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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4 09:35

张定浩:不激烈地写作,不恭维地批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江索,编辑:谭山山,题图来自:新周刊(秦颖 摄)


在新周刊于上海举办的2023年度刀锋图书奖荣誉典礼上,张定浩获得“年度诗人”荣誉。他在现场致辞中表示,写诗意味着一种连接,“它用押韵去连接各种声音,用比喻去连接各种事物,用典故去连接过去和现在,连接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文明”。


诗歌于他而言,其意义可能类似于数字“0”。“当诗歌企图站在生活的前面时,它是脆弱而无意义的,对生活毫无作用,也在生活中随时可以被抹除;然而,在某些时刻,当诗歌褪去它狂热的野心,变得平静淡漠,甘愿退到生活的末尾,却忽然意味着指数级的扩展,意味着救赎和复活的可能,意味着整个生命、整个宇宙。”


出版《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山中》这两部诗集之后,他正在写一系列有关人的组诗,已完成的有关于张爱玲的、关于姜夔的,还有一首写塞缪尔·约翰逊,甚至还有一首写到萨福。“我想从《山中》的那种个人经验中稍微摆脱一点,把目光投向历史中的人。这也是扎加耶夫斯基在诗中说过的意思:‘我们只能在另一种美里找到慰藉/在别人的音乐,别人的诗中。’”


“一个面对写诗这件事始终感到困惑不安的新手”,这是张定浩对自己的定位。


张定浩不担心自己写的文学批评会得罪文学圈或作家本人,最多是少拿点奖,这没什么了不起。


他估计自己得罪了不少人,但是也没关系,反正对他们没什么图求,自己穿穿小鞋,应付得来。现在,他最担心的是得罪女儿的语文老师。女儿正上初二,语文老师从网络下载电子试卷给学生布置作业。“《水浒传》××回标题是什么?”,他觉得这种试题真没意义,谁会去记这种东西?忍不住,在微信群里“怼”了几句。


其他家长一片沉寂——女儿班里的家长向来如此,即便在没有老师的小群里,也照样和和美美,对“权威”拥戴积极。从那以后,语文老师在学校时不时地出言针对女儿,这让张定浩心神不宁。


问问那些伟大的评论家同不同意


张定浩写批评,从来不是为了作家写的,“也不应该为作家写”。现在国内的作家根本不需要评论,只需要听好话。拿到评论,他们的反应是:“这是说我好话还是说我坏话?”“哪个地方表扬了我,哪个地方骂了我?”


写完对一个有些名气的作家的评论后,张定浩在公开场合见到对方,想过去客气一下,说不好意思,说得不太合适。作家问:“听说你写了个评论?”他说“是”。“但是我没看。”张定浩没往下接,他知道对方的意思——“不想跟你讨论这个事”。


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评论界流行这样一类评论者:写过一个作家后,就跟作家成为哥们儿,以其研究者自居。“莫言研究专家”“余华研究专家”,山头林立。张定浩说,那是评论家一人占据一个山头的时代,好像看准某个人、站好某条队,就可以一直“吃”他到底。


近几十年,这种情况变少了,但批评的氛围仍说不上多好。


越有名的作家,有时越不自信,对高位者卑微,对低位者傲慢,他深深知晓自己的名气怎么来的,对待批评难以接受。圈子里有个作家,看到批评后,心生不满,甚至找上门去,向评论者的领导告状。张定浩说,这是“名不副实,又卑又亢”。


《重读八十年代》,朱伟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6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文学评论界尚能直言不讳、互相商榷,以学识为基石。八九十年代,国内文学评论界也还算健康,仍有“真”争论,还有互写文章、批评探讨。但眼下,不用人情世故给评论上妆,敢于直接对作品做价值判断的批评家悉数留在过去,弄得张定浩这种视自己为“不过拆解文本、实话实说”“平常而已”的评论者,也自况“奇葩”“罕见”。


