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WSJ中文版 （ID：WSJmagazinechina），作者：徐雯，编辑：陆莹，原文标题：《辍学、打工、拍电影：31岁的扑水人生》，题图来自：受访者提供

2021 年 9 月 6 号初次见罗文德时，我以为，这是个没六便士但心里有月亮的故事。

朋友介绍他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在拍纪录片。罗文德个头不高，浓眉大眼，脖子上一根红绳挂支电子烟，在那捣鼓着三脚架上的手机。他本来用一台红米 pro， 这台 iPhone 是为了拍片分期付款刚买的。

2021 年，北京。罗文德帮同学拍作业。/罗文德供图

在参加成人自考入读北电继续教育学院前，罗文德只有中学文凭。高一辍学后，他做过十几份工作，厨房水台、足疗男技师、游戏代练......他在北京住群租房，在浙江横店跑龙套，上海俏江南谋生计，为自己的精神困惑和意义危机找寄托。他羨慕毕赣通过作品获得“上游圈子”的认可，从而有资本青睐。在他看來，用其他方式挣钱并不比拍片更容易。

罗文德坦言自己是自卑又自大的矛盾体：我承认我没钱、没资源、没才华，但我相信我能行。他为纪录片创投筹备作品，在网上招募拍摄对象。他做 B 站视频，想给自己积累粉丝。到 2022 年秋天再联系他时，他已经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罗文德发现拍纪录片不太实际，B站粉丝难积累，拍抖音离成功更近一些。

比起“没有六便士，但向往月亮”的钱和精神食粮的选择，这更是关于一个人如何自救的故事，而他还在这救的途中。

大专生“追梦北漂”

2021 年的秋冬，罗文德 30 岁，忙于拍出一部自己的纪录片。他用几天时间写了篇《独立纪录片寻拍摄对象》的招募帖。1600 字的帖子后半部分是自我独白。他写道：“2017 年中带着干剪辑的目的来北京……四年来遇到过许多，多次自我激励，自我否定，心理状态在这种正负挣扎中磨的都快成老年人，肉眼似乎看不到梦想实现的可能。”

他在帖子里介绍自己“91 年男，来自山区，初中文化，目前在北电的继续教育读大专”，私信帖子给一些知乎大 V，称是他们的粉丝，能不能烦请帮忙扩散，招募合适的拍摄对象。多数人热心帮助了他。也有博主直接说：“你基本功不够，建议挣钱了再拍。”

在这之前，罗文德曾有过两个拍摄计划，但都告吹。一个选题是拍他在北电继续学院的同学博群。一次学生作业展示中，博群出现在了许多其他同学的短片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是一个寻找机会的人，也就是说，他很勇敢。”罗文德因此想拍他，并且他觉得“换做我我也会那样，我愿意被更多人看到”。第二个选题是拍导演们，设想呈现不同阶段的三个导演的生活。他曾在做剪辑、群演等工作中结识一些导演。

但到实际拍摄中，罗文德觉得博群只想他看到他想让别人看到的，敞开程度不够，也拍不了导演们的家人、工作单位、最多只能旁观他们谈项目，这“太无聊、太没劲了”。

偶尔间，罗文德听到了真实故事类播客“故事 FM”和“天才捕手 FM”。这类播客内容主要让普通人讲述自己的真实故事。“哎，这他 X 不就是我想做的事吗？”没有人引荐，他便通过公司邮箱、发私信等途径自荐，表达想和他们合作的意愿。故事 FM 的音频组工作人员一度和罗文德联系上，请他转联视频组。此外，再无回声。

自荐碰壁，罗文德比喻为就像在恋爱中“被拿捏”——并非对方故意不给机会，而是因跟别人相比，自己什么都没有，处在低位。他意识到自己没有选择权，“如果我是《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那我想拍全中国任何一家餐馆，基本上不可能被拒绝吧？有那么一个东西背书（再来就容易）。但是我没有。别人能够接受跟我见面，跟我聊聊，都他 X 已经是了不起了。”

