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遇身家30亿美元富豪

他像一名公爵，巡视自己的领地。

行走在新加坡 Robertson Quay 沿岸，法餐厅、澳大利亚酒吧、中餐海鲜、日本寿司店……他带我穿行在自己一手缔造的商业帝国中。每家店的店员都向他致意，欣喜且尊敬，亲切而谨慎，他挨个和他们打着招呼，微笑着挥手，像宾利上的英女王在接受子民们的觐见。

新加坡是东南亚富豪密度最高的城市。根据《瑞士信贷》2022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新加坡大约有 50 万名百万富翁（身家至少100万美元），占新加坡人口的9.2%。到 2025 年，新加坡的百万富翁人数预计上涨 62%。

亿万富豪人数也预计飙升到近 50 人。

截至 2024年2月8日，2024年按人均 GDP (PPP) 计算的10个最富有的国家及地区。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在2024年福布斯新加坡排行榜上位列第13位，拥有30亿美元身家。

69岁的他拥有的资产包括吉隆坡汇丰银行大厦、拥有 225 间客房的新加坡 Robertson Quay 洲际酒店、克拉码头智选假日酒店、小印度花拉广场开发项目以及 EFG 银行大楼等等，是坐拥最多新加坡商业地产的富豪之一。

他对自己拥有的地产有着“造物主”一般的绝对掌控欲。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品牌，每一家都是富豪本人精心筛选的，他们经受了几道考验，才得以入驻这个新加坡沿岸的高端街区。这种掌控欲超出了我对地产商的认知，很难想象王健林会对万达的商户挨户审查。

就好像一位掌管宇宙间所有粮食作物的古希腊神，却执着于谷粒中一粒米的长势。

“一切都和概念有关。”富豪手舞足蹈，洋溢着极致的热情。他告诉我，他选的不是店，是店背后的概念。他从全世界攫取新奇的、fancy 的、惹人喜欢的概念，像从群星中摘取光芒，拼图一样，让它们汇集在一起。

他天然地知道什么店应该在什么位置——是新加坡最高楼顶层的夜景大露台，还是河岸高净值人群聚集的社区；是客流量几百万的商场，还是街角神秘十足、别有洞天的小铺。他笃信自己的判断，也不需要任何人的附和。

他拥有的太多，乐趣似乎只剩下对细节的究极把控，以及宣教一般和不同或相同的人兴致高昂地重复自己高明的思考体系，和年少白手起家的故事。

他十五岁在新加坡开出了第一家服装店，二十一岁时就拥有了27家。好像脉冲星的光束闪过，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生意再成功，也逃不出有大笔收益流向房东。于是他断然舍弃时尚行业，投身地产。如果他的人生是一部电影，蒙太奇过后，下一幕将定格在69岁的他身处新加坡福布斯排行榜第13位，身份是，“房地产商”。

富豪大举买下酒店产业的报纸资料

只有更极端的存在才能点燃他的阈值。他的下一个目标，是买下中心区的一块地，建造新加坡最高的塔。

我们的河岸之旅中，终于出现了不认识他的餐厅员工。面对我们几人的长驱直入，富豪指点江山的自得之态，一位肚子圆鼓鼓、个子不高的欧洲服务员迟疑着，徘徊在我们身边，形象特别符合一位可靠厨师的刻板印象。这和富豪健美甚至有些瘦削的身材形成了强烈对比，他每天都晨跑，这让他能够保持头脑清醒。

富豪笑着问候服务员：“你好吗？”

服务员更迷糊了：“我很好，先生。请问能为您做什么吗？”

富豪显然没想到还有人会不认识他，但还是爽朗地笑了起来：“没什么，伙计。”这或许像是贝索斯在亚马逊大楼被要工牌，让他登记。

“比如说，一张能容纳五人的桌子？”服务员似乎把我们当成了奇怪的人。

“我是你的房东。”富豪在今天的旅途中，第一次需要解释自己的身份。

这个小插曲并没有影响到富豪的热情。他指着这家店的装修，向我指明其中的明智之处，显然，这也曾交与他过目。

“每家店都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我选的店！”他近乎炫耀地和我宣告着河岸每家店的营收，如数家珍，那些从他口中报出的迷人数字，像夜空里接连不断的烟花，逐渐点燃了整片天空。

