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有什么影响？

一、引言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是村民，强化村民参与是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有效的应有之意。然而，中国农村正面临着“发展悖论”，即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农村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的同时，村民参与农田水利、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相对不高，呈现出普遍衰败的景象。由劳动力外流引发的村民村庄归属感减弱、农村社会资本减弱、农村领导能力下降等问题，被普遍认为是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衰败的重要原因。已有实证研究也证实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产生的负面影响。

不同于大量实证文献关注劳动力外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针对劳动力回流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农村劳动力从流入地向流出地回流迁移的现象，即农民工“返乡潮”其实一直与劳动力外流现象并行存在，并且自2010年起变得愈发明显。

与劳动力外流带来人力资本流失相比，返乡农民工带着在城市积累的资本、经验、技术等优质资源回到农村，给农村带来“人力资本革命”，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已有研究关注到了返乡农民工在农村创新创业、农业生产经营等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上述研究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基础，但对返乡农民工给农村带来“人力资本革命”的研究尚须拓展。尤其是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而言，虽然已有学者建议通过积极引导劳动力返乡以强化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但该观点尚缺相应的实证研究支撑。

鉴于此，本文在农村劳动力回流背景下，研究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

第一，本文将道路修建作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表征，实证检验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为厘清返乡农民工对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提供实证证据；

第二，本文对返乡农民工群体进行细分，为全面把握劳动力回流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

第三，本文从地方依赖视角出发，探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作用机制，并从村容村貌整治、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配套的角度进行异质性检验，丰富对上述作用机制的实证检验及探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作为乡村本土人才，返乡农民工具有一定的外出务工经历，相较于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他们在经济资本、知识技能等方面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能够给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带来积极影响。

一方面，增加经济资本积累是农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加之在外出务工过程中通过学习知识技能推动了人力资本积累，这些条件有助于农民工在返乡后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因而，相较于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具有更好的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返乡农民工具有以城市生活为基础的现代文化意识，相应的视野眼界更加开阔，并且其经济基础一般优于留守村民，所以返乡农民工更关注和追求美好生活品质。由于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返乡农民工从农村公共事务有效治理中所获得的预期收益更大，因而在主观上更愿意为促进村庄公共事务繁荣发展付出努力。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

H1：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提高村民对村庄的地方依恋，有助于应对集体行动弱化和治理主体缺位等现实困境，已成为当前推动农村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村民对村庄的地方依赖可看作是村庄对村民功能性需求的满足。根据村民功能性需求的差异，村民对村庄的地方依赖可以划分为村庄生活依赖和村庄生产依赖，分别对应村庄对村民生活功能性需求和生产功能性需求的满足。已有研究证实，提高村民对村庄的地方依赖，能够显著提升村民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

然而，返乡农民工在村庄生活依赖和村庄生产依赖中存在不同的表现。就村庄生活依赖而言，返乡农民工切身感受过城市生活的繁华，但也因为户籍制度与城乡福利制度差异，身在城市却享受不了市民待遇，因而在城市中的生活质量和适应状况可能并不比在农村更好。相较于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更能体会城市生活的“遥不可及”和农村生活的“弥足珍贵”，进而提高其村庄生活依赖程度。

就村庄生产依赖而言，区别于传统农业社会，“乐业”已逐渐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实现“安居”的前提条件。返乡农民工在外务工所积累的经验和技术使其在从事非农生产经营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加之地方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支持，多数农民工在返乡后会从事非农生产经营。

同时，外出务工经历也被证实对返乡农民工选择从事农业生产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返乡农民工倾向于选择从事非农生产经营以获取维持生计的收入，说明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提升返乡农民工对村庄非农生产的依赖程度，并相应地降低其对村庄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

综上所述，外出务工经历会提升返乡农民工的村庄生活依赖和非农生产依赖，但会降低返乡农民工的村庄农业生产依赖，而以村庄生活依赖和村庄生产依赖为代表的地方依赖，又能直接促进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2：地方依赖能够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中介作用。

H2a：村庄生活依赖能够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中介作用。

H2b：村庄生产依赖能够在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模型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开展的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返乡农民工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影响因素不仅来自个体层面，也来自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因而，本文根据样本编号将个体问卷、家庭问卷以及村居问卷进行匹配合并。本文研究的是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并且问卷中相关题项也仅在农村社区开展了数据收集，因而，剔除了在城市社区收集的个体样本数据，以及在农村社区但为城市户籍的个体样本数据。