“所以无欲则刚很对，但你要去做事，就是有欲的。”罗文德很急，他想有部自己的作品，作为以后各种机会的敲门砖。也希望这部作品赶上参加 B 站的创投计划。

于是他换成了一个可执行性高的选题：《不上班的人》，并开始在网上找拍摄对象。

前文提到的那篇招募帖帮他找到了四个愿参加拍摄的网友。2021 年 11 月初，创投项目截止日之前，罗文德制作出并投稿了这部纪录片。这部片子没有引起任何波澜，在平台播放量未超过 500。罗文德说，“在意料之内。” 他回头想想，纪录片中四个自由职业者，只有同他在横店就相识的磊子的故事饱满丰富。

“我承认自己不够好，但是我从没觉得我好不了。”罗文德说。《不上班人的人》拍摄对象之一石头，跟罗文德相处了一天后，当着他的面评价：“你是一个 ego 很大的人，但能做成事。”

罗文德曾受到《路边野餐》的导演毕赣经历的鼓舞。“一个小地方出来、不满 30 岁的导演获得了上游圈子的认可，靠这片儿拿奖。开始有资本青睐，开始有全套的上游阵容向他靠拢来开新戏。”罗文德写道。在他还是“追梦北漂”时，这是他的强心剂，他想自己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2016 年，杭州。罗文德在给自己戏里的小角色配音。/罗文德供图

“一颗螺丝钉掉在地上”

王小帅 2001 年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里，来京务工的少年阿贵非常爱惜快递公司发给员工的单车。公司说，当跑的快递单数足够多时，这辆车就属于他。阿贵甚至还在车上做记号。就在他要梦想成真时，被叫去送一单快递，送件老板没准时来，他只好等着，出来时车已不在。罗文德略为夸张地复述了这个故事，感叹 “我 X，车没了，太难受了。”

他有过阿贵一样的心情。2017 年刚来北京工作时，他兼职做闪送骑手，跑一单最少 12.5 元，大概耗时三四十分钟，收入高时一天能有三四百元。骑手会抢单，因为在平台的服务分不高，罗文德能抢到的多是些不好跑的单。但只要有单，他就点。那天，他接单后发现自己送件送到了长安街上——京 B 号牌摩托车不允许在这里行驶。

“我不能被抓，我就跟那骑自行车的小孩一样的，我只能就一咬牙连续冲了两个卡，你知道吧？”冲了两个关卡后，罗文德骑摩托车拐进附近小区，把车停到车棚里，头盔放把手上，准备扫自行车继续送件。

但“走出去没多远，我担心头盔丢了，我就犹豫了一下”。他想到他的头盔价值 700 多块钱，在罗文德眼里，头盔“挺漂亮的”，就像那辆单车之于少年阿贵。罗文德折返，最后决定戴上大头盔骑共享单车。经过交警身边，“第一反应是，交警同志会不会觉得这人很傻 X？我就害怕担心别人问我，然后我瞟了一眼……” 尽管最终，“他们也没搭理”，但罗文德说，当时心里非常害怕、紧张。

他想起，在北京他有过很多类似时刻：狼狈、担忧，交杂着心酸、自卑、和敏感的自尊。

那次送件有惊无险。后来有次他骑摩托车被罚款，当时他录了个视频，视频里跟交警说话的他小心翼翼，随即笑着在镜头前感叹“一百块啊，朋友们，最重要的是三分儿。”

罗文德想要自由且富足的生活。但很多时候，他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个泥菩萨。他去拍那些不上班的人，拍完觉得大家也都是泥菩萨。

他多次提到自己听国际歌会哭，说着就唱起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见他两三次，有两次他在我面前背起了这首富士康跳楼工人留下的诗：

一颗螺丝钉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瞥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一个人掉在地上

辍学、新生、电影——“罗文德的救赎”

罗文德回忆了几件童年的事，溯源自己为何缺乏安全感。

小学四年级前，父母在两广一带打工，罗文德轮流在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家住。在湖南张家界的山区，上学都得爬一小时山路。家里很穷，以至于有次在路边看到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因为太想吃，罗文德把它捡起来吃了。他说，他不记得自己那之前有吃过水果。受到的教育是不要吃别人的东西，不仅不会开口去要，别人给他也会拒绝。长大后的罗文德说，小时候太注重面子，现在他觉得，如果别人给他一个苹果，他会接过来说谢谢，为什么要拒绝呢？