现在的评论家,要不就是贴大字报,像《文学自由谈》的唐小林,“天天骂各种人,当然被骂的作品也确实不太好。但他这种骂的方式很可怕,贴大字报,也是对批评的一种侮辱”;要不就是互捧臭脚,“更多的人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张定浩以前觉得,年轻一代会好一点,有点锐气,“但是年轻的90后评论家也迅速堕落,更加鸡贼,因为他们还没得到什么东西,更加害怕失去”。


有时,他去参加文学奖评审,看到年轻的评论家提前知晓获奖者名单,积极赞美“这个作品让自己哭了好几次”;后来,获奖作品被换成了别的,评论家又为新换的作品“哭了好几次”,情感很是充沛。


年轻人很早就浸淫在不说话、少说话、说好话的文学评论氛围里。一个作者写了篇批评莫言的文章,投稿到许多学术刊物,对方就是不敢发或不想发。张定浩在自己任职的《上海文化》给它发了,“只是一个商榷的文章,又没有很过分的地方。学术期刊现在不敢发批评,所有人都怕得罪人,非常可笑”。


大家集体性地处在一种很鸡贼、很世故的状况里,“真”评论、“真”话题,又能出自谁手?文学界近年高潮迭起的“东北文艺复兴”“新北京作家群”,在张定浩看来,没提出什么真正有价值的观点,尽是名利驱使,拉拢炒作,参与地方号召,不过是吃饭的家伙。


一旦有了利益牵扯,事情就会变坏。他觉得,国内一直缺少《纽约书评》那类不受制于出版方和作者的第三方公共评论平台。现在一本书出来,出版社会组织研讨会,发点出场费,一片叫好的氛围下,你能去砸场子吗?


“文学批评的一个前提是要敢于做出价值判断。”张定浩将批评的工作视为对个人的巨大考验,“批评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状况里面,对这件事负起责任来。”他不只是批评作品和作家,还要说服他们的赞同者和支持者;批评不是主观的好恶表达,而是在大量客观资料和作家的美学体系里,做出明确的高低决断。


但价值判断如今等同隐身,“好”与“坏”成了最唐突的词,也成了讳莫如深的词,它们分明是最简洁的单音节。行业之外,读者的打分和短评少有依据,一锤定音,或显草率。行业之内,却“将文学作为历史来分析,只用分类的方式描述题材、现象,放弃价值判断”,一些硕士、博士直接将同龄、同时代作家当作经典作家对待,默认他们写的是好作品,进而分析好在何处。


张定浩联想到尼采讽刺学者时说的:“他们在文本里找出来的东西,都是自己事先埋进去的——一个无效的东西。”


最近几年,张定浩不怎么写文学评论了。过去他批评过的“生产网络快餐”的余华、“投机狡黠”的莫言,至今仍在名利场,他不再关心他们。他不以骂人为志业,也无意跟作家称兄道弟,写过一个人后,就不太想跟这个人打交道了,因为“已经受够了一直看他的东西”。


八九年前,张定浩密集地写了很多批评。老师提醒他,“总写这些批评对心智不益,还是多写一些你觉得好的作品”。他当时不以为然,后来慢慢意识到,写批评很容易高高在上,显示心智的优越,而长期的优越感对个人的成长不利。


他现在更愿意分析好作品,也愿意分析一些作品为什么得到年轻人的喜欢,比如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他曾在批评中得到的心智上的优越感,被心智的健全和广阔接力、接管。理解与锐利,是新生长出的共生藤蔓。


《夜晚的潜水艇》,陈春成著

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9


写批评不为作家,而是为了读者——张定浩肯定这一点。面对一个对作品和作家陌生的普通读者,是否可以让他获得对文学和生活的普遍性、共同性感知?面对一个对作品和作家熟悉的专家,是否可以给他带来更深的认识?写批评时,张定浩总是设想一个试图反驳的对象,严厉地审视自己的审美体系。


