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镜，读《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这些人之所以寻找 天堂的道路，是因为他们在地上迷路了。 ——普列汉诺夫 

 

 

二十世纪以来，西方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反思给人们造成了一个普遍印象：俄国知识分子狂热骛从极端的意识形态，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魔鬼，冲向盲目的自我毁灭，还拖着他们的国家同归于尽，随后更贻害世界许多其他地区。 

作为十月革命后移民西方的俄裔，英国思想家伯林对西方的这种“成见”很是不满，于是写成《俄国思想家》一书辩解道：对绝对价值的渴求是人类的本性之一，并非俄国知识份子独有；俄国的历史困境导致他们同时具有一元和多元两类价值观，这种“刺猬”与“狐狸”（狐狸多知，刺猬只知晓一个大的问题）的冲突使得他们充满自由的洞识；勇敢且文明的赫尔岑还是一位坚定的多元论者。 

由于伯林的巨大影响力，一时间，俄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像翻烧饼一样，让人困惑不已。天使抑或魔鬼？如果仅仅是通过个案来反映，双方都可以找到佐证自己观点的例子，这也是历史研究里枚举法的弊病所在。因此，对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研究，必须要有更开阔的视野、更“同情之理解”的心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框架。因应读者这一需求，中国学者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一书真可谓“解渴之作”。 

金雁此书采取的是由近而远的倒叙方式，她对俄国历史上几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群体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解释，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画卷：1812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沙皇政权对贵族不再信任，贵族的离心作用加强，到了19世纪40年，体制外贵族知识分子渐成气候，他们钟爱文学，痛恨专制，热爱自由，有着宗教救世情怀；到了19世纪60年代，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他们鄙夷贵族知识分子反农奴制时的暧昧态度，反对空谈，崇尚仇恨和暴力推翻专制，主张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接下来的70年代的民粹派、80年代的民意党；90年代则自由职业崛起；再后来革命爆发，自由主义被迫流亡，直道苏联解体，自由派里的路标派再以“先知”的面目回归…… 

 

 

俄国知识界为什么总发生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震荡轮回？何时才能走出这种轮回？这是金雁思考的核心问题。应该说，金雁在书中的解释基本是成功的，但限于章节体和史家克制的美德，她的解释缺乏逻辑的统贯。为了深化读者的理解，笔者认为，有必要借助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框架，将金雁的解释整合阐发。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有三种时间：短时段是表现事件的个体性时间，处于历史表层；中时段是表现局势的社会性时间，如人口增长、利率波动等；长时段是表现结构的地理时间，如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社会组织等。 

那么，“长时段”因素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性格造成了什么影响呢？在很多俄国人看来，俄罗斯西部在漫长的边境线上没有天然的防卫屏障，以至经常要为安全性困扰，因此，俄国的国家战略目的指向相当明确——不断的把边界推到远处以保证国家安全，所以，建构一支有能力使俄国不断扩充版图的军队是重要国策，这就使得俄国成了一个以军事手段进行管理的中央集权国家。这种不断“稀释”的中心地带的发展模式，还延缓了俄国的城市化和近代化进程，加剧了国家操控社会的农奴化和专制化趋势。为了不使俄国被东西方势力吞没，国家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力量进行压制就天然合理，国家主义因此成为民族需求。 

而“中时段”因素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形成作用就更明显了。俄国平民知识分子为什么激进，以至被人称作“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新一代人”？这与其成分构成以及所处的社经济地位有很大关系。尼康宗教改革后，为防止分裂教派的人进入僧侣阶层，政府对神职人员的选拨进行了严格的审查，造成了一个“外行业人进不来，本行业人出不去”的封闭机制。僧侣阶层薪酬不如贵族，还不允许经商。人口增长又比较快，就业也就越来越难。僧侣子弟在没有别的出路、唯有传统教育优势的情况下，只有希望通过读书改变人生。到19世纪50年代，各大学挤满了来自教会中学的学生，他们成了“平民知识分子”的主力。这些人与贵族青年的思维有很大差别，他们扎根于俄国的习俗和传统，较少受国外家庭教师和旅游的影响，贵族圈子的优雅作派和华丽舞会也与他们无缘。大学教育总会给学生一种“精英感”，因为自古以来的文化教育都推崇知识和美德，以掌知识和美德的多寡衡量，他们当然相信自己走入社会后会是精英阶层。可一旦他们毕业踏入社会，却发现自己混得并不容易，混得好的还是“官二代”、“富二代”。于是，价值感落空繁殖出大量的怨恨和叛逆意识。 