罗文德印象里，自己不被老师、同学喜欢。小学教室后门处的玻璃窗碎了，大家指认是罗文德打碎的。奶奶被人通知后，从山里赶过来处理这件事。罗文德扯着奶奶袖子，叫她不要理会学校里的人，除此之外，他不知如何为自己辩解。他以为奶奶会相信他，为他辩护。最后，奶奶还是赔钱，从口袋里拿出来的全是一毛、一块的碎钱。模糊的童年记忆里，罗文德尤其记得这件事，他觉得自己的自尊心未得到呵护、内心没任何依靠。

听他讲述完，我说，也许奶奶内心相信你的，只是不想过多纠缠，就赔钱解决了——这个反应令罗文德失望。他觉得听者“好像离得好远，是站在第三方的视角去分析”，“第一反应难道不该是关心我有没被冤枉了吗？”

在张家界天门中学读书时，教室在三楼。课间，罗文德站在走廊往下望，他想过要不要跳。最后没跳，原因是“怕万一没死成太麻烦”。他想不到人生有什么意义，一度和两个同学逃学，跑到广西防城港。高一时，仅有的玩得要好的同学退学了，罗文德也想退学进入社会。

罗文德如今说，有个残酷事实是，对像他这样的农村家庭来说，父母在孩子面前是没权威的。“爹妈在你这儿没权威，在你这管不了你，是因为爹妈不能让你服气，这还不够残酷吗？”当年，他父母没能说服他继续读书，他中止了求学路，给自己的 QQ 昵称改成“新生 ing”。　

辍学后，罗文德去北京学过维修电脑、去长沙学过动漫，做的工作多达数十种：网吧做网管、厂里锁螺丝、厨房剁排骨、游戏当代练、餐厅端盘子、开过小店、做过导游……当时和堂哥在厨房做学徒做了九个月，起初只能做水台，月薪 200 元，最后两个月，罗文德才正式上砧板，做配菜的工作。每月 800 元，“可怜的数字”，他在当时的日志里写。

2009 年，罗文德 18 岁，在做游戏代练时，在电脑上挂着的 QQ 上看到当年的同学在高考，心生迷茫。在日记里他写，自己似乎彻底颓废掉了，他想改变。

当时《魔兽世界》国服更换代理权，从第九城市转换到网易，暂时停服一段时间。罗文德多出大量时间在电脑上看电影。起初以为豆瓣能直接看电影，发现点不开，只能看简介，最后用快播下载 BT 种子看。看的多是常年出现在榜单上的那些，如《天气预报员》《心灵捕手》《火柴人》《肖申克的救赎》——这是他自我叙述里和电影相遇的起点，他第一次从电影里获得了力量，“你身边的人，父母、同学、老师告诉不了你的东西，是文艺作品带给你的。”

《肖申克的救赎》，这部讲述男主角安迪入狱后自我拯救重获自由的经典电影，令他对自由有了更具象的概念。看完他觉得自己也想成为电影男主角安迪那样的人。尽管他仍不知自己想做什么。

2013 年底，4G 牌照正式发放，也是这一年，苹果发布 iPhone 5s，智能手机进一步普及。2014 年，罗文德用着一款诺基亚 5230 的智能手机，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俏江南做服务员，闲下来的时间就刷知乎。儿时在父母身上没找到的那种“服气”，他觉得自己在知乎一些答主身上看到了。“那会儿才知道有社会底层、上升通道、阶级差异等这些概念。逛知乎，经常看到那种令我醍醐灌顶的答案。” 

罗文德的知乎收藏夹里，有一个文件夹叫“育儿”，他觉得教育很重要，“我需要去了解这些东西，也给我自己的将来做预备”。还有个文件夹是“成长路上的困惑”，收藏了一个问题，关于“如何增加一个人的自信”。

2011 年，苏州昆山。20 出头的罗文德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罗文德供图

剪第二部片时，才有了人生第一台电脑

罗文德上网浏览问题逐渐比玩游戏和看电影多。那些基本的哲学问题：一个人该怎么生活？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他都想过。

北京的前同事侯晓龙说，罗文德经常找他聊天，“太能聊了，老跟我聊哲学，我也听不懂。谁要不是闲出屁了，谁研究哲学啊。”

