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何以变成愤怒机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头图来自：《我们与恶的距离》

网络流行了这么多年，我们终于明白，如果说到促进对话的能力，在线互动往往比我们现实世界中的互动更糟糕——特别是涉及政治性或者道德性的话题之时。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社交媒体越来越像一台愤怒机器在运作，这意味着，它不仅包含挫败感、伤害欲和道德义愤，还促进和鼓励这些东西。

在某些情况下，基于互联网的愤怒文化会带来积极的变化。它揭露了严重的犯罪行为，提升了社会运动，打击了那些令人发指的虐待者。例如，好莱坞大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在广泛传播的#MeToo运动中名誉扫地，受到指控并被监禁。然而，关于社交媒体的另一个事实是，它不断寻求通过优先考虑最具道德和情感挑衅性的信息来塑造我们的冲突行为。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使用机器学习分析了超过50万条推文。结果发现，使用更多“道德-情感”语言（如邪恶、耻辱、毁灭等）的推文更有可能传播开来。根据他们的分析，每当推文中出现一个“道德-情感”类词语，就会使该信息的传播率提高20%。

这种情形令人非常担忧。这不仅是因为，网络平台放大了那些最情绪化的反馈，而不是提供精细的、有分寸的声音，而且也因为，当它与公共话语的另一个丑陋特征——群体极化结合在一起时，就会慢慢扭曲对公共对话的看法，反过来，则会进一步扭曲真实世界。

这在纽约大学的同一项研究中也得到了证明，研究者发现，“道德-情感的表达在内群体网络中比在外群体网络中扩散得更厉害”。而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只能通过理性的思想交流和对这种交流有准确认识的公民来实现。如果人们持续生活在情绪化的信息环境中，温和立场的基线就会瓦解，从而使极端言论大行其道。

虽然道德愤怒可以是一种巨大的善的力量，推动历史上的革命和改革，但它也可以是一把双刃剑，助长政治极化和虚假信息，甚至导致对少数族群的骚扰。近年来，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受到广泛批评，正是因为它们不断让极端主义的阴暗面发酵。

羞辱的根源

这种极端性不仅体现在有关政治和道德的共同讨论中，也直接入侵了私人生活。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近年来多发的针对个人的公开羞辱，羞辱对象既包括公众人物，也包括普通公民。

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人就会被固定在柱子、树干上，或颈手枷之中，予以示众。古代中国还有“浸猪笼”的私刑，行刑者会把被视为有罪的人放进用竹子编成的猪笼，在开口处捆以绳索，吊起，然后放到江河里淹浸。群众会聚集在一起嘲讽和讥笑他们，将腐烂的食物和侮辱性的语言一起扔到他们的头上。惩罚和围观几乎总是结合在一起，构成双重的人身羞辱。

现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允许成千上万的人参与以前不可能的集体羞辱。它们大大放大了人类公开羞辱的手段，将受害者从城镇广场带到全球联网的屏幕前。社交媒体似乎确实使我们与羞耻感的关系变得复杂，可能是因为我们仍在试图弄清任何言行都可能刹那间抵达庞大受众这一现象，我们不得不不断权衡说或不说的成本和收益。

一些人类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羞耻感是普遍的、生物性的，是确保我们生存的一种进化机制。这种情绪有助于保护个人免受不良社会环境的影响，例如成为一个群体之外的异类。羞耻感也可能与厌恶感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厌恶感针对的是作为群体污染源的自我。

来自于群体过程的羞耻感，自然有它的益处。然而它作用在个人层面上，会造成严重破坏，导致个人产生无力感、无价值感和其他心理动荡。我十分怀疑在今天的网络上，有任何健康的羞耻感的位置。让人们感到渺小、无力和无助，对特定当事人的生活乃至存在，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2021年12月6日，16岁的少年刘学州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寻亲视频，他不知道这将是一条永久改变他生活的视频。2022年5月，23岁的大学生郑灵华在毕业前夕把头发染成了喜欢的粉色，两个月之后，拿着保研的录取通知书到医院，与病床上84岁的爷爷分享喜讯，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分享。他们都未曾想到，大规模网暴将彻底截断他们满怀希望的人生旅程。

一场又一场推动这样的年轻人走上不归路的网络风暴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疑问：任何单一的表达失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声誉？社交媒体上的羞辱——或者对某人的任意的堆积如山的批评——何时变成一种霸凌？网民可能从网络救济瞬间转换为网络暴力，谁能用恒定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他们的行为？法律能管控网络暴力吗，该监管平台，还是禁止发言者？

