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气，大气？土气，洋气？换一个角度看上海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出版社 （ID：fudandushu），作者：饶烨飞，头图来自：《心居》

“孤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上海的隐喻。“孤岛”之于上海，有两层含义，一是1937年11月至1941年12月，上海有长达4年的沦陷期，因而被称作“上海孤岛时期”；二是作为中国现代化最先开始的地方，与更广大的传统中国相比成了一座现代化孤岛。

但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是否如此齐整？对于这座漂浮在海上的孤岛而言，我们又该如何进入“岛民”的日常生活？在中国人开始摆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岛民”如何选择生存策略？

《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一书还原的是繁华之前的“土上海”，聚焦于上海的中下层平民最市井的烟火生活，可说是城市中下层平民生活研究的开山之作。从小市民和城市贫民充满了复杂性的日常生活出发，试图摆脱“传统/现代”的对立模式，从普罗大众的生活中去寻找彼时上海人民的生存策略，进而思考整个中国在社会转型阶段的生存之道。

重新看见“大多数”

对于出生于1949年后、成长于“文革”时代的卢汉超来说，潜意识里面就对劳苦大众抱有深深的同情心，而当他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时，社会经济史已然成为美国新史学的重镇，该领域关注普通民众和被边缘化的群体研究，与社会史分享同一种“底层视角”。这两个因素叠加，使得卢汉超将视线放在了“上海史”上。

在“上海史”领域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传统抑或现代是绕不开的话题，经常被拿来做对比的另一本著作是《上海摩登》。

如大多数学者一样，连玲玲认为在上海城市生活史的研究中形成了两种基本论调：一种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为代表，着重描绘“摩登上海”，强调上海之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地位与重要影响；另一种则是以《霓虹灯外》为代表着笔墨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读者在其中很难看到一个全然摩登的上海。

读者似乎会看到一个矛盾的上海：一方面是现代的上海，相对于当时广阔层面上的乡土中国具有特殊性并相对割裂；另一方面则是处于传统和现代交缠中的更大多数普通上海人的日常生活。

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上海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从黄埔江边的一个泥泞县城飞速发展为大都会。它吸引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农民，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聚集到这里。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成为一个拥有300万外来人口的城市。

对于特权阶层来说，财富、政权或者知识是吸引他们前来的目的。

对于广大的普通民众来说，上海能使他们在原有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再提高一个水平，这其中包括许多外国人，许多白俄移民在霞飞路（现淮海中路）上开设商店，日本人则聚居在虹口地区的四川北路，使之有了“小东京”之称，还有许多印度锡克教徒在上海充当交警，俗称“包头阿三”或“红头阿三”。

而对于穷人来说，上海好似漂浮在茫茫大海中的一个脆弱的救生圈，给予他们以生的希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上海现代工业发展拉开帷幕，随之而来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而以往被视作“桃花源”般的田园生活意象则被残忍的现实撕破，战事频仍、盗匪猖獗、天灾人祸之下的农村无法保证农民的正常生活，因而在城市的“引力”和农村的“推力”共同作用之下，大量农民将上海看作新生活开始的地方。

农民进入城市后变成了贫民，如果想要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处位于市区的住所，就需要技能、金钱和良好的社会关系。

但这对于大多数贫民来说是十分艰难的。他们往往既无技能又无文化，也付不起学手艺或者做学徒必须付的定金，更重要的是贫穷的乡下人在城里举目无亲，即使有比他们更早来到上海的熟人也处于社会最底层，帮不了什么忙。即使能帮，也只能是在贫民窟找一处立足之地而已。

因而黄包车夫、码头工人、街头乞儿以及无数的临时工和失业者共同组成了民国时期上海的城市贫民群体。

到民国末年，这些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庭在当时上海总共500万的人口中占将近1/4。他们不能因为被大众歧视而被无视，他们庞大的人口基数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活状况直接对应着社会的整体姿态。

