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汽车反思，回归创业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理想汽车交出史上最差财报：营收273.65亿元，同比暴跌36%；净亏损6.24亿元，这是理想汽车上市以来首次季度亏损。更触目惊心的是交付量——9.3万辆，同比下滑39%。曾经的新势力领头羊，如今被蔚来、小鹏反超，股价两个月跌去30%。

就在这份惨淡财报发布的同时，李想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理想汽车将彻底告别职业经理人治理体系，回归创业公司模式。这个转身，充满了壮士断腕的决绝。

理想失速

回顾2024年，理想汽车还风光无限：全年营收突破千亿，成为继比亚迪之后第二家盈利的新势力。但转折来得太快——2025年开始，销量连续5个月同比下滑，10月交付量仅3.17万辆，同比暴跌38%。

表面原因显而易见：问界M7的强势冲击、小米SU7的横空出世、比亚迪的全面价格战，让理想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优势不再。

深层病灶却更值得警惕：当李想试图把理想从“创业公司”升级为“专业经理人治理的现代化企业”时，这家公司却在流程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最宝贵的创业精神。

最典型的例子是MEGA事件。这款被寄予厚望的车型，从产品定义到危机应对，处处透露着大企业病：过度依赖市场调研、决策链条过长、危机响应迟缓。一个本应快速迭代的创业公司，活生生变成了笨重的巨无霸。

职业VS创业

李想在内部信中罕见坦诚：“过去三年我们努力学习职业经理人体系，却变成了越来越差的自己。”这番话，道破了两种管理模式的本质差异。

职业经理人模式适合稳定期的行业巨头：行业格局稳定、技术路线成熟、企业地位稳固。奔驰、宝马等传统车企是典型代表——靠流程和体系保障这艘巨轮平稳航行。

创业公司模式适合变革期的突围者：行业在剧变、技术路线未定、格局尚未固化。特斯拉、英伟达是标杆——靠创始人的远见和团队的敏捷性杀出血路。

李想最终选择回归创业模式，因为当下新能源汽车行业正处在“人工智能重塑一切”的变革前夜。在这个节点上，流程和规范反而可能成为创新的枷锁。

具体来看，两种模式的对比鲜明：

决策机制：创业公司靠“深度对话+快速决策”，职业经理人靠“层层汇报+风险控制”。理想在MEGA项目上，恰恰败在了过度汇报而缺乏果断决策。

创新导向：创业公司追求“用户价值最大化”，职业经理人追求“KPI最优化”。当理想的产品经理开始为考核指标而非用户体验做产品时，创新源泉就枯竭了。

资源分配：创业公司“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职业经理人“各司其职泾渭分明”。跨部门协作成本飙升，正是理想近期产品迭代放缓的根源。

抓主要矛盾

我经常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引入商学教育。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提出三个核心观点，恰好为理想的困境提供了绝佳的分析框架：

矛盾不可怕：理想当前的困境——销量下滑、股价暴跌、竞争加剧——这些都是表面矛盾。真正的主要矛盾，是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与僵化组织形态之间的不适配。李想回归创业模式，正是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

内因是主因：把问题归咎于竞争对手太强、市场环境太差，都是外因。李想敢于承认“我们变成了越来越差的自己”，是把内因摆在首位的表现。从2022年学习华为IPD体系，到如今回归创业本色，这是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

抓主要矛盾：在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多重矛盾中，李想抓住了组织活力这个主要矛盾。正如他在内部信中所说：“在高速变化中，深度的对话是提升认知和大胆决策的关键要素。”

2022年，李想曾全力学习华为的IPD（集成产品开发）体系，一度被认为是要把理想“华为化”。如今回归创业模式，是否意味着学习华为的失败？

我认为不能这样讲，每一次对过去自己的否定，首先是认知的一次螺旋式上升。

理想的华为化尝试，类似于青春期少年的“拔苗助长”——体系可以移植，但组织能力的积累需要时间。三年摸索，让理想理解了大型组织的运作逻辑，只是这个阶段来得太早。

如今回归创业模式，是带着对体系化管理的认知回归初心。正如李想所说：“创业公司管理方式的核心是四件事：深度对话、聚焦用户价值、提升效率、识别关键问题。”这四件事，恰恰是华为体系中最精华的部分。

理想不是放弃学习华为，而是在消化吸收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节奏。

创造意义

我是一位商业老师，常年在不同企业之间奔波。理想遇到的困难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

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认为，世界的本质是荒谬。

他说的荒谬指的是，人类寻求生命意义的内在渴望与世界对此保持沉默、并无固有意义之间的根本冲突。

这个荒谬的定义体现在商业界，就是人们对公司使命、商业逻辑与市场秩序的追求，与真实市场的混乱以及意义耗散之间的根本冲突。

我之所以欣赏存在主义，就是它意识到这种荒谬之后，不是虚无了，认为什么都没意义，不如什么都不干，躺平吧。就按照人最基础的本能活着吧！

不，存在主义不这么想。正是因为没有意义，所以人类才要自己创造意义，去对抗荒谬。在这个角度，人类拥有最大的自由，创造意义的自由。

这是一种完全的自信。意义需要一个什么外在的谁给我们吗？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

面对类似理想的困境，我们需要一点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正如毛主席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写道：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当前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围剿”态势，何尝不是理想汽车面临的一次大考？但危机中往往蕴藏转机：

行业洗牌期正是优质企业突围的最佳时机。特斯拉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濒死重生，比亚迪在2020年行业低谷中完成蜕变。

技术变革窗口即将打开。李想判断“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元年从汽车机器人开启”，这个战略眼光如能兑现，理想完全可能实现换道超车。

组织再造是基业长青的基石。李想27年的创业经验，结合对AI时代的理解，或能打造出中国智能出行领域最具战斗力的组织。

理想汽车的这次转型，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自我救赎，更是中国所有迈入成熟期创业公司的一面镜子。

从草莽创业到规范化经营，再到回归创业精神，这是一个痛苦的辩证过程。但正如矛盾论揭示的：发展就是对立的统一。理想的这次转身，可能成为中国企业从“野蛮生长”走向“成熟睿智”的成人礼。

千亿收入只是起步，千亿美元市值不是终点。在AI重塑一切的时代，保持创业公司的敏捷和激情，或许是所有企业最珍贵的资产。

真正的战士，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看见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