侯晓龙和罗文德个性迥异，他不希望别人来关注自己，但他知道，“罗文德渴望这个”。罗文德表达欲强，网友在他拍的 vlog 下面评论他讲话是“老干部风”。侯晓龙谈到这位朋友的缺点，第一反应是“太啰嗦了”“总是疯狂向我输出，顺便吐槽一下我”。

罗文德曾跟侯晓龙背过一句诗：“锁螺丝锁住了我的梦想，流水线流走了我的青春。”在流水线车间工作时，罗文德看到这句话，刹时感到和当初留下这话的人产生连接。

侯晓龙第一次听罗文德说完这句话时大为震撼，赞叹他“太牛了”“你不去写诗，白瞎了！”罗文德非常满意侯晓龙的反馈，他跟很多人都重复过这句话，侯晓龙的惊叹程度是深的，罗文德觉得从他的反应里，他感受到这句话的力量得到传递了。侯晓龙说：“罗文德和留下那句话的人共情了，而罗文德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跟他又共情了。”

2016 年初，在尝试过太多锁螺丝式的工作后，罗文德决定去浙江横店实践演员梦。在这个东方好莱坞里，他尝试了剧组所有基础岗位。第一个活是“外围武行”，也就是武打替身。除了接群演的活，他还开始帮剧组码素材，按场次在电脑里理顺视频，帮别人干“白工”学习剪辑。罗文德很快意识到，比起做演员，做剪辑是更实际的一条路。

2016 年，横店群演公会正式成立，当年每天就有近 2000 位群众演员活跃在数百个剧组之间。到 2021 年，横店累计注册在案的群演已超 10 万人，但直到 2020 年 9 月底，群众演员的收费标准才从 100 元 10 小时提到 120 元 10 小时，仍非常之低。

直到独立剪辑第二部片时，罗文德才有了人生第一台个人电脑。做剪辑助理时，罗文德借别人的电脑工作。有次，前老板打电话来，问他是否愿意剪辑一部网络大电影，报酬低于市场价，且还要抵消之前老板拖欠他的工资。罗文德接受，“我需要机会”。在自己拍纪录片前，他独立剪辑了四部网络电影。

2017 年，罗文德到北京打算找剪辑方面的工作。当年辍学后，他曾赴京学过一阵时间电脑维修，住在天通苑。这次再来北京，他租了百环家园的群租房，准备在附近找活干。

群租房租金按铺位区分，上铺月租 730 元，下铺 750 元。他第一年搬四次家，每次都是为了离工作更近点，从一个群租房换到另一个。群租房一个房间住着十几人，但并不热闹，室友之间交流很少，罗文德说：“大家都焦虑着、沉默着、什么都小心翼翼，因为都对自己感到不满意。”

2019 年 7 月，罗文德彼时已经从群租房搬出来，住在朋友介绍的月租 1700 元的房子里。他入职一间相对较大的影视后期公司，就在那里认识的侯晓龙。他买了辆摩托车，有时载侯晓龙一起下班。但说起来，两人只共事了一周。

在那家公司，罗文德的工位在南区角落，公司给他配了台 Mac Pro 的电脑，月薪 5000 元。罗文德觉得自己基本没什么事干，只做“拎特效”的活，“这他 X 叫什么剪辑！”侯晓龙记得，当时罗文德经常睡觉、或者腿搭在桌上，后来领导甚至把他当成同一层级的人一起抽烟。

一周后，罗文德辞职了。侯晓龙说，“他比较像江湖侠客，哪待得不爽就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罗文德认为是，“一个地方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在那里干吗？”他觉得自己有明确目标，比如剪电影，而在这里，他看不到未来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可能。

罗文德说辞职就辞职，包括生活中，想去哪儿吃什么，说走就走。他还会通过各种途径揽来些零活。有段时间在一个公司挂职，每月 6000 元工资。在北京，除了剪辑、跑闪送、做临时演员，罗文德还在三里屯的爱乐汇艺术空间做过脱口秀，不过他觉得自己没有幽默细胞，不适合脱口秀，因为“幽默或有趣的本质是安全感”。

