光伏能发电成本均已低于电网电价（Grid Electricity）。其中，22%的中国城市能够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建造光伏系统并以较燃煤发电更低的成本发电。

2000年~2018年中国光伏发电LCOE（来源：Yan et al.）

中国光伏发电平准化成本的“惊人”降速得益于技术进步、原材料——尤其是多晶硅的成本下降，以及政府支持。

随着光伏产业日趋成熟，2018年5月，中国政府发布“531政策”以降低补贴。与之不同的是，随着80年代中期石油增产导致油价暴跌，美国可再生能源随之止步不前。中美制度差异导致美国政府经济干预举步维艰——政府补贴通常被解读为美国转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迹象而备受争议，加之党派分歧带来的政策持续性缺失，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进程与油价高低息息相关。

1950年~2019年美国能源消费结构（来源：EIA）

或是由于石油进口依赖程度不同，欧洲对能源转型呈现出的热情远远超出美国。2020年上半年，风电光伏在德国、英国电力市场渗透率分别高达42%和33%，这一数字在美国仅为12%，中国以10%与世界平均值持平。这意味着，清洁能源在国内外市场均具有广阔的增长空间。

全球各经济体风电光伏渗透率（来源：Statista）

2015年~2020H1全球各经济体风电光伏渗透率变化（来源：EMBER）

2021年，煤炭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占比55%，这一数字在2020年、2021年分别为56%和70%；第二大燃料来源石油和其他液体占比19%；水力发电、天然气、核电和非水力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占比分别为8%、9%、2%和7%。尽管消费占比仍然不高，太阳能发电在2020年实现的新装机发电量占比高达12%。

左图：2020年中国新装机发电结构；右图：2021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来源：EIA）

2000年~2020年中国净发电量能源结构（来源：EIA）

“工业制造”能力看似与“脱碳”目标背道而驰，实为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竞赛中后来居上的重要竞争优势之一。

截至2020年底，在全球前十大风电整机制造企业中，便有七家来自中国。Bloomberg NEF于2021年发布的报告数据表明，早在2019年，中国已经主导光伏太阳能电池板产业链的所有环节。大中华地区市场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组件全球市场份额分别为66%、82%和73%。

中国主导太阳能电池板全产业链（来源：Statista）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多晶硅制造能力的提升得益于2012年对美的反制措施。彼时，中国对美国多晶硅征收关税，作为美国对中国电池和模块征收关税的回应。这为中国多晶硅制造商提供了成长空间。

左图：2016年~2019年多晶硅产量全球市场份额；右图：2019年十大太阳能晶片制造商均基于中国，其中有9家为中国公司（来源：BloombergNEF）

The New York Times早在2017年指出，“中国推动成为太阳能电池板主要制造商的努力在过去十年中将全球价格降低了近 90%……美国十几家太阳能公司在过去六年中关闭了工厂”。在此背景下，美国自2012年起对来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这迫使中国制造商转而迁往东南亚建造大型工厂。据悉，截至2017年，算上东南亚的中资工厂，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销售额约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四。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太阳能组件出口量增长109%至41.3吉瓦，新建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增至13.21吉瓦，是去年同期的1.5倍，海外出口已经成为中国前六大光伏组件制造商的主要收入来源。晶科能源表示，2021年，公司海外收入占比高达78%。如今，能源危机或加速欧洲国家的能源转型进程，而这将为中国光伏组件出海带来巨大机遇。

诸多因素似乎正在将现实——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现实，拉回70年代。

早在2015年，Indra Overland在其学术论文中指出，国际气候政策对石油供需平衡影响深远，这将导致全球资金流动和资本积累的转变，“美国和海湾国家、俄罗斯和欧盟成员国的关系可能变得尤为敏感……前化石燃料出口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将被削弱，而拥有丰富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国家将得到加强”。

正如前文所述，煤对西方国家意义如此重大，甚至曾被解读为上帝赐予他们族群的礼物。在1856年版的《Christian Review》中，一个美国人如此描述这份“充满偏见”的礼物，“这种特殊分配显然并不盲目，并非出于偶然，这印证了上帝书写的预言——谁来领导人类文明进程？人们比试天性、智力、德育，以及对基督教义的理解。此时，一件宝物从天而降，懂得正确运用上帝恩赐的人将主宰世界”。

自80年代以来，替代能源便是“从天而降”的宝物。如今，中国似乎更精通于“正确运用上帝的恩赐”。如果上帝偏爱某个特定族群，那么西方人显然正在失去这份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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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元气资本 （ID：yuanqicapital），分析师：Yini 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