立锥之地和上海商业文化

上海是浪漫的“东方巴黎”，是“冒险家的乐园”，但也存在着诸多贫民落脚的“棚户区”，但这并不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地，如果有机会摆脱棚户，住进城里的“石库门”，方才意味着找到了“立锥之地”。而这种特殊的也是占据上海大多数式样的房屋的兴建与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有关。

“历史之轮”总在意想不到的事件碰撞之下开始滚动，19世纪中叶的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竟以其蛮横之力无意中炸开了上海的房地产市场。

1853年9月7日早晨，小刀会组织在上海发动起义，十天内就占领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四个县。战争使得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外国租界。英美租界人口从1853年的500人骤增至1855年的20000多人。

关于是否接受难民们在租界生活，当时形成了两种态度：部分外国人担心难民的加入会破坏原本舒适的生活环境，但更多人则被建造难民房所带来的致富机会所吸引（上海外国人通过出租土地或者房屋至少可以获利30%～40%），华洋分居的历史就此终结。中国商人闻风而动，很快加入了这场商业活动。于是里弄房子从南京路地区开始，很快便在市区各个角落兴建起来，到19世纪末已经成为上海最主要的民居样式。即使在今天，它仍然在上海居民建筑的样式中占据不小的份额。

里弄的基本特征是中西合璧的毗连式房屋，内设天井，建于1935年以前的里弄大多被称作石库门。建于1934—1938年的被称作新式里弄，内设卫生设施，并有钢窗蜡，而石库门只有木框窗和木地板，没有卫生设备。更为精致的“花园里弄”属于“弄宅之最”，它们设有绿化带及小汽车的车库。

从整个空间结构来看，最上等的住宅（洋房、公寓、新式里弄）位于城市的西部和西南角，大概位于静安寺路（现南京西路）、极司菲儿公园（现中山公园）、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以及贝当路（现衡山路）一带。

第三等级也就是最低等级的住宅（平房和棚户）散落于城市郊区，中间的（石库门或老氏里弄）则遍布上海各处。

这些弄堂房子虽然遍布上海，人们却往往熟视无睹，这不仅因为弄堂的物理位置（位于商业设施背后），更因其平淡的性质，无法形成“奇观”。繁华的南京路和摩登的外滩率先抢占了游客的惊叹，具有人文关怀的观察者也关心贫困的棚户区，而弄堂建筑及生活则从“家”的意义上被忽视了。对于卢汉超来说，这种忽视必须得到纠正，缺少了对里弄这种特殊的建筑以及由它培育出来的邻里社区的研究，上海的社会史或者文化史是残缺的。

卢汉超极其重视对于上海里弄文化的研究，并认为其为现代市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包括租赁和转租在内的房地产市场还是从里弄居民与商业形式的结合来说，里弄文化都对上海商业文化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上海的商业文化似乎总是指向繁华的商业中心，但卢汉超认为上海的商业文化同样存在于普罗大众之间，在这里从空间到身体，万物皆可商业化。

“立锥之地”带来的意象是扑面而来的逼仄感，原本至多只能容纳9人的房子被改造成为可容纳15～20人的住房。这种拥挤和狭小的空间承载了许多艺术和文学作品，如《七十二房客》《万家灯火》《上海屋檐下》等。

石库门成为大杂烩，原本一户式的房子变化出十种户型：前客堂、后客堂、屋顶平台、灶披间以及亭子间等，各色人等入住其中。其中亭子间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上海人生活的一种象征，甚至形成一种叫作“亭子间作家”或者“亭子间文人”的知识分子类型，他们往往被看作敏感且自负的，对周围的一切不满却又无法超然于世外。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单身男青年回忆起亭子间生活： 

“吃过晚饭，我的一些单身朋友们过来聊天。小房间里塞满了人——大家屁股挨着屁股挤在椅子上和我的小铁床上。我们抽着烟，高声谈笑，为一些小事争辩不休，轻松自在，无拘无束。我们的话题漫无边际：从三皇五帝谈到宣统皇帝（清朝末代皇帝）的没落，从孙中山革命说到陈炯明叛变，从墨索里尼、希特勒到斯大林、罗斯福，从‘满洲国’到日本大军阀。

