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家庭地址，隐藏着身份、种族、财富和权力的密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地址是什么？它是一个详细的方位坐标。你收信件收快递，都需要提供地址。

但地址的意义远非这般简单，从它诞生开始，就隐藏着身份、种族、财富和权力的密码。前些年，有一名因有违师德而遭曝光的老师就曾说过，自己根本不需要细看学生的家庭背景资料，只要一看学生提供的家庭住址，就能大致清楚对方的家庭环境，并进行区别对待——显然，她并不是生活在那种几百万买个老破小学区房的城市。这当然是将“地址”这个概念庸俗化，但也侧面说明了“地址”的标签作用。

《地址的故事》中写道：

“今天，地址是一种身份；它让社会确认你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你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人。有多少次，我被要求出示住址证明来注册孩子上学，投票，开一个新账户？在现代社会，简而言之，你就是你的地址。”

戴尔德丽·马斯克在《地址的故事》中告诉我们，地址在历史上扮演了更深刻、更复杂的角色：给单个房屋编上号码的做法始于18世纪的维也纳，当时哈布斯堡帝国的领导人玛丽亚·特蕾莎下令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帮助臣民在城市中能够找到方向，而是为了征税和征兵；19世纪的伦敦，约翰·斯诺博士利用该市刚创造的房屋编号查明了一次霍乱流行的来源和传播路线；作者还对印度、韩国和爱尔兰的地名进行考察，追溯这些国家创建、纪念和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使用街道名称的不同方式……

书中这样总结地址的意义：

“讲述了对我们的街道进行命名和编号的启蒙运动项目，是如何恰逢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塑造社会的方式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我们曾认为街道地址纯粹是一种功能工具，是一种管理工具，但它们在实际上讲述了一个更宏大的故事，讲述了几个世纪以来权力是如何转移和延伸的。”

斯诺博士的故事揭示了地址对生活方式的改变作用。1831年，霍乱在伦敦爆发，约翰·斯诺则在街巷间出没，试图找出霍乱蔓延的根由。

作为女王的私人医生，斯诺原本无需如此冒着风险奔忙。但面对时人对霍乱的无知，以及对穷人染病原因的污蔑，出身贫寒的他决心探寻究竟。

他坚信霍乱因水源污染而传播，他借助伦敦刚刚创造的房屋编号，记录水井分布和霍乱患者分布间的关系，最终发现一口水井供水范围内的霍乱罹患率明显较高，并以此为线索找到霍乱的源头。正因为他的探寻，成为流行病学的先驱人物。

即使到了今天，地址仍然在公共卫生领域有极大作用。比如恐怖的埃博拉病毒，作为一种地区性疾病，它最大的防治困扰就是地址的缺失。当地没有明确的地址系统，使得各国支援非洲的医疗队都无法顺利跟踪病毒。

可以说，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地址信息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埃博拉病毒肆虐之地，人们表达地址的说法不过是“某座山的某棵大树”。而在印度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因为条件太差、人员流动频密，早在英殖民时期，为家庭和个人标记地址就被视为不可能的任务。

在这些贫民窟里，没有“房子”的概念，任何一个房间都包含着两三个甚至更多个家庭。人们无法办理银行账户，企业也不会招聘那些没有固定住址的员工。他们被永远束缚在贫民窟里，根本不可能改变命运。直至一位爱尔兰邮政工程师与当地志愿者们合作，发明新的数字编码方式，并跟踪调查居民变动，才使得人们可以利用地址开设银行账户、获取各种公共保障服务。正如书中所写的那样：“没有地址，你只能和认识你的人交流。但通常不认识你的人最能帮助你。”

当然，也有许多贫困之地的人们对地址非常抗拒，因为地址虽然可以为救护车、消防等紧急服务提供方便，但一旦有了地址，就意味着会遭到政府的监视乃至征税等。

这也可以反过来理解一个事实：当人们拥有为街道命名的权力时，就意味着它已经拥有了塑造历史的权力。这个命名的权力，可以决定一条街道是否那么“重要”，生活在这条街道上的人们，拥有怎样的身份和地位。

这种权力时常失控，变成阴暗一面。比如纳粹上台后，持续修改那些以犹太人命名的街道，试图彻底抹除记忆。直至两德统一后，德国才开始恢复犹太地名，以理清历史罪责。

古罗马帝国是一个有趣的例外，罗马人没有街道名和门牌号，但人们很容易就能找到路，因此才有“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说法。罗马帝国之所以不需要地址系统，是因为它并没有迫切寻找特定公民的需求。对于这个分权制的帝国来说，地方行政官直接面对民众就已足够。而且罗马帝国也没有提供各种需要居民地址的公共服务，比如义务教育。

所以，地址系统的建立，本质上是一个现代行为，也是一个政府需要快速找到公民的行为。至于为什么要快速找到公民，原因就不一而足，有民众普遍不乐意的征兵和征税，也有民众希望得到的公共服务。而“可识别的公民个体”，本身就有着阶层、身份、种族、财富和权力的差异。

在整个现代系统中，邮政是一个重要标志。晚清的洋务运动，邮政也是重中之重，这是因为当时的邮政是信息传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邮政系统的建立，最初就不容易。

早期的英国，道路命名权赋予私人，这导致了大量重复路名的出现，仅仅伦敦就有多条维多利亚街的存在。对于邮政服务来说，这简直是灾难。

当时英国邮政系统并非由寄信人支付邮费，而是由收信人付费。邮资则根据距离和信件所用纸张的多少来计算，穷人会对邮件感到恐慌，生怕平白无故要花一大笔钱。为了逃避邮费，许多人在信封上以符号表达意思，收信人看了后就可以拒绝收信。

邮资之所以高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送信成本太高，邮局要花大量时间和气力才能找到收信人。但也正是这种巨大压力，催生了地址系统的变革。

1840年，英国“便士邮政”系统诞生，贴邮票寄信成为合理且便宜的联络方式。当时邮局还设立“死信办公室”，破译模糊不清的地址信息。也是为了减少错投，1857年，邮政编码诞生。直至今天，欧洲很多国家的地址系统仍然非常看重邮政编码，遇到重复地名或路名时，利用邮政编码区分是最稳妥的方式。

除了能够提供便利之外，地址系统还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书中写道：

“在19世纪之前，我们不需要物体来记忆过去，记忆在当地文化、习惯和习俗中根深蒂固，但是20世纪的巨大变化似乎加速了历史的发展，随着记忆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我们开始强烈地渴望不仅在脑海中，而且在纪念碑和街道名称等特定的地方保留记忆。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可预见的，可预见性要求在现实和过去之间建立一种叙述性的联系，使我们确信一切都是应该有的样子。我们把记忆制作成公园里的青铜塑像，将它们制作成路标，试图迫使我们未来的社会更像我们过去的社会。”

也正因此，地址是人们拥有的权利，也代表着人类的立场，即使，它长期作为官方的管理工具而存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