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家自媒体人开的便利店，读懂中国消费晴雨表

“真不是因为京东去年年初在全国做便利店加盟，我作为媒体有后门走，顺便开了两个超市。我是真想开超市，赶上推广，就加盟了。授权费一分没少交，也压根没什么资源倾斜。他们纯公事公办，要我说还挺抠的。”李燕说。

李燕是四川人，2013年趁着自媒体的风口，做了科技自媒体“天方燕谈”，不算最头部，但航空公司金卡，出入国内外的五星酒店这些自媒体标配待遇是落不下的，日子很滋润。

当然，媒体人转型的也多，有的把资源无缝对接，转型做了PR；有的和大佬混得好，拉到投资自己创业——大致都维持了一个至少表面上很光鲜的职业轨迹。而李燕在2018年的2月28日和8月28日，先后在成都开了两家社区便利店。

“这是个苦活儿。”李燕说。做自媒体，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管两家便利店，“把工资发好，就挺难的。”以前，少不了参加企业的答谢晚宴，现在，要自己下厨给团队的兄弟们做三菜一汤。

“但这很有趣。”李燕又说。他觉得能给兄弟们提供一些就业岗位，这让自己很充实；更酷的是，在便利店里，能看到好多过去采访看不到的东西。他在朋友圈感叹：“中国社会消费的洞察窗口，就是大街小巷的便利店。”

小店与经济寒冬

“开店之后，经常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去做便利店啊？大家都觉得太辛苦、犯不上，但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做这种‘苦’事了”李燕说。

李燕以前在四川乐山的老家开了一个农场，包了大约有 200亩地，种了些茉莉花和猕猴桃去卖。猕猴桃的三分之一产量，李燕在朋友圈就“消化掉了”，后来还他和朋友做餐饮，开了家牛肉汤锅。

做实业比写字苦多了。李燕每个月都会回去巡店，亲自值班，卖货。但这对他来说又很有意思。“往大了说，实体经济最大的好处就是它不会一夜之间变成泡沫，它在经济寒冬的时候还是能抗过去。我们有些同行去年融到一大笔钱，做区块链媒体，开始挺风光的，不到一年就开始裁员。”李燕说。

李燕认为，苦的生意如果真的能做好，它一定是能比高毛利或虚拟经济带来更多收获的。“比如我身边的一些亲朋好友是不具备高门槛工作能力的，想要照顾他们，与其直接给予生活补助，不如为他们找一些门槛相对低一点的工作，那便利店就挺适合的。”他说。

“我两家店员工的工资，可以说是开到了全成都便利店工资最高的。别家的工资是16/小时，我的店晚班给到20/小时，中班16/小时，早班18/小时。在成都，一个中专中职文化的人，在我这里平均一个月拿大约4000块左右的工资，应该也觉得不错。”李燕说。

对家乡的情怀，让李燕选择在成都开店，但这里同样充满着挑战。“现在便利店都要具备餐饮功能，挑战还蛮大的，因为成都好吃的小馆子太多，便利店的餐饮做得再好，也不如小馆子吃得好，那我们怎么办呢，增加早餐和晚上多数饭馆关门后那段时间的供给，你看，这一点就和北京不一样，北京711们的餐饮，在正餐时间段卖的最好。”李燕说。

当然，北京的便利店也会赢来巨大的发展，去年十月的最新政策里，北京计划在三年内让便利店的数量达到6000家。同时北京还有好多利好的政策，比如便利店可以售卖一些OTC类的药品；如果一家公司能在北京开10家以上的便利店，就给予补贴，算下来可以减轻运营成本的 20%-30%。所以，邻家一夜间倒闭了，但马上就被便利蜂接手，而便利蜂在2019年还会继续推进。

新零售未必靠谱 老办法依旧管用

李燕虽然在自媒体的时候也写过一些大数据的文章，但是到了自己开店的时候，还是遵循一些基本的老办法，比如最核心的找地段。“要测车流、人流量，看周围辐射几个小区，是不是在小区出入口的旁边等等。如果旁边没有其他便利店的竞争，经营上就会好一点。”李燕说。