“短时段”因素则是“长时段”、“中时段”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偶然表现，因此反具有迷惑性。典型的如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他能读一些法文，但既不懂德文也不懂英文，所以必然会使他的那些贵族知识分子朋友们感到不快，因为他必须通过其他人来熟悉外国哲学和资料。这种教育背景差别和文化水平的不同使别林斯基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挫伤。但他心底却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不是智力原因也不是个人能力，而是“该死”的家庭出身，是僧侣阶层和贵族阶层巨大的差距，是不平等的社会造成的。所以他有时会以极端的言行突然爆发来发泄心中的压抑和郁闷，不知道的人以为他是“神经质”，其实这只是荣格所说的“转移爆发”罢了。在俄国知识分子里，这样的例子应该是很多的，只是更多的可能是找不到工作而“转移爆发”于社会制度。 

 

 

尽管俄国知识分子里也有赫尔岑、路标派文人、第三种知识分子这些异数，但他们对社会进程的影响比较边缘化，因此，难以改变俄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的“罪”。这主要表现为文学政治。 

“文学政治”现象是由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总结提出的。他指出，法国大革命前的政治教育的工作主要由文人从事。他们尽管不执政，但说话有极大的权威性。他们不与实际的政治事物接触，只是从事抽象的政治理论研究。他们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 

与法国相比，俄国的“文学政治”现象可以说有过而无不及。政论中大量的文学语言且不说，单是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与索尔仁尼琴《红轮》中表现出的“文学中心主义”就让人震惊不已。为什么托翁小说中充斥着大量枯燥的历史、哲学思考？伯林认为，这是作为“狐狸”的托翁想当“刺猬”。金雁的解释比伯林更深入，历史上的俄国文学就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学科，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是从文学中分化出来的，以致于文学成了“思想的引领者”。加之沙俄时期，政府不允许知识分子讨论哲学，文学杂志是唯一可以公开讲话的地方，不少政论家、哲学家都只能在文学领域迂回表达政治异见。 

文学政治在俄国知识分子里有几种表现：1，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喜欢指导民众。贵族知识分子抛出一种老爷式高高在上的素质论，“群氓的解放会给社会带来灾难，给粗鲁无知的人自由，就等于给儿童刀子代替玩具”；而号称“人民之子”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却经常表现得像“人民之父”，认为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教育人民，向他们传播先进思想，代表人民的利益，组织人民起来革命。2，个体服从整体。以国家的利益把人身“自由”转变为“不自由”是俄国的一大特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十字架上写道：“顺从吧，骄傲的人！”而托尔斯泰提出的是“勿抗恶”。平民知识分子则认为，为了高尚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行为只要有利于大多数人就是正义的，整体大于部分。3，缺乏逻辑、唯我独尊。东正教唯我独尊的特点烙印在俄国知识分子精神上，不管是信教还是转向无神论，他们都以“掌握绝对真理”自居。而东正教神学的逻辑性又很差，有的只是超验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引导，这也形成了俄罗斯人神秘而浪漫的、着魔般的跳跃思维方式。4，浓郁的道德主义产生建构思维下的保守主义。路标派文人认为，正是19世纪后半叶以来知识分子过于功利的实用主义导致了道德虚无主义，才酿成了革命政治后俄国传统文化的中断，因此他们非常强调自我道德完善和东正教视觉理论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他们还强调，自由主义必须通过保守主义这个筛子，就是把“英国政治传统中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相互校正价值观”树立起来。可问题是，这套基于人性善而设计的哲学，既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又怎么操作呢？说白了，英国保守主义的要义不在于是否拥抱传统，而在于是否能从现实经验入手，告别建构主义思维。5，弥赛亚主义情结，导致对西方的怨恨式学习。俄国知识分子既倾向西化，又厌恶资本主义。他们认为，科技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只是使加大贫富差距，西方人被商业化的铜臭所腐蚀。而俄国的传统村社则显得更和谐美好。因此，俄罗斯民族几乎比其他一切民族都更能实现社会主义。于是，一种“向后看”的道德乌托邦迅速转化为“向前看”的乌托邦试验，这大大满足了俄国人的弥赛亚主义情结。也正因为这一情结，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宪政制度的学习一直缺乏耐心。 