病毒式愤怒

正如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是全球即时羞辱的零号病人一样，贾斯汀·萨科（Justine Sacco）在2013年成为病毒性社交媒体羞辱的海报人物。在登上前往南非的11个小时的航班前几分钟，萨科发布了一条颠覆了她本来生活的推文（推送给她的区区170名粉丝）：“去非洲。希望我不会得艾滋病。只是开玩笑。我是白人！”

很快，陌生人开始偶然看到萨科的推文。“我非常震惊”，一个人回复说。“这是一则无耻的、令人反感的评论”，另一个说。数以万计的类似愤怒回复紧随其后，其中许多人更加尖刻，甚至破口大骂。

当萨科着陆之时，已有数万人回应并分享了她的推文。推特标签#HasJustineLandedYet在世界各地疯传，一连串的谴责异口同声称她是种族主义者。这一出戏剧的发生，部分原因是她在空中，在重新连到互联网之前，对自己引发的后果一无所知。她还担任过高级公关主管，这构成了完美的讽刺，想不成为互联网模因都不可能。萨科立即被解雇，并成为不计其数的文章和一本书（So You've Been Publicly Shamed）的主题。

萨科向她寥寥无几的粉丝发布了一个品味糟糕的笑话。这个笑话在文化上不敏感，甚至带有种族主义色彩吗？很有可能。它是否值得在全球范围内流行，引发一场批评风暴，导致她丢掉饭碗？也许不应该。一个品味低下的笑话成了成千上万人愤怒的导火索，甚至为观众提供了娱乐，因为他们喜欢愤怒的蔓延，并乐见她最终的倒台。

此后发生了无数这样的故事，普通人的冒犯性言论或行为在社交媒体上被公开抨击，这种现象被称为“病毒式愤怒”。鉴于人们现在经常在网上了解不道德和冒犯性的行为，而不是当面或通过传统媒体渠道，病毒式愤怒是当今人们表达对道德问题的反应的一种常见方式。

可以推测，这些批评者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人们对社会不公或道德失范的认识，并使其他人皈依他们的事业——在萨科的例子中，是使其他人相信种族主义者是令人厌恶、值得谴责的。

道德愤怒的感觉很好。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个你认为是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其他具有反社会攻击性的帖子，一个刺耳的回复可能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

道德上的愤怒在传统上起到了宝贵的社会功能，表达了群体的价值观，并抑制了偏差行为，但互联网发帖的指数动态使这种合法的个人愤怒的表达往往显得过度和不公正。即使某些人的言论或行为有严重错误，参与集体羞辱的人越多，这种羞辱就愈发开始看起来像霸凌。

用斯坦福大学学者泽冈卓也（Takuya Sawaoka）和贝努瓦·莫南（Benoit Monin）的总结，此即“病毒式愤怒的悖论”：同样的个人愤怒，在孤立的情况下似乎是值得称赞和必要的，但在网上得到众多类似反应的呼应时，就更有可能被视为恃强凌弱，因为它可能会促成不相称的群体谴责。

两位学者发现，一方面，读到更多愤怒回应的参与者自己也会感到更愤怒，这与人们顺应他人所表达的情绪的想法一致。但令人吃惊的是，阅读了许多愤怒回应的参与者也感到了另一种情绪：对首先发布冒犯性言论的人表示同情。

尽管绝大多数回复萨科的帖子的人显然很愤怒，但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不同的感受。这些人同意萨科的推特应受到谴责，但认为那些妖魔化她的评论者走得太远了——萨科等于是被邪恶的网络暴徒所欺负。

这样的研究确实对病毒式愤怒这种独特的讨论道德问题的现代方式提出了疑问。社交媒体使道德情感的表达民主化，允许任何有互联网连接的人观察、分享和评判其他人的违法或失范行为。但集体愤怒的普遍性也可能会冲淡它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因为病毒式的愤怒模糊了正义的抗议和集体欺凌之间的界限。

网上愤怒的去处

我们必须承认社交媒体在我们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它们已经成为我们每天做的许多事情的核心焦点。当Facebook在2004年首次推出后，各种平台如YouTube和Twitter等相继发展。这些社交媒体公司的重点是建立人们可以联系和分享信息、照片及视频的空间。

但它们在创建平台时并没有把安全和信任放在首位，而是喜欢让人们经受刺激，因为这样将保持用户的注意力。放大道德愤怒是社交媒体商业模式的一个明显后果，它优化了用户参与度。

2021年8月，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上的耶鲁大学的一项新研究表明，社交媒体的激励机制正在改变我们在线对话的基调。研究人员使用机器学习软件，分析了在数个真实的争议事件中收集到的来自7331名推特用户的1270万条推文，从仇恨犯罪纠纷到飞机上的争吵。他们评估了社交媒体用户的行为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研究小组还检查了受控实验中参与者的行为，这样做是为了测试那些奖励用户发布流行内容的社交媒体算法是否会促进愤怒的表达。

