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第一强镇”：“大王”的背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仲伟志搜神记（zhongweizhisoushenji），作者：仲伟志，虎嗅获授权发表。

十几年后我再次来到柳市，找刘大源和叶建华。

柳市是一个镇，隶属浙江省乐清市（乐清是县级市，由地级温州市代管），户籍人口 20 余万，外来人口 25 万，拥有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等知名品牌。这个喧哗的小镇，是如今的“浙江第一强镇”，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但是在柳市，最富传奇色彩的，并不是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企业家，而是刘大源，以及与他一起经历了那些冒险岁月的柳市个体户们。正是从这批人的抗争、牺牲与奋斗发轫，柳市最终成为“温州模式”的发祥地，而温州，则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耶路撒冷，“温州模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信仰。

▲ 柳市的街巷

在那个年代，他们被称为“温州八大王”。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螺丝大王”

刘大源，柳市最早富起来的个体专业户之一。

他 1948 年出生于柳市，从小心灵手巧，年轻时是一位“打小铁”（小五金的加工修理）师傅，也是一个天生的商人。1976 年温州大旱，当地水库干涸，不能发电，刘大源自己动手做了 100 多个煤油灯，拿到集市上卖给乡亲们用来照明。他因此赚到了 5000 块钱。这是他的“第一桶金”，在当时，这堪称一笔巨资了。

后来有电了，煤油灯没有生意了，他就扩大规模做起了煤油炉。他生产的煤油炉据说也特别好用。组装煤油炉需要铆钉，所以他又转移到了螺丝生意。70 年代末，柳市的五金电器火爆了起来，由此也带来对螺丝的大量需求。刘大源看准商机，跑到了当时的工业中心上海，从国营上海标准件厂大量购入螺丝产品，然后转手贩卖。

最开始的时候，那种艰苦不是我们能想象的。他曾用一辆自行车将几百斤螺丝运回了柳市。由于重量太大，他只好分站式驮运，先把一部分螺丝运到前面几十公里一个地方，再返回去拉另外一部分螺丝，如此往复，风餐露宿三天，才能从上海赶回柳市。温州老板大都经历过类似的创业艰辛。到后来，刘大源做大了，据说每天要从上海拉回一卡车的螺丝，一个月卖出的螺丝，接起来就可以绕地球一周。

搞民营经济，温州人是走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或者说，温州人的“改革开放”，远远不止四十周年了。

据说，刘大源经营的螺丝是这个国家最为齐全的，足足有一万七千种。他的大元螺丝店，就是这个国家的螺丝博物馆。他被人称为“螺丝大王”，当时柳市还有“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翻砂大王”吴师濂、“线圈大王”郑祥青、“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合称“八大王”。有人叫他们“柳市八大王”，也有人叫他们“温州八大王”。

“八大王”中，除了“旧货大王”王迈仟于 1995 年因病去世之外，其他人都还在世。

刘大源是柳市第一个装上电话的人，那是 1977 年。那个三位数的电话号码，刘大源至今记得很清楚：282。这部电话打通了他与外界进行业务联系的屏障。那时柳市政府里用的都还是摇把子电话，打电话还是个体力活。有政府干部说，大源，明天我到你家打个电话，他高兴了就答应，不高兴的时候，谁来也不让打。

于是就有人说，刘大源是一个不太听话的人。

1980 年，他又成为柳市第一个买摩托车的人。他把摩托车从上海运回柳市，街坊四邻都来围观。那个时候，别说柳市，整个乐清，谁不知道有个刘大源？——他是那个时候的乐清首富。

无论装电话，还是买摩托，其实都是刘大源做买卖的需要。但是他头角峥嵘、招摇过市，自然会引来很多嫉妒甚至非议。所以，在后来的“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中，他不出意料地被列为“八大王”中最重要的打击对象。

1982 年 8 月的一天，刘大源早起上街，后面便有两人盯梢。当他看到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暗自心惊。他做出了生平最为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几万块现金来到河边，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亡命天涯。刘大源回忆说，逃跑时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但是由于国民经济出现严重过热，物资流通秩序混乱，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温州八大王就成了典型中的典型。当时的乐清县委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这一年，除了刘大源逃亡之外，其他 7 人都作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被捕入狱，直到 1984 年才重新审理，或取保候审，或无罪释放。