在五花八门的工作中，因剪辑结识的一位导演向罗文德提及北京电影学院的继续教育学院项目，罗文德才知道还可以参加成人高考再读大学。2019 年 12 月，他收到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通知书。“辍学 13 年了，老泪纵横” 。罗文德如今想上学，想看专业院校如何教电影，更重要是，多认识人多点工作机会——按动机顺序排，这是第一位。

“特别想挣钱，希望我能干个啥”

北电继续教育学院的学习形式是业余制，学费 10500 元，分三次缴清。罗文德需要不断给自己找剪辑、跑剧组等活儿维持生计。

在学校里，罗文德认识了同学飞哥，他帮飞哥写电影对比辨析的期末作业。交换条件是，飞哥给他介绍工作机会，让他之后跟着一个剧组去东北做副导演助理的助理。

也是在这时候，罗文德决定将自己的目标从电影转向拍纪录片。原因很实际：比起拍电影需要多方资源，独立纪录片他能一个人做。

在中国，独立纪录片的概念在 1990 年出现，学者王小鲁认为，这种出现有一个历史的必然，因为直到那时，外在环境和内在领域——人的内部世界的发展，才给出了这样一个契机。

第一次见罗文德时，他跟我讲他喜欢纪录片的真实和直接，也因受到过好的片子的启迪。不过我逐渐发现，拍纪录片也许并非罗文德最执着的事。他的第一选项永远是赚钱。他也不忌讳谈这个：“我特别想挣钱，我希望我能够干个啥，是不是导演，是不是搞创作，其实都可以往后放一放。”

2021 年底，罗文德还没有从北电继续教育学院毕业，但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十几年。他的想法是，挣钱不见得比搞创作容易。他说，很多事他做不了，创作却能带来意外收获：“你可以凭着你的真诚跟敞开，它也有可能出好东西，但如果是说你去干别的事，你真诚敞开，你他 X 自己卖自己呢？” 

做纪录片导演绝对不是一项能挣到钱的活儿。早在 2015 年，作者王昕就在《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生存状况研究》中指出，41% 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仍旧处于较低收入水平（月收入 5000 元以下）。这篇调查写道，“面对一个职业却不能为其带来合理的回报，需要导演做其他工作支撑自己的生活这种尴尬的状况时，导演们无奈却习以为常，而在可预想到的未来，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太大改变。”

2022 年，情况变得更糟糕：遑论纪录片，商业电影亦举步维艰，影视行业被认为进入寒冬。

“错的当然是我，你怪世界干嘛呀”

2021 年 11 月 14 日，我在北京第二次见罗文德时，他也带了三脚架和收音麦，准备剪一个当日 vlog。拍完自由职业者的纪录片，他想休息一下，拍些自己的生活，积攒粉丝。他心想，粉丝上来了，做什么都更容易些。

但过了一周再见他时，他告诉我：“没在拍了，确实没什么人看。”这令他心灰意冷，“我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希望有更多人喜欢我。”他说他决定把做视频的时间省下来学习、思考些事。第一步，他有一个小小的阅读计划，看完毛选。

在这之前，他就很喜欢他的偶像“毛爷爷”说的一些话。罗文德又当场就念了起来：“我们需要外援，但是我们不依靠外援。（原文：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他。）”“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罗文德穿了一件红色卫衣，上面写着“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罗文德说，他倒不是对国际关系有什么见解和观点，但很喜欢这句话所表达的态度。

红色卫衣外是件蓝色外套，上面写着 CCCP（俄语中苏联的缩写）以及苏联的标志，他特意买的。罗文德说，自己对社会主义有多少理解也说不出来，但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去进行社会主义尝试的国家。“我只知道这个国度是一群曾经有着理想主义，一群想要改变，不光是改变自己身边、甚至想要改变世界的人所创立的国度，他们辛辛苦苦探索自己的道路，最后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值得被纪念。”

2022 元旦后，罗文德回了老家，计划 5 月交毕业作品前，都不回北京了，首都生活成本太高。他帮飞哥写了作业，一直等待的消息却没等到——那边并没有安排他进剧组。罗文德发了一长段文字给对方，其中写道：“从去年 10 月多我拍了我那片子就从前公司出来了，到现在差不多最近四个月没开工，就很慌。”飞哥最初没有回微信，拒接了语音电话。