并非每家店都签了分成的合同。换句话说，他的兴奋很大程度上不来自这些店能给他挣多少钱，而是一种纯粹的掌控感带来的快乐。

“我不需要钱，我有太多钱了。”我见了他两次，这句话我听了不下五遍。甚至有一次，他贴心地先和我垫了一句：“或许这样说对年轻的你来说不太礼貌。”

第一次会面发生在他富丽堂皇的公司会议室。

满目和极简毫无关系的内饰，金箔的比重过大，厚重到好像属于宫殿的家具。等候区域摆着形状前卫的各式单人沙发，底盘极低，让人不自觉地放低身位，放松警惕。金灿的天花板一角悬着一台边角圆弧的正方电视，给人一种老式交易厅的错觉。里面播放着国际新闻，下方的透明会议室里，身着藏蓝亚麻衬衫的富豪正对着一众西装革履的下属慷慨激昂，整个空间像是美国总统竞选的战备室。

我代朋友同他谈判。

握手很有力。

坐下，自我介绍。我正要迎接考试，开启叙述，他打断我：“我相信你这个人和你的判断。”或许是因为我的工作背景和表达方式。他欣赏坚定的信念感，这让他想起年轻时的自己。

随后，会议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大谈自己的原则与判断，他说，产品不是最重要的，概念最重要。我说，对，而且商业不关乎钱，关乎人。

就是这个瞬间，在他表达了对我这句话强烈的认同后，我迎来了第一句澎湃的“我不需要钱，我有太多钱了”。我附和道，当然，你追求更高的价值，并追问：“那是什么呢？”

他的答案淹没在大量热切的表达中，回忆起来，我将其明确为身居高位的掌控感与权力。地产是他的玩具，67岁的他是享受拼乐高的小男孩。

第二次会面即是河岸之旅。

他盛赞那些成功的店铺，它们就像大富翁游戏里成绩喜人的堡垒。在这条人均消费显著高于新加坡平均消费水平的街道上，欧美人穿着运动短裤慢跑遛狗，亚洲 web3 新贵们坐在雨棚下望着河景喝咖啡 ，体育酒吧里聚集着为球赛欢呼的澳洲人，他们的国籍可能都是新加坡。

就像富豪本人。他是外来者，在新加坡这个华语盛行的国家，他不会说中文。但他爱新加坡，他喜欢追问别人，为什么来到新加坡，并给出自己的答案：“新加坡是富人唯一的选择。”有些城市有着要命的税收，有些城市辉煌不再，有些城市匍匐不前。

“金钱还能流向哪里呢？新加坡是唯一的选择。”他再度强调。

剥离他热情外放的性格（这有时甚至让我觉得他不像一位商人），杀伐果断的一面更让我习惯。走在河岸，他轻巧地指着一家披萨店说：“我将把它剔除。”像一道冷峻的死刑。那家店没有达到他的预期，问题不出在营收，出在调性。

他不允许错误发生。他的战壕不能有一处松动的缝隙。他的语言体系里，有一百种描述错误的方式，一些灾难性的比喻：“一棵苹果树上只要有一个坏苹果，其他满树的苹果再香甜，人们也只会看到那颗坏苹果。”

对待那些风头正盛的店铺，他也强势得像一位强盗。

富豪旗下一家来自纽约的酒吧已经在新加坡开了近十年，宾客满盈，提前两个月预约都没有空位，年营收据说达到500万新币（约合人民币2600万元）。盛况之下，富豪挑剔店里的装修，觉得十年前的风格已经老旧，“要往未来看”，勒令他们重新装修。最终，那家店即将停业两个月进行翻新。

会面结束于日暮后。他将和他富有的朋友们去往自己挑选的俱乐部相聚，而我沿河漫步，逐渐脱离他宏大的话语体系。

走在新加坡的晚风里，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里：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普遍的庞大的地产管理体系，和他在新加坡这种事无巨细的，与“人”有关的精细判断，什么才是“正确”的经营方式？片刻后作罢，明白并无答案可言。

出海的意义或许在此：遇见不同于往日的认知，而非寻求“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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