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至19世纪,人类对于其文明进化的结果——知识的传播仍处于广义的阶段,也就是说,知识的传播中科学技术的知识还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那时,人类知识的传播还是一种“知识的传布”(Diffusion of Knowledge)。进入本世纪之后,直至40年代前,科技传播开始出现活跃的态势,书籍、报刊、广播等传播媒介中关于科学技术的内容大量增加,西方学者将这个阶段称之为“科学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普”。20世纪40年代和两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传播速度和质量随着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要求和经济发展,以及对环境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广大公众对于科学和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影响由过去的盲从、期望、崇尚,乃至迷信转为冷静的思考和怀疑。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科学的目的和技术的弊端提出了疑问。战时科学产生出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科学家利用人体进行生物武器实验和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化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尤其是臭氧层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用预言的形式向广大公众揭示了化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公众开始了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的思考和讨论。人们由过去“科学万能”到对科学的作用怀疑和质问使人类对自身的智能所带来的结果采取了冷静和审视的态度。从社会的意义上讲,这是人类的进步,而不是否定科学的倒退。公众对科学家的道德、技术的影响、对科学和环
境、科学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审视导致公众对科学议题的全面参与,科学知识和公众、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简单的灌输和接受的关系转变为一种新型关系。科学技术的传播工作从过去的单纯的科学技术普及向公众理解科学技术转变。科学家和科学团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科学的社会价值。学者们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更接近Understanding的本意。科学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互动的关系。“科学和技术与社会之其它重要部分是处于互动状态的”(参见《科学与社会秩序》,巴伯著,顾昕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在社会的其它重要部分中毫无疑问包含有构成社会的活跃因素的主体——人。科学信息流动的这种重要的变化倾向体现了世界人类文化“人主义”(Peoplism)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