（二）变量选取

1. 因变量：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道路修建是典型的农村公共事务，本文基于个体问卷中的题项“假如村里组织修路，需要劳力或资金，你是否愿意参加或捐款”，构建有序分类变量“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并将“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看情况”“比较愿意”“非常愿意”依次赋值为1、2、3、4、5。

2. 自变量：外出务工经历。本文基于个体问卷中的题项“请问您是否有外出务工（跨县流动半年以上）经历”，构建二元变量“外出务工经历”。若受访者回答为“是”，外出务工经历变量赋值为1；反之，外出务工经历变量赋值为0。

3. 作用机制变量：地方依赖。本文基于个体问卷中的题项“我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生活”“农业生产对你家来说越来越不重要”，分别构建有序分类变量“村庄生活依赖程度”和“村庄农业生产依赖程度”，将“非常赞同”“比较赞同”“一般”“不太赞同”“非常不赞同”依次赋值为1、2、3、4、5。

（三）模型设置

由于因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本文使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外出务工经历使村民选择“非常不愿意”“不太愿意”“看情况”“比较愿意”的概率分别降低0.3%、1.4%、2.2%和1.9%，而选择“非常愿意”的概率要增加5.8%。这表明，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有效提高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即返乡农民工更有意愿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

（二）基于不同类型返乡农民工的影响效应再估计

首先，不同返乡农民工可能有不同的生活工作计划，部分返乡农民工可能选择回流到农村长期居住，部分返乡农民工可能选择继续外出务工，这可能导致他们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存在差异。根据留居意愿将其分为长期返乡农民工和暂时返乡农民工，实证发现只有具有留居意愿的长期返乡农民工，才具有更高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而暂时返乡农民工并不能有效促进农村公共事务治理。

其次，农民工“返乡潮”一直与“外出务工潮”并行存在，部分有外出务工经历的村民可能已返乡多年，部分可能才返乡不久。根据已返乡时长将其分为返乡五年内农民工和返乡五年以上农民工，实证发现已返乡时长逾五年的返乡农民工具有明显较高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而已返乡时长在五年内的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与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相比没有显著差异。

最后，不同农民工做出返乡决策的原因各有差异，部分返乡农民工可能是主动返乡，部分可能是被迫返乡。根据返乡原因将其分为主动返乡农民工和被动返乡农民工，实证发现相较于未外出的留守村民，主动返乡农民工与被动返乡农民工均具有更高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就后两者而言，主动返乡农民工比被动返乡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

（三）作用机制检验

根据江艇（2022）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建议，由于地方依赖对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结论已得到其他学者证实，本文将着重探讨核心自变量对作用机制变量的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相较于留守村民，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生活的依赖程度更高，而对村庄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更低。假说H2a和假说H2b得到证实。

就不同类型返乡农民工而言，虽然外出务工经历影响不同类型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但对所有类型的返乡农民工而言，以村庄生活依赖和村庄农业生产依赖为代表的地方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能为理解返乡农民工为什么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提供支撑。

随着乡村建设行动的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将得到持续改善，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生活的依赖也将得到巩固。随着农业现代化、农村产业融合的发展，返乡创业就业红利将得到逐渐释放。这有助于改善返乡农民工对村庄农业生产的依赖，因而，有理由相信，返乡农民工将成为农村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重要助力。

（四）异质性分析

较好的村庄宜居条件更能激发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积极效应，特别是在公共服务供给和基础设施配套较好的村庄。结合村庄生活依赖是外出务工经历影响返乡农民工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机制，而改善村庄宜居条件是提高返乡农民工村庄生活依赖程度的关键。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表明农民工返乡确实有助于促进农村公共事务治理。

第二，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类型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具有异质性影响。

第三，外出务工经历能够通过提高返乡农民工对村庄生活的依赖程度提升他们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但也会通过弱化他们对村庄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对他们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产生负面影响。第四，外出务工经历对居住在不同类型村庄的返乡农民工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参与意愿具有异质性影响。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引导返乡农民工成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主力军与带头人。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城乡双向流动，鼓励支持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强化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人力资源建设。

第二，以人为本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更好地满足返乡农民工的生活功能性需求。推进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等内容为核心的乡村建设行动，通过不断提高村庄的宜居水平，确保返乡农民工有动力、有意愿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治理。

第三，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确保返乡农民工“想回来”“有发展”。一方面，以农产品加工业为重点打造农业全产业链，以乡村休闲旅游为重点拓展农业多功能性，既要依托龙头企业创造本地非农就业机会，也要引导返乡农民工合理开展创业；另一方面，加快探索返乡农民工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的实践路径，引导返乡农民工成为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ID：ruraleconomy），作者：李雪峰、高远卓、卢海阳（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