上述“八大王”名单，与江湖上流传的名单有些出入。这个版本加上另外的版本，“八大王”一共涉及到十四个人，但本文所列出的名单，出自 1984 年 6 月 14 日由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行的“情况简报”。——这是供抓人用的，准确度应该是最高的。

▲  刘大源旧照。摄影：朱跃

“目录大王”

叶建华没有跑。

那时，他曾经劝刘大源赶快跑，但他压根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抓去坐牢。这个老实人还沉浸在“勤劳致富”的美梦中。

叶建华生于 1949 年。早年间，他的父亲曾在温州市开了一家照相馆，抗战时期，由于日本飞机天天在温州市区丢炸弹，全家只得逃回永嘉乌牛老家，后来到柳市开了一家“胜我照相馆”。解放后走合作化道路，照相馆归柳市供销合作社，照相器材也全部收归集体所有。

叶建华初中毕业，兄妹四个，其他三个人下乡，就他一人留城，但没有工作。他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学会了照相，学会了用最原始的方法冲洗照片。他想靠这个手艺赚钱。

但是根本没钱买照相机。他就请了一位在柳市前街很有名气的木工师傅，仿制出一部木头做的三脚架照相机。照相机所需的配件，一部分是从一台报废的进口金属照相机拆下来的，一部分是自己加工的。用了五个月，一台中外结合的照相机终于装配成功，配上从上海旧货商店用 7 块钱买来的一个旧镜头，叶建华的“饭碗”就这样诞生了。

“饭碗”有了，但到哪里去要饭呢？当时根本不允许个体经营谋生，照相又是特种行业，老百姓更是不能开照相馆的。叶建华只能选择到偏僻的永嘉楠溪江山区深处“打游击”。由于没有暗房，他白天替人拍照，等晚上天色暗下来后，就在村民家的煤油灯下冲洗黑白照片。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来观看，当显影液里慢慢出现他们的影像时，乡亲们都很惊奇、快乐。照一次相，一张底片洗三张相片，共四毛五分钱，叶建华能赚到两毛左右。那个时候，他是群山中真正的人民照相馆。

有一次，听说洞头县渔民出海生产需要渔民证，证件上要有人像照片，而海岛上没有照相馆，他马上下海去各岛屿拍照，生意相当好。但是即便在天涯海角，还是有人管着。在洞头状元岙岛，他被管理人员没收了照相机，还好，经渔民们说情拿了回来。后来，还有两次被没收了照相机，一次在永嘉县沙头，另一次在永强三甲村，都是在苦苦哀求下经教育“认错”后才拿回来的。

“我们现在经常看到那些在市场边、马路旁拉着自己种的蔬菜、水果临时摆地摊的农民老伯，来了城管就拼命逃跑，来不及逃的还被没收了秤子，这些不听话的农民老伯就是昨天的我呀。”2018  年的这一天，叶建华这样说。

十八九岁时，他独自一人去了青海省刚察县，想为牧区民众拍照。那里有他几位外出养蜂、弹棉花的亲友。但是当地派出所怀疑他是偷拍情报的特务，他被赶了回去。用去那么多的路费，收获的只是在草原蒙古包前的一张自拍照。

1978 年后，国家终于允许个体户存在，叶建华兴高采烈地领到了工商局颁发的营业许可执照，正式在柳市街上开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照相馆。想到自己终于可以合法经营，用不着再提心吊胆过日子，也应该露出笑容面对未来的生活了，于是为自己的照相馆取名“笑笑照相馆”。

那是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自找创业门路光荣”的时代。柳市人首先行动起来，人人是英雄，个个是大王。他们用最简单的手工劳作生产各种工业产品。很多人在家中办起作坊，生产触点、线圈、电刷、指示灯等，有的人在街上店前经营产品、店后装配产品。在柳市周边还出现了多个专业村，供销员拿着产品实物到全国各地推销。后来产品越来越多，供销员无法随身携带那么多实物，这时有人找到叶建华，请他把产品拍成照片，然后拿着产品照片出去谈生意。叶建华一下子开了窍，赶紧把柳市街以及各专业村的电器产品拍成照片，并在照片上备注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等。不久之后，封面烫金、十六开厚本的《产品样本》和《产品价目表》就问世了，很快成了热门货。叶建华“目录大王”的名号也迅速传了开来。