通过对推特用户进行长期跟踪，研究者发现那些在表现出道德愤慨后加大参与度的用户更有可能在未来的帖子里继续这样做。随后，该团队进行的受控行为实验也证实了这一点。

研究报告的第一作者、耶鲁大学心理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威廉·布雷迪（William Brady）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学会了表达更多的愤怒，因为他们得到了社交媒体基本设计的奖励。”

这是因为在网上表达愤怒会比其他互动获得更多的喜欢和分享，而喜欢和分享数量的增加，教育人们学会表达更多的愤怒。简单地说就是，因为表达道德愤怒的内容更受欢迎，所以人们会发布更多的类似内容。如果社交媒体用首先显示最新帖子的动态消息取代算法定制的和有针对性的动态消息，这些网站将变得不那么令人愤怒——但也不那么吸引人，从而会失去对用户注意力的控制，他们可能会渐渐离开。如此，使得社交媒体如此诱人的核心功能也令其成为特别有效的愤怒机器。

报告的共同作者、耶鲁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莫莉·克罗克特（Molly Crockett）补充说：“我们的数据显示，社交媒体平台并不仅仅是反映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平台创造了激励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用户对政治事件的反应。”鉴于道德愤怒在社会和政治变革中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应该意识到，科技公司通过其平台的设计，有能力影响集体运动的成败。

巨大的收益加强了科技公司领导者的信念，即他们的产品给世界带来的好处远远多于坏处。他们相信，平台的批评者——记者、活动家、政治家、学者——是不公平的。如果有这么多人愿意参与社交媒体，有这么多广告商愿意为其付费，社交媒体怎么可能会那么可怕？

如果引发了舆论的大规模反弹，或是政府出手加强监管，社交平台也会出台一些措施限制某些信息的传播。但它们只是调整，而不是大修，而且正是这些微调指出了一个令人不舒服的事实：这些平台正在按设计平稳地运行着。大型科技公司不会做出从根本上破坏其业务的转变。

虽然这些公司辩称它们只是被动的对话渠道，因为类似情形也会在其他地方发生，但此前引证的研究表明，社交平台采用的算法，即鼓励用户发布更受欢迎的内容，实际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你并不是在凭空想象，社交媒体正变得越来越极端——这是有科学证据的。

公众与暴民

这样来看，如何才能扭转网上愤怒的反馈循环呢？我不认为平台可以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突然改变网上言论的方式，因为这不仅仅是平台的设计，也是我们的心理问题。

作为社会动物，个体渴望与周围的人有一个共同的、可分享的身份，这在过去是通过群体聚会来实现的，然而技术给了人们放弃这种面对面的愿望的机会。现在人们经由技术开展互动，就像成群的昆虫。这个比喻是哲学家韩炳哲（Byung-Chul Han）喜欢使用的，形容网民们在网上把所有强烈的情感联系都集中在某些个体和新闻片段上。他写道：“狗屎风暴（shitstorm）代表了数字交流的一个真实现象。”

这个粗俗的词在2013年就被《牛津大辞典》的网络版收入，并将该单词定义为“激烈论战下形成的一种局面”。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在线媒介对某些特定人物或组织或言论进行口诛笔伐，连续一段时间在网上发表大量的信息，不断地批评、抗议和谩骂，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怒。大约也是在那段时间内，主要的科技平台把自身改造成愤怒机器，使网络生活变得更加丑陋，更加快速，更加两极化，更加容易煽动表演性羞辱。

有一点很清楚，社交媒体并不总是允许人们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来回讨论面临的问题。相反，像微博、直播和短视频平台等大多是为广播而设计的，主要是为了说话，而不是为了倾听，对人们彼此之间的实际沟通和交流并无助益。

与此同时，在线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逐渐化身为数字化的昆虫群——不是公众（public），或人群（crowd），或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otonio Negri）过时的“诸众”（multitude）概念，而是一组孤立的个体，无法形成一个“我们”；无法对主导的权力关系提出质疑，只会倾吐廉价的道德义愤；无法制定一个未来，缘于对现在过度沉迷；无法体察他人的处境，而是基于自恋和暴露癖令他人消失，世界成为个人的简单反映。

数字化的昆虫群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实体，只能关注个人，目的是使他们成为丑闻的对象，它的最终演变形式是暴民（mob）。

有人说，大多数人在街头偶遇“粉发女孩”，绝对不会集体围观、谩骂。他们在网上的行为，由于匿名性、从众性被放大了，参与网络舆论的人主观上没有置人于死地的巨大恶意，甚至谈不上存在干预他人的强烈意图。