面对字符的排列组合,张定浩的背后并不空旷孤独,总是站着詹姆斯·伍德、T.S.艾略特、奥登——那些他所钦佩的刻薄的、敏感的、渊博的、有才华的评论家。他们会不会同意?会不会赞同?“要带着背后的这些期许,让最好的读者愿意看,也让最普通的读者愿意看。文学不是制造分歧的,而是要创造一个空间——让所有人可以沟通的存在。


加持无限的光晕,舍弃核心的价值判断


张定浩没想到自己会被评为“年度诗人”。


近年重要的文学奖项、主流媒体、知名书店,甚至业内研讨会,会把目光放到最畅销的诗集上——虽然诗集在中国没有“畅销”这一说。但营销编辑们推广农妇诗人、外卖诗人、矿工诗人、残障诗人的强大力道总不是徒劳,尤其是很多读者并不懂诗,理解、接近、买下一本诗集,往往要借助普通人叙事和特殊的身份、标签产生动机。


出版社以提高销量为己任,但这类故事对诗集的加持,岂不让期望读到真正的好诗、理解诗歌之美的读者徒绕远路?“反正不健康。”张定浩说。他认同一些外国诗人的说法,诗只有诗和未完成的诗之分(概念性),而非好诗和烂诗之分(描述性)。但在非专业领域,很多读者不愿意有人站出来告诉他们什么是诗、什么是好诗,认为这是精英主义的俯视。


“各种标签都是迎合大众的噱头,并非对诗歌本身的讨论。我觉得我们讨论诗,得在价值层面,而非出版层面。”张定浩说。然而,即便在专业领域,文学界也会脱离诗歌价值之要。


在某个文学奖评选活动上,一个年轻的高校教师发言,说自己没读过诗,也不懂诗——这点倒实在;又说,但王计兵是外卖员,还是应该选一选。张定浩觉得这理由充满左派的傲慢,“左派喜欢提拔素人,有居高临下、把你捞起来的傲慢”。


过去,他们捞起皮村、范雨素,如今,他们捞起陈年喜、王计兵。“这对文学是种不尊重,对诗歌也不尊重,特别讨厌。”张定浩猜测,这背后还有一层原因:圈内人对已有诗歌不甚满意,也不知道什么是好诗,就选素人借力打力,跟学院派诗歌作对抗。


外卖员写诗是挺好的事,即使写得不好也没关系。但文学圈内部的风气特别糟糕,张定浩说,“这终究不是从公正的角度谈论诗”,而“对素人的盲目推崇,会使他们膨胀、扭曲”。他参加活动时观察到,这种后果已有端倪,有些人的膨胀气息逼人,“范雨素倒还清醒”。有一次,他参加文学圈会议,主办方喊范雨素来出席、发言,场内却无人理她,局面尴尬,“他们不是出自内心尊重发奖,而是显摆自己亲近素人、亲近底层”。


《我的皮村兄妹》,袁凌著

中信大方∣中信出版集团,2024-5


张定浩很明白诗歌界的现状。诗歌本就没什么人看,圈内人抱团取暖,写写诗论,变成一个群体游戏。年轻一代的诗论也对诗无限拔高,摘其中几句诗,分析其哲学意味、现代主义特征,扯一堆海德格尔、拉康。诗里出现“黑暗”,就讲一套黑暗哲学。“他扯的语词游戏跟诗的品质没有逻辑论证的关系啊。”他感慨。他们放弃价值判断,只是将诗作为炫耀自己才华和知识的工具。


“这次‘年度诗人’选了我,我很意外,本来以为肯定又选标签诗人。”张定浩直言,“挺有勇气。”


写诗,从挽留到握手


写诗时,张定浩做批评时假设的对手和同伴敛起各自的影子。


诗歌总是为了自己写的。张定浩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甲方。他有时想象自己有个倾听者,如海伦·文德勒在《看不见的倾听者》里写的,诗人或面对爱人说话,或面对上帝说话,或面对自然、公众说话;而沃尔特·惠特曼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宽阔的广场。