如果厌倦了谈论时事政治，我们就说说各地的民风民俗，从北平到南京，从上海到广州，从杭州到香港，从苏州到扬州。当然我们还会谈到女人。从女学生讲起，情妇、交际花、舞女、按摩女、妓女、女侍应生、乡下姑娘，无所不谈。讲着讲着就谈起了‘老婆问题’，对于某人选老婆的品位会引起所有人的评论和争辩。或者我们就坐着叹叹气，摸摸下巴上的胡子，自怜自哀一番。”

从文中看，这些青年人的生活似乎与我们时代的青年的生活并无两样，时事政治、风俗习惯和情感生活依然是当代青年人最热衷的话题。

亭子间曾为许多中国杰出文学家如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梁实秋等提供过遮蔽，他们曾不无风趣地在其文学作品中提到过亭子间生活：“三个人座谈就可以互相呼吸着每个人嘴里呼出来的炭酸气。” 

更重要的是，里弄的生活使得人们将居住和各种基于生存需要的商业活动融为一体，面向马路的一排房子具备了开张做生意的基本条件，进而裁缝铺、小纺织作坊、书局、印刷厂、学校、理发店摊等随之兴起。此外，高密度的人口密度和复杂的环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进行地下活动，中共一大、二大均在石库门房子里召开。

上海的房地产市场是随着里弄的建设而兴起的，与之相关的概念是耳熟能详的“小市民”。个体生命在空间中生长，因而个体对空间的使用方式，以及使用界限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个体生命的存在状态。中国人深谙此道，我们通常从精神气质上去理解“小市民”，强调上海人的精明与算计。而卢汉超用了大量的数据和事实告诉我们人与空间的关系：正是洋溢着商业气息的生活安排影响了上海人思维方式的形式。

上海“特殊”的生存之道

卢汉超在《霓虹灯外》为我们展现了几个事实：首先是一些用来理解上海或者中国的一些范畴，如城市化、现代化和西化是盘根错节但又彼此不同的，晚清中国的商品化表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有其自身的土壤，并非全受外国影响；其次是对任何国家而言，其现代化标准都是相对的，因而强调中国传统的持久性只是要纠正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看法，鉴于中国与西方文化皆有其韧性，因而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文化。

上海并非因为有南京东路步行街这种带有西化味道的事物而特殊，上海的特殊性来自其对两种文明兼容并蓄的智慧，西方的事物在成为上海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他们还是乐于保持和改进许多旧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根据阴历来计算年龄并庆祝生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圣诞节煮热红酒和买圣诞树。上海的魅力便在于这种文化的融合，中西文化在上海水乳交融，谁也不占压倒性优势，无论是传统抑或是西化都不该被片面夸大。在大众都用统一、无差别的眼光去看待上海，并认为上海是“特殊”的时候，卢汉超用《霓虹灯外》重新解释了这种“特殊性”。

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特殊在于“人格化的上海人身份”，上海人在处理“崇洋媚外”和“民族自豪”的矛盾时是成熟的，但这对传统中国来说则显得精明、傲慢。对彼时的中国来说，传统与现代、荣耀与耻辱、向往与恐惧共同成为交织时人生活的经纬线，而上海人却不为这种矛盾所扰，他们顺其自然的生活观使得他们用一种精细和非凡的平衡感来为人处世。

开放和包容是今天上海的城市品牌，事实上作为地方传统，易于接受的上海从19世纪中期开始向“蛮夷的”外国人开放，而后又容纳了来自各地的难民，这似乎与传统中国的价值观是相背离的，但也正是这种徘徊在主流之外的价值观，使得上海从巨大的保守主义地平线上徐徐升起，成为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都市。

这不只是上海的智慧，这是整个中国的智慧，当一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如这些普罗大众一般，用最本能的生存直觉去探索、吸收各种新文化、新思想、新技术等一切能使其人民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任何东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大学出版社 （ID：fudandushu），作者：饶烨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