 

 

俄语中所谓的“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包括这个词进入英语后的intelligentsia，指的都不是“有知识的人”（intellectual），而是“思想独立，持有某种信念或价值观，对现实持批判态度的人，也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代言式知识分子”、“普遍型知识分子”。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工业革命造成了农业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知识的增值使得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自然垄断加强，在前民主时代便具有了为公众代言的价值。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 

1906年初，高尔基去了一次法国和美国，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他对前者印象很好，对后者却很不满。为什么？原来，法国是文学性浪漫国度，他在那里受到追捧；而在美国，“社会良心”在言论自由的美国更多的由直接抨击真人真事的记者、政论家、思想家，而不是借助文学形象曲折阐发思想的作家来代表，况且富豪才是平民眼中的成功者，他因此受冷遇，回来后就“转移爆发”，写文章把美国的“虚伪自由”批了一通。 

高尔基的这一遭遇与托克维尔对法国和美国的描述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高尔基出于“代言式知识分子”的良好感觉对美国的“反文学政治”很鄙夷，而托克维尔与之相反，他赞赏地认为，英美知识分子常常参与实际的政治事物，许多宪法会议的成员就是知识分子，他们成功地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这其实也预示着“法俄道路”和“英美道路”两种政治文化传统的对峙和角力。 

而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的深化，知识分子与大众的知识差距被拉平。经济与战略领域中技术－科学结构的扩张更给予专门知识分子以真正的重要性。这一新的知识分子的功能与威望所指，不再是“天才的作家”，不再是携带全人类普遍价值的人，不再是永恒之物的疯狂吟诵者，而是“地地道道的学者”。社会大众更尊重专业发言和经验政治，那种以文学方式讨论一切社会事务的“代言式知识分子”越来越惹人反感了。用哈耶克的话说，“思辨抽象原理正好为那些不愿意了解当今时代之实际社会的人士提供了宣泄自己的建构冲动提供了可能，而自由主义大获全胜后，已经没有给这种冲动留下什么宣泄口了。” 

而互联网兴起对“代言式知识分子”冲击更大，因为几十年来的互联网发展正在造成工业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官位、权威、机器、婚姻贬值；人力、创新、技术、信息升值），尤其是“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互联网使知识更新加快，许多工业社会的知识和技能已经不适用；知识传播的数量大增、成本大减，知识的价值大减；互联网使大部分知识的表现形式更通俗化、简单化、公开化、获取知识不再需要漫长的时间、专门的训练、特别的环境（大学）。既然知识和知识传播方式和渠道都在贬值，那么，按照工业社会分工，以知识的占有、传播和出售为己任的的知识分子自然要贬值。这主要体现在旧有的知识形式和传播渠道在互联网时代所占比率的缩小以及大量非知识分子的知识化。因为有了媒体2．0平台，非知识分子的知识人（比如普通大学生、白领）可以不经过传统媒体的势利审查就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来，这种即时、贴切的专业表达，将通过网络自由转发达到局部均衡，代替“公知”的“代言”价值。因此，俄式知识分子将在互联网的兴起下加速消亡——是为“罚”。 

 

删节版发于9月17日《南都周刊》 

毫无疑问，1922年的被驱赶的“哲学家之船”，对别尔嘉耶夫们个人来说是悲剧，但是作为一个思想派别来说，也只有在“被驱逐”出国以后才促成了他们的思想体系的完整化：可以支配的时间、一定的经济来源、自由的空气、与侨居国无法融入的文化、几个志同道合者长久以来的共同追求、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东正教神学”建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条件。没有了撰写文章之外的考虑和算计，不用取悦任何权势和社会群体，甚至无需去考虑读者的感受，更不会像那些追求虚荣的江湖骗子所要求得到的“轰动效应”，写作一下子反而变成一种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可以直达精神，可以注入更多的长远思考，可以更深切的探索灵魂，但是距离现实却越来越远。用弗兰克的话说：他们“脱离现实，逃避世界，生活在真正的、历史的、日常的生活之外，生活于幽灵、梦想、笃信宗教的世界之中”。他们用德国唯心主义的基调改造俄国东正教的整体性的逻辑结构原初洞见，可能就没有考虑过从现实操作出发，只要能做到精神的创造者和世界观的诠释者，就已经完成使命了。