然而，随着人们几乎总是联网，我们的在线行为就是我们的行为，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在线公共话语”也就是“我们的公共话语”。我们不能再有意义地将网上言行与现实生活中的言行分开。所以，尽管在线互动可能会让人感到疏离和不真实，但这些互动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切实的影响。

而且，存在一个反直觉的事情，即一系列单独的值得赞扬的行为可能会累积成一个不公正的结果。即便都是好人，也可能形成一个暴民群体。也就是说，道德上的愤怒，当它变成病毒时，可能会适得其反。

我们能阻止社交媒体的愤怒吗？

我们学会了通过发布更多愤怒的表情符号来回击一个由愤怒的表情符号管理的世界。即使是事实也必须被放大，以超越噪音。但是，每一个这样的举动也会增加新的喧嚣，要求下一次供应更多的愤怒，以吸引算法并赢得关注。一个市场已经出现，在那里，愤怒是一种商品，而羞辱是一种产业。

在一个渴望获得关注、以愤怒为导向的数字世界中，我们需要不断努力争取有意义的参与。当然，这将是艰难的。我们正在与强大的社交媒体算法作斗争，这些算法只想向我们展示最极端的刺激物。但由于利害关系如此之大，越来越清楚的是，缓解这些问题对于维持一个社会的健康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向平台问责。即使平台设计者无意放大道德愤怒，旨在满足其他目标的设计选择，如通过用户参与实现利润最大化，也会间接影响道德行为，因为激起愤怒的内容会吸引高参与度。由此来看，平台设计师有能力影响用户有关道德、政治和社会态度的信息活动。

除了对平台提出更多要求，我们还应该注意自身的在线行为，并衡量我们认知的准确性。因为如果不加以控制，我们的在线环境将继续扭曲我们最基本的理解。然而，除非我们摆脱错误的观念——即我们的数字世界存在于真空中，对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没有真正的影响，上述这一切都将无法实现。

被骂、被侮辱或被欺负并不新鲜。但是，互联网能够放大并永久记录这些信息，而且这个工具现在安置在大多数普通人的手中。在网上活动时，该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或度过网暴？

第一，在发帖前要考虑清楚。在数字时代，我们分享的东西可以成为永久性的。分享，是向他人展示自己的一种方式，也是在数字世界留下自己的足迹。当你发布某些信息时，需要再三问自己，你的社交媒体足迹会对你产生何种影响？

第二，提前准备应对之策。如果有人在网上对你大打出手，你可能会感到想要——甚至需要——做出回应。然而，你也可以练习那些转移、忽视或者甚至一笑置之的技能。

第三，停止卷入并保持冷静。即使是微妙的数字冲突，也很容易让你热血沸腾。如果你不愉快，要意识到你大脑的威胁反应中心已经接管了。不幸的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你的情绪调节和你的思考中心就会宕机。有一些方法可以保持禅意：深呼吸、远离键盘、去外面走走。

第四，想想对方在遭遇什么。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说，如果你在网上被贬低，可能说明对方的状况比你自己更多。她说：“如果你能记住这一点，那么整个经历在情感上对你来说就不会那么迷惑了。”

第五，用工具增强自己的能力，必要时诉诸法律。如果你发现自己被网络欺凌，技术本身往往可以提供一些应对方法：拉黑欺凌者、报告伤害性的交流、拍下屏幕截图、保存信息线程。如果欺凌行为确实超越了一次伤害性的冒犯而升级为反复的、长期的骚扰，拥有这些证据会有所帮助。当执法部门能够准确地看到发生了什么时，他们就会更容易介入。

最后，保持对人类的善意信念。一位遭受网络暴力的女性这样对我说：“心怀坦诚却被挞伐，是我真正觉得有受伤害的地方。有一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不值得的感觉，甚至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也不值得。”旧式的“现实主义”立场一直认为，文明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外衣，一旦出现危机，人类就会暴露出真实的自我，也就是说，我们都是野蛮自私的动物。其实，有不少人为了扭转这种叙述而作出了卓绝努力，他们证实，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人类实际上已经进化成为友爱、体面和可信任的物种。

彼此友爱，而不是互相施暴，给了我们所需的优势，使我们能够超越物种中的其他成员。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友善的定义与对他人有意或无意的积极行为有关。它不仅涉及在群体规模扩大时的密切的身体接近，还涉及迅速读取人们意图的能力。

社会互动对我们物种成功的好处被证明是如此有益，以至于它影响了选择塑造我们身体和思想的方式。由此产生的跨代分享知识的能力产生了技术和文化，使我们能够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居住。所以，不管怎样，还是要对人类的善意怀有信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