“暂时不理我我就忙自己的好了”，罗文德接受了这个局面。湖北老家有个语音主播公会，他入驻直播，观察一段时间，想拍一个关于主播的纪录片。等生活稳定下来后，足疗男技师也是他想拍的一个选题。2016 年去横店前，他曾在湖南做过一段时间足疗男技师。

直到 2022 年 8 月底，罗文德在家待了大半年，没再回过北京。直播不再弄了，挣不到钱，一个月收了打赏费 37 元。4 月开始，他给家乡的一个车行拍抖音视频，拍了一段时间，觉得车行的条件不能做出真正的好内容，他转成兼职拍车，其他时间做自己的抖音账号，打造本地自媒体——内容聚焦在张家界地区的民生、科普、纪实。他要用家乡话来讲《学摩托车驾照是怎么回事》《政府是如何保障自来水安全的》。

九月底曾有人找他做独立剪辑的活，应承下来后，他又拒绝了，因为“不想再生产娱乐垃圾”，想花更多精力做自己的抖音。他觉得他的抖音“有搞头”，有当地的火锅店商家主动联系，出价 1000 元让他做探店软广，罗文德说自己的底价是 1500 元，还要再洽谈。

在北京时，罗文德是看不上抖音的，觉得“太吵了”，“没营养”，但现在他有所改观，看得多了，发现上面也有好内容，且“意识到抖音牛逼”。他又分析起来：抖音能给流量，且用户下沉做得好，抖音机制做同城内容总能被身边人看到。

他没再主动提过做纪录片的事。被问道时说，做这样纪实的抖音号也是在记录。专门去做纪录片太不可行，所费时间成本和结果都不可预期。

虽然在抖音涨粉比其他平台要易，但想依靠做内容获取商业价值绝非易事。罗文德说，他在做那些选题中，自己也会趁机了解各行业的事情，若有挣钱项目，也可以发现商机。他坚信，把内容做好了，不愁变现，而无论在什么样的大环境中，总有人靠做内容翻身，个人永远、且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

他始终相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错的当然是我，你怪世界干嘛呀？你自己对世界没有一个正确的基本认识，你改变不了世界，你只能改变你自己就好。”

2017 年底，北京。刚来北京的大半年里，罗文德第三次搬家。/罗文德供图

人活着是种存在感

罗文德喜欢纪录片导演周浩和徐童，不欣赏胡波。他认为胡波是那类沉浸在自我表达、自我沉迷中的创作者，“没有服务意识”。在北京时，他说“人最大的价值就是实现其他人的价值。” 所以，他想通过拍纪录片赚钱。赚到钱后，最想做的是帮助前女友实现愿望。

罗文德觉得那段恋爱是他人生重要的节点。他形容当时恋爱中的自己“像是一个怀了宝的孩子，四处去炫耀，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我对象的好”。

两人还在一起时，女生去打 HPV 疫苗。在表格上的紧急联系人处填了罗文德的名字。罗文德对这件事印象无比深刻，每次填紧急联系人，他永远填的都是“远在他方的我爸”，从不知道紧急联系人这一栏还可以填对象。原来还可以这样被信任，被需要。

罗文德认为：“只要你还活着，只要你还有意识，你就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生活压迫你。”但正是因为这样，人活的是一种存在感，是人与人的连接。那场恋爱令他对此有了更深体会。

女友提出分手后，他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罗文德失恋那阵，天天给侯晓龙打电话，侯晓龙说“我就没见过那么难受的人。”

侯晓龙劝他，不要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到其他人身上。罗文德知道这个道理，但很难做到，“还是不够通透，还是太缺了，你要谈 10 次恋爱，你肯定就不寄托在别人身上，说白了，就是太缺了。” 包括喜欢表达， 想要被关注，罗文德也都归因为，因为缺失。

不过高一那年他想过自杀，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现在他觉得“还有很多想要的东西呢，自杀属于提前离场”。现在他在张家界老家，边给车行兼职边做抖音，万一真做不好，他也有后路：至少他可以用北京电影学院的继续教育学校的文凭，去考一张导游证。（注：必须要大专以上才能考）“不愁饿死”。

虽然人生里有太多挫折和狼狈时刻，但他学着告诉自己，能感受到喜怒哀乐本身，已经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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