写完诗,敝帚自珍和不安往往同在。他过去一向不是个即兴的诗人,一首短诗也要写上十天半个月。记下几句之后,就写不动了,隔几天,再事“生长”。“写诗不是排泄,是怀胎十月的漫长痛苦。”我这样的即时记录者难以理解他的创作方法,因为情感和情绪转瞬即逝,数日过去,就会忘却每个词之间的情分和逻辑为何以当时的方式耦合、连续。


张定浩担心即时的写作会让自己落入俗套、轻易、胡乱的表达。越是最初的写作,越容易使用熟悉的语法结构。这样的诗,写出来,可能不会新鲜。他是个“回望”式的诗人——“这关乎一首诗要做的是写出已有的自我,还是借助它观察自己、思考自己,抵达一个更好的自我。”


《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张定浩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


他和他创作的诗,相处的时间大都很久,因此记忆牢固——这是“回望”式、“生长”式诗人的长处。诗人若不能背出自己的诗,在他眼里,实难宽恕。“诗不该是摆在博物馆里、待人去鉴赏的客体,而是和生命长在一起、和生活成为一个整体的东西。一首诗你自己不能记住,如何指望他人记住?”


伊丽莎白·毕肖普的诗《一种艺术》让他发觉,自己所写的诗都是在挽留失去。但最近这些年,他变得积极了一点。“诗歌可能不仅是跟死者、过去、不可挽回事物的徒劳对话,还是跟此时此刻的积极对话。”


在他的第二本诗集《山中》里,他写到由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而生的反省,“诗歌是握手,不是挥手”——是此时此刻跟别人手握着手,眼睛注视着对方,说出想表达的东西,而不是对着一个过往的人挥手,再吟出一首首告别之诗。


诗集末尾,他写下疫情时期遇到的封控,试图将经历的事件和读过的加缪文集结合起来,找到特殊事件里的普遍性,从“每个时代的人类都有类似遭遇”的想法里得到慰藉,变得积极一点。


《山中》,张定浩著

艺文志eons/纸上造物∣上海文艺出版社,2023-6


不过,他向来排斥将社会事件写入诗中。地震诗、抗疫诗,他不觉得那些诗真能写好。米沃什曾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墙前停留,说集中营里没有诞生任何杰作。张定浩敬佩米沃什说这话的勇气:“他并没有像我们表扬快递诗人一样,觉得集中营墙上的诗写得多么感人。他说那些诗从诗歌的角度来讲都是不好的。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这些诗没有距离感,被压缩在扁平的时间、空间里,人们很难写好它。”


挽留阶段是自说自话,握手阶段是交流对话。从《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到《山中》,张定浩经历了转变。后者几乎皆始于当下的直接经验,而非阅读或回忆。他说自己像一个既近视又老花的人,必须把一样事物移到适当的距离,才能看清;倘若再远一点,又一片模糊。


《山中》收入的诗,看得出来,他调动了充沛的文学阅读经验和知识结构去写,也有着屡次思想搏斗的战后痕迹。


写诗对他的珍贵就在此处:能够让他在视物时有距离感。无论是激烈的、动荡的,还是烦躁的、暴烈的情感,都将因距离而得以重新审视,获得平静。


“虚假的安慰是编织泡沫和谎言”


张定浩是个冷静的诗人。激烈不起来。性格测试,他拿到的结果是“调停者”——严厉的批评家似乎不会是这种性格。


“我比较软弱”,他笑了笑。小时候,他和妹妹一起挨打,他属于一打就讨饶的人,“我都错了!”;但妹妹宁死不屈,越挨打,越紧咬牙关。


一个冷静的诗人,不靠激烈的情感写诗。“写诗和写文章都需要情绪稳定”,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写作只会让他更不稳定。他这时会打游戏,或躺在床上,安静地待到激烈过去,忘掉,自我疗愈。他不吃哄,别人越哄,他越烦躁,“好像我的不舒服可以被哄好一样”。他好像天然不爱吹捧,也不爱被吹捧。写评论时,参与文学活动时,都是这样。