但是，就是这本《电器产品样本》让叶建华遭受了牢狱之灾。其实他只赚了两三万元。他先被送进一个学习班，两个月后被宣布逮捕。在看守所待了三个月后，法院宣判。宣判大会在叶建华的母校柳市小学举行。那天，有三个“大王”是一起判的。他被五花大绑着，第一个被押上台。他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缓刑四年，没收财产 4 万元，罪名是“投机诈骗”、“牟取暴利”。这个判决结果相对而言算是比较轻了，据说是由于叶建华认罪态度好，家里主动上缴了“非法所得”。

后来叶建华回忆说，“春天里也还有寒意”，那是一次“冷空气南下”，他们不幸中招了。

1984 年，叶建华被“无罪释放”。那被没收的 4 万元，23000 元作补税处理，另外的 17000 元予以退回。此后，他又开了一间笑笑照相馆。

▲  叶建华旧照。摄影：朱跃

2004：传奇之死

2004 年深秋时节，王均瑶因患肠癌不幸病世，年仅 38 岁。

温州很多商界人士都认为，在温州，名气最大的企业家不是柳市的南存辉，而是苍南的王均瑶——尽管南存辉也是温州民营企业的一面旗帜——这或许是因为，王均瑶的雄心与当时刚刚浮现的社会价值形态相吻合。

他曾是那种最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25 岁首开私人包机先河，26 岁创办国内首家民营包机公司。与“八大王”不同，与另外一些土豪老板也不同，王均瑶是一个并非商学院出身却努力向现代商业社会转型的典范，他对世界充满了经验性的认识，却比大多数人更为理想主义。那时温州刚刚从最艰难的意识形态桎梏中挣脱出来，中国民营经济正处于从初级模式向高级模式过渡的关键时期，理想主义者英年早逝，自然让人叹惋不已。

他几乎就是累死的。

王均瑶去世之后，一些医学专家发表言论说，民营企业家健康状况形势严峻，精神压力过大是根本原因——不少人都有潜藏的恐惧失败的心理，加之生活没有规律，睡眠得不到保证，最终导致免疫力下降，身体崩溃。

据说王均瑶曾经拥有 15 项社会头衔，应酬频繁。在人们眼中，他已经拥有了一个人一生所能拥有的任何东西。他的行事决策看上去有些浪漫色彩和英雄主义。那个时代需要这样的商业英雄，一个神话由此而产生，英雄也就在神话中生活。一个凡人进入神话生活，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是比较早得知王均瑶去世的消息的。惋惜之余，作为一家媒体的记者，我对这一代温州企业家的命运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年秋天，我在温州走访了很多人，但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正在退出历史视野的柳市“八大王”们。

我在柳市镇嘈杂混乱的街巷里七转八转，找到了那个当年在柳市第一个买摩托车、第一个装电话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刘大源。当时他正在收拾货物，一身工作服，看上去就是一个店伙计的样子。听我谈起王均瑶去世的消息，他感喟一番，然后说：“我很幸运。”

1984 年，上面的政策再度趋向市场化，“八大王”平反。但就在他们惊魂未定或者云里雾里的时候，很多柳市企业后来居上，比如正泰和德力西，不但赚了个盆满钵满，而且很快就取代“八大王”成为温州模式的代言人。——南存辉是 1984 年才开始办厂的，他曾经说过，“八大王”不平反，他是不敢办的。

温州的民营老板，过去好就好在没文化。后来，对于温州老板来说，产生奇迹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以南存辉为代表的温州企业家证实了当地一个的说法——脑袋装得多，口袋装得多。这个朴素的说法，远比两分法的所有制理论和家族企业治理理论更能准确解释温州的变迁。

但是刘大源说：“别人眼红他们（那些发达起来的温州企业家），我不。我现在心很平，一年赚 30 万就够了。”

自称“刁民”、动辄将地方官员称作“土八路”的刘大源，很轻看正泰这样的企业。他把 1978 年之后的温州民营经济历史分为了四个阶段：对着干、开着干（公开）、放着干、扶着干。他认为“八大王”处于“对着干”和“开着干”阶段之间，而正泰和德力西则是“扶着干”起来的，不可同日而语。

刘大源只是老老实实守着他的门面，并没有往前再走一步。那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传说中的“大源螺丝店”已经变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单开间狭长的门面，足以让他在柳市最好地段购置房产，种养兰花，安居乐业。他的处世原则是，老老实实做自己的老百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律推辞。他说，这样至少可以让自己睡得安稳——他几乎每天都在睡懒觉。他说他时刻都在提醒自己，凡事都要适度，否则压力太大，身体吃不消。