俄国由于各阶层不在一个纬度上，其思想史的特点是各阶层轮番登场的“大震荡”和“彻底颠覆性”。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俄罗斯最典型的特点，是分裂和灾难性的中断”。社会鸿沟的割裂，各阶层的对立情绪很大，互不沟通，文字的“笔墨官司”使得不同阶层的精英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取得相互谅解，因此便呈现出思想史上每一个阶段都对上一个阶段的“矫枉过正”的特点，纠偏的幅度之大就像翻烙大饼，一铲子下去，必定是一个大翻个，原来在上面建立的东西，统统被翻到下面去了。平民知识分子登上舞台以后，发誓要把所谓的上等阶级踩在脚下，要把充满贵族气息的“浪漫艺术家”、“德国流派”、“伤感情调”和形而上学统统扔到垃圾堆里去，而路标人又高扬起40年代的旗帜，清理60年代的激进主义思潮，又形成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纯思想家”和“纯思辨者”的回归，只不过这一次人数更少，关注的话题更窄、更抽象、更形而上了，所以虽然剧变后知识界趋之若鹜的大捧别尔嘉耶夫们，但是必须承认，这种过于抽象的精神世界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是十分有限的。

这些文化精英孤守在自己一个小小的圈子里，悠然潜心于深刻的穿透时空的思想追求。这些哲学大师们知道，俄国社会鸿沟过大，仅就知识阶层而言也无法在一个层面上对话，唯有宗教是俄国社会生活最牢固的精神联系纽带。克雷洛夫曾说过：导致俄国社会“堕落的最深刻原因不是社会制度，而是人的欲望”。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有德行”的人寻找一个“人性善”的思想平台，把他们认为传统文化里属于俄罗斯人精神属性共性的东西遗传下来。同时为了警惕思想专制，警惕居高临下的“我启你蒙”，路标人明白无误的宣告：宗教是个人的事情，“国家在良心问题上没有管辖权”，

思想家们明确自己要建立的是属于俄罗斯的“宗教思想”，而决不是“宗教审判所”，他们批判“普罗拉克斯提斯之床”并不是为了再造“普罗拉克斯提斯之床”。强调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这些曾经经历过“思想的暴政”和“政治暴政”的流亡者，一直很警惕自己的理论再度成为某些人的“大棒”，使俄罗斯步入“轮回的车辙”。所以路标人早在1902年因为《唯心主义问题》走到一起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越往后发展，对“思想自由”的必要性就越发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强调，我们只是“进行一种思想探索”，这里面没有什么高低上下之分。因此在寻神派内部也有不同的派别，它并没有自我封闭，表现出向其他文化的开放性。思想的守护者们强调，“宗教哲学同样也要求与其它哲学同等的研究自由和理论怀疑，甚至还有尖锐的批判眼光的优势，因为它能意识到自己的宗教限制性和可能带来的威胁”。只有这样，它才能具有生命力而经得起质疑。

这些隐身于幕后的“思辨领域的公民”认为，他们的“路标”是指向人类精神追求的“路标”，是使俄罗斯能够少走弯路的“路标”。布尔加科夫借用霍米亚科夫的诗句大声呐喊：“我们的路被黑暗笼罩，你这亘古不灭之光，来照亮我们吧！”但是这个宗教哲学体系赖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础和社会建构是什么？并不在他们关注的视野之内。从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如何治疗当代病症的苍白无力感和“逃避”情绪，俄罗斯哲学大师的流亡不仅是身体的流亡同时也是内在灵魂的挣扎。

有趣的是，尽管《路标》在100年后受到如潮的好评，当年它却完全没有起到给俄罗斯的发展提供“路标”的作用。受18世纪克雷洛夫等人的“现实悲观主义”和“伤感主义”的影响和19世纪贵族逃避现实、不问政治的思想传承，俄国贵族的坐而论道、行动性弱的特点，加深了他们对现实干预的恐惧感和“无所适从”情绪，长期以来他们采取的是一种不愿正面交锋的回避态度，因为俄国的分裂运动在同“罗曼诺夫国家作斗争时，也是采取的逃避态度，就像哥萨克逃避农奴制一样，反正俄国很大，要想逃避，总有避免正面冲突的方法。这些哲学-神学家们始终是在一个小圈子的精英层里”自说自话“，这些俄国”最后的贵族“，可以说是”文化上的胜利者，现实中的失败者“。借用奥加略夫的诗可以表白他们的心情：“我们又一次走上忧郁的路，不倦地宣扬真理啊，由它去吧，让梦想和人们从我们身旁过去！”