即便是诗,他也不愿意过度美化,“真诚的面对才有力量,美化就会失去力量,变成浪漫主义诗歌。米沃什说,抒情诗人要有一颗冰冷的心。”冷里,找到温暖和慰藉,这是真实的慰藉,而非虚假的慰藉。


《站在人这边》,[波兰]切斯瓦夫·米沃什著,黄灿然译

上海贝贝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3


张定浩无法忍受文学作品里的伪善,更无法忍受对糟糕作品的虚妄赞美。面对安慰,他也情愿要真实的一种。“虚假的安慰是编织泡沫和谎言,告诉你一切都很好,但最终会破掉。真实的安慰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落到最低处后,再一点点升起。”


我恰恰相反,激烈时便开始写作,这个动作让我安息下来,且带着某种情绪的突袭和情感的加持、辅佐去写作,诗的能量往往超乎寻常。


“可能写作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遇到一些事情时,很依赖写作。这样的写作始终依附于你。”张定浩聊起自白派诗人,罗伯特·洛威尔、西尔维娅·普拉斯、安·塞克斯顿,惯用自身能量写作,“你要小心,不要让它反噬自己”,自白派的结局都不算好,罗伯特·洛威尔害惨了身边人。


“也不一定非要改,有时候也不是想改就改得了的。”他说,即使写不了东西,也没关系。很累的时候,可以读书。“你可以大量阅读,很多时候人都是写不了东西的。纯粹地依靠生活的灵感写作,很奢侈的,会把人搞崩溃,哪有那么多激烈的情感。”


“亨利·詹姆斯说过一句话,对写作者而言,不会有任何东西失去的。”张定浩最近几个月什么都没写,但也顺其自然,“你的好,你的坏,你的平庸,你的无所事事,有一天都会成为写作的源泉和材料。这也是写作最吸引人的地方,跟其他职业不一样。哪怕无所事事躺一天,这东西也会对你有滋养。某天,它会出现在你新的写作里,成为某个意象。”


他对任何事情都保持着好奇——这该是一个诗人对自己终身的严厉。但他不一定会非常激烈地投入其中,“比方说,大家在蹦迪的迪厅或者喝酒的酒吧,我可能从门口路过十次,也不会进去一次,也不会想着进去。但如果有个朋友喊我过去玩一下,我可能也会跟他去玩一下。这种(程度的)好奇心,很多时候不够让我主动地投入到未知的事情上,但如果我有个契机,不得不这样,我也会接受这样的事情。”


在《山中》里,他写诸神允许俄耳甫斯带回的只是他妻子的影子,俄耳甫斯突然有一种想回头再看她一眼的强烈冲动,“她不只是他奋力追寻又终会磨灭的过去,更是他所不能理解却仍须去爱的将来。”但最后,俄耳甫斯因为不能抑制的、转身的举动,失去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希望。


“你知道,我也是一个很容易放弃的人。写作者往往都有一颗冰冷的心,他们草率而迷茫地对待身边的人,直到这些人离去,再怀着不安、窃喜与耐心,将之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爱德华·波因特,《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1862)。


“察觉时间的箭头所带来的一个又一个没有终点的开端,如一个人怀着巨大的好奇永不停息地走向另一个人。无论他们是近,是远,都永在面前,如同新的欧律狄刻永立在新的俄耳甫斯面前,不可占有,也不可毁灭。”


“他又想起写诗是多么虚无的事,是在午后的斜光中拨弄灰尘的竖琴,是日复一日地观察自己,如天文学家躲在晦暗的塔中追踪星辰,是俄耳甫斯回头发现身后什么也没有。”


现在,上海的周末,他要去历史补习班接女儿下课。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总657期,原标题:《张定浩:诗歌是握手,不是挥手》,作者:刘江索,编辑:谭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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