王均瑶之死，也让他更加笃信自己的人生哲学。

刘大源最好的朋友就是叶建华。那天刘大源请我和叶建华去吃饭。柳市那么多好吃的，他偏偏带我们吃西餐，一招一式颇为讲究。这让我有些意外。我想，这或许与他当年穿梭上海与温州之间有关。他见过世面。但是这个见过世面的人，这个传说中比王均瑶还要“胆大包天”的人，却是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生意经非常保守。

当时，也有人劝“目录大王”叶建华再去搞产品目录，他摇摇头：“哪里还有胆，牢监门等着我进。”

那段经历让叶建华感觉“总有些阴影潜伏在骨髓里”。但他也学会了一种更积极的人生态度，“有遗憾也有收获吧，它让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做事说话多了一些沉稳，少了一些浮躁。”

由于竞争激烈，笑笑照相馆早已关闭。1989 年，为改变境遇，他曾带着儿子偷渡到国外，从俄罗斯海参崴出发，横穿亚欧大陆到了意大利。但后来因为不太顺利，又回到柳市。他喜欢钻研技术，整天写写画画。那年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一项摄影显像技术刚刚拿到 3000 元的乐清科技专利奖金，他很满足，也是一副别无他求的样子。

也就是在那些年，另一个浙江人基于互联网做了与叶建华相同的事情，他叫马云。后来，当地有人戏称叶建华为“阿里爷爷”——阿里巴巴的爸爸。

那个曾经成功转型的人

在柳市，当年“对着干”并被打击的当然不仅仅是“八大王”，在遭受打击的那些人当中，并非所有人都偃旗息鼓，也有人激流勇进。

在一个关于“八大王”的民间版本中，郑元忠作为“机电大王”赫然在册。而根据我拿到的那份 1984 年由浙江省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印行的“情况简报”，郑元忠并不在“八大王”名单之内。不过，在 1982 年那场打击经济犯罪的运动中，郑元忠未能幸免。他的“罪行”是办了几间电器作坊，盖起了一栋三层小洋楼（《人民日报》说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还有一项，与刘大源一样，他也买了一辆别人罕有的摩托。他曾潜逃两年，感觉风声好转回到柳市，但很快就被公安抓获，关押了 186 天。

出狱后，郑元忠重操旧业，创办了乐清市第一家规范化股份合作企业精益开关厂。与他同时做开关生意的柳市人有南存辉、胡成中等。正是在这一批人的努力下，柳市后来成为了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

郑元忠的成功转型并非偶然。1992 年，也就是王均瑶创办国内首家民营包机公司的那一年，40 岁的郑元忠背起书包走进了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成为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大学生。四年大学生活之后，郑元忠来了一个华丽转身，离开低压电器领域，创建了庄吉集团有限公司——温州服饰业中投资较大和起点较高的中外合资企业。在很长时间内，“庄吉”都是温州一个著名品牌，郑元忠本人也曾被评为“温州改革十大风云人物”。

2004 年我到温州的时候，庄吉集团如日中天。

与刘大源划分方法不同，我的老朋友、温州本土最有名的思想家之一洪振宁将温州民营经济划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是能人阶段，所谓能人，就是跑供销、拿订单的家长；

• 第二是老板阶段，老板也是兼管财务的厂长；

• 第三是企业家阶段，老板们变成了公司的董事长——其中以 1996 年底高天乐、高天放兄弟的天正公司年薪 30 万公开招聘总经理为转折点。
  

在他看来，郑元忠是从能人阶段进阶到企业家阶段的杰出代表。

当时，我真的为郑元忠感到高兴。他没有像刘大源和叶建华那样被这个时代提前“佛系”。在王均瑶之后，这是又一位努力向现代商业世界转型的温州老板。

激流勇进者之“死”

这十年来，我不再关注温州，甚至不再关注商业世界的发展。温州已经回归到了一个地级城市应有的位置，而“温州模式”也早已退出了官方的话语系统。直到今年，2018，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看到大家都在写这方面的文章，我才想起了与温州有关的一些人和事，才想起来温州看看老朋友，并为当年写过的那些关于温州的文章补充一些细节。

我已经丢掉了刘大源的电话号码。但是在柳市前市街，很多当地人都可以把你带到他的家里。他依然是柳市最有名的人之一。我们先是聊了半天，他又约了叶建华，第二天过来一起接着聊。