“俄罗斯思想”建设者们一个明显的缺陷是没有形成社会认可的理论思潮和感召力，他们的那些主张只能徘徊在一个“小众”的文化圈子内，非常的抽象和形而上化，距离大众之遥远就像天上的神仙。他们塑造的新宗教过于道德化，过于哲学化，即没有推广操作的可能性又十分软弱的缺乏自卫能力，是一种只能律己不能律人的文化。寻找到俄罗斯理想中的“基杰什城”（传说中的理想王国）需要很多条件来支撑，路标人的“清理工作”，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并非不重要的一部分。这些思辨者们只能把思想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寄希望于在一个漫长的过程后，也许由他们的思想培养出来的人会替他们解决现实中这些任务。坦率地说，如果所谓“1905年革命”不是以斯托雷平的铁腕镇压告终，而是“革命”成功后出现民粹主义的乱象，《路标》的“告别革命”才可能生逢其时。即便是剧变以后，要这套“发展神学”如何让民众接受，仍是一个极大的难题。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苛责这些人文学者，毕竟这个流亡他乡的狭小的群体，不可能承担起太多附加给他们的要求。他们的努力目标也不是一个短时期可以完成的。

而斯托雷平时代的俄国，革命似乎已经“不告而别”。当时政治上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经济上却风生水起，繁荣兴旺。政治上的“斯托雷平反动时代”与经济上的“斯托雷平改革”共同构成一幅怪异的浮世绘。1905年因推动宪政改革、反对铁腕镇压而被沙皇罢黜的前总理维特伯爵在1913年的日记中曾说：“这件事（指斯托雷平镇压）过去6年了，人们好像已经忘了这回事，大家关心的只是口袋里有多少钱”。在斯托雷平镇压中饱受惊吓的知识界又遇到充满诱惑的市场经济的花花世界，仍然醉心于“激进主义”理想的人减少了。斯托雷平改革以后，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反而使“所有的人在生活中感到这种分裂和堕落，个人道路的中断和离散，生活的原子化，--过渡的自由，无效的平等和缺乏博爱。”即便没有别尔嘉耶夫们给出的“路标”，俄国知识精英中也已经形成“告别革命”的大潮。远离政治固然成为风尚，仍然热衷政治的人也大都走向“马克拉科夫主义”，即放弃反对派角色，转而支持政府进行斯托雷平式的改革。但是，这种“告别革命”却有浓厚的犬儒色彩与世俗算计，与别尔嘉耶夫们的形而上思考毫无关系。

而另一方面，“警察式的”经济改革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加剧了社会矛盾，按有利于权贵的方式对传统农村公社实行私有化的结果，使得原来建立在“公社之父”形象基础上的沙皇统治合法性发生危机。俄国农民皇权崇拜的土壤被掏空。当年民粹派知识分子极力乡下发动农民“革命”，反被保守的农民向沙皇警察举报。但是现在当知识分子变得“保守”起来后，农民反而一步步地“激进”起来。“斯托雷平改革导致了下层对上层的仇恨”而这一次涌向历史前台的是农民阶层了，当一部分自由主义者转换“路标”离开反对派阵营时，民粹主义者就接管了这一阵营的主导权。终于，1917年二月在没有任何政党与派别事前策划的背景下爆发了革命，看似稳固的沙皇政权土崩瓦解。《路标》对1905年革命的反思犹如过眼烟云，很快在越来越激进的大潮中被俄国人遗忘了。直到几十年后，当1917年建立起来的体制走到尽头时，一直“找不着北”的人们才又记起了这本名为《路标》的小册子，才又想起了这批流亡海外的俄罗斯思想推动者曾经发出过的声音。人们似乎听到他们的画外音，“记住福音书中的话，‘生命存在于语言之中’，说了就不会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