但在进货上，与电商的合作给李燕的便利店带来了新的元素。除了加盟方式简单的优点外，李燕还可以从电商进货，供货速度也很快。不足的地方是，电商容易受购物活动的影响。“以前，下一个单，当晚下，第二天中午，最晚下午就送货上门了，但现在需要2-3天，有一次足足等了三天。我猜测可能确实‘双十一’导致分发能力出了问题。必须保障C端，所以B端就拖了一下。”

幸运的是，线下供货也在不断进步。“现在厂家直送的物流非常快，只要找到供应商，打一个电话立马就送过来。”李燕说，“传统厂家也都在变革，过去都是发送给各个街道的经销商。现在利润没那么高了，就把经销商数量减少，在城市里建立一个集中的仓库，谁要货就发出去，效率还很高。”

至于根据大数据智能补货，李燕觉得短期内不太现实。他还是用“土”办法。“比如日用百货的标配商品就那些，别的店有的我们也要有，还有一些新品，比如711新进了一种瓶盖饮料， 我们就要跟进，找货；再者，就是因地制宜，增加一些高毛利的商品，专门加一个货架，放四川特产，一些出差旅游要走的，都会带一些特产回去。我们开辟的这个专区现在做得还蛮好的。”李燕说。

两个挑战：外卖和拼购

以前，便利店最重要的元素有两个：供应链、现场管理，现在便利店还要加上线上的营销推广。“说白了，就是要做外卖，至少能把店面的空间延伸到周边的三五公里，我们刚好做了一年，目前可以占到一天总销售额的15-20%，再者从品牌和知名度的考虑，尤其是新店，还是必须要上的。”李燕说。

“但同时我们也很纠结，因为外卖平台要有提成，我们可能要拿出15-20个点给到外卖平台和小哥。一般来说所有人的做法都是提高外卖的价格，比如说一瓶农夫山泉的水，线下卖2块钱，可能线上卖2.2块钱，但实际上这个涨的钱我们也拿不到。”

便利店最近又遭遇了一个新的挑战：社区团购。居民在社区发展团长，通过社群拼购货物，团长不用压货，直接由供应链配送。

“其中一些做拼购的创业者们有个说法，就是要‘干掉便利店’，我觉得这是忽略了鸡和蛋的逻辑关系，因为是先有便利店，才有拼购存在的基础。不然我们看，不论苏宁这种传统零售商，还是京东这种电商，为什么都要做便利店呢？”李燕说。

“第一点，每一个店SKU （库存量单位）都可能达到一千个。别看店小，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所以，每一个便利店不管店多大，都是一个天然的前置仓，而且还是个能自我造血的前置仓。当这个小区里的人需要某商品的时候，零售平台就可以做到直接通过便利店配货，而拼购的形式是消费者自取，对零售平台而言，把最后一百米的物流配送问题也解决了。”

“第二点，便利店是给拼购的基础。为什么人们不相信很多社区拼购？甚至觉得有传销嫌疑，就是因为没有实体，看不到实体就谈不上信任。”李燕说。

消费降级

做便利店这一年，最有趣的体验就是发现便利店就是小区或者商圈消费的一个晴雨表。

“比如我们会发现原来来买2个卤鸡蛋的人，现在只买一个了；以前居民来买20块钱一袋的纸巾，现在改买18块钱一袋了，最近，方便面的销量明显提升，但火腿肠的销量没有相应提升，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消费降级吧；最近要过年了，我们店内就多了很多高额度的消费，好烟好酒的销售量就多了许多。”

“关于消费降级，再说个有趣的事儿，我们便利店附近有家健身房，健身房的教练时常来买吃的，顺便给店员推销健身卡，最近，不但他们自己在吃的方面‘降级’了，推销的健身卡也从开始自信满满的年卡，季度卡，变成月卡，甚至次卡了，可见近来生意是不好做，当然，可能也有冬天人们懒得出门的原因。”李燕说。

“其实，自己做了实业后，真的发现，消费降级不怕，经济不景气不怕，怕的是年轻人太佛系了，没有上进心。我们这一代人来工作，领导说你好好干，给升职，当个领班或者店长什么的，大家都会干劲儿满满。”李燕感叹道，“但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呢，真的不是这么想，可能就是欠了花呗的钱，出来工作一段时间，把钱攒够了，感觉够花了，哪天一个不开心，可能就直接跑了，你和他谈职业规划，谈发展，他不在意，最后发现我们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维不在一个轨道上，这才是我挺发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