从他们这里才听说，曾经风光无限的庄吉集团，前两年已经死了。

据说就是从我 2004 年来温州的时候，郑元忠开始多元化扩张，先后涉足商业地产、有色金属、造船业等等六大产业，企业规模急剧膨胀，但大多投资都以失败而告终。与此同时，作为主业的服装纺织业又遭遇寒冬，庄吉最终破产，导致银行产生 300 多亿坏账。

刘大源说，庄吉破产，他一点也不意外，“庄吉是死在大环境里，逃脱不了的，是死在企业互保、银行抽贷上。还好没有跳楼，人没有死就好。”这些年他看到更多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或者就是进了监狱，而郑元忠还是一条汉子，宣称不跳楼，不跑路，大不了欠钱慢慢还。

在温州，银行为了转嫁风险，要求企业互保联保，一家企业发生危机，就对互保企业施行压贷、抽贷，一些运行良好的企业，也往往一夜之间祸从天降，何况拥有 90 多家子公司孙公子的庄吉集团。当年的一个数字说，温州有 98%的企业存在互保，而一旦互保圈危机爆发，肯定就是一轮企业破产倒闭潮。

温州老板做制造业，可能有基因上的先天不足。一是温州本地发展空间太小，二是制造业基础相对低端，温州老板的资金，也较少投入到制造业的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中去。在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这些年，以小草经济著称的温州创造了一种“新温州模式”——赚快钱，民间资本大量外流，变成了横行中国的炒房团、炒棉团、炒煤团、炒矿团。但是，我们也并没有给这些资金更多的选择。

现在，像温州这样的市场化领先地区，凡是可以依靠底层力量推动、老百姓能够做的微观领域的制度创新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将来，再也不会产生“八大王”，再也不会有王均瑶，不会有郑元忠。甚至，再也不会有南存辉和胡成中。

从这个角度看，这又并非一个简单的温州老板有没有文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营造透明的竞争环境的问题，是一个如何保障公平的交易秩序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温州商人群体之间的人格化交易模式就不可避免，温州商人也就难以适应传统商业社会向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型，就会承担更多的机会成本和经营风险。

刘大源已经不再做任何生意，“在家享受生活”。前不久，有官员提议在柳市建造一个“八大王纪念馆”，来找刘大源商量。刘大源说，你们体制内的事，我不参与。这么过年过去了，他还是把当地官员称为“土八路”，依然是一个不怎么听话的人。

“我没有花过你们一分钱，为什么要听你们的？”他说。

刘大源是一个胡雪岩迷，对胡雪岩的家世了如指掌。他说那是他最佩服的人，当然也是他的镜鉴。如今他又迷上了养信鸽。他对外面的世界依然充满了兴趣，掐指一算，他已经去过了 31 个国家和地区。

虽对“八大王纪念馆”不感兴趣，但他对乐清市越剧团正在排演的《柳市故事》充满期待。这部戏以柳市“八大王”故事为原型，展现的是乐清人敢于创新、顽强拼搏、奋勇向前的创业精神。不久之后，刘大源就可以一边看戏，一边重温他们这批人艰苦创业的激情岁月了。

他说，柳市现在最缺的就是拉琴的、唱戏的，缺少艺术家。“柳市人似乎只会做买卖，这就像到了山林中听不到鸟叫一样。”他希望，哪怕来了流浪艺术家，也不要轰人家走。他觉得与很多年前相比，柳市的活力正在消失，归根结底，是由于年轻人都在往外跑。“如果年轻人跑光了，柳市不就是死水一潭了吗？”

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没有一个经商的。刘大源说，“我不让他们做生意，等将来环境好了，也许可以让孙子孙女继续做生意。”

叶建华也有三个孩子，一个在新华保险工作，一个在浦发银行工作，一个当老师。也是没有一个经商的。这位“阿里爷爷”依然沉迷于他的科学研究，目的就是为了充实自己的晚年生活。他给我看了他自己设计制作的一台打火机零配件自动装配机。这台设备用上了很多现代电子科技，这些都是他后来自学的。这让我对柳市人的心灵手巧有了新的认识。

“我正在申请关于海浪发电的专利，但是项目要成功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你认识马云吗？你能不能帮我把材料递给马云？”叶建华说。

▲  2018 年 7 月，刘大源在柳市

▲  2018 年 7 月，叶建华在柳市

▲  2018 年 7 月，刘大源和叶建华合影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仲伟志摄影，谨以此文献给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仲伟志搜神记（zhongweizhisoushenji），作者：仲伟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