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欧动态来看：中国出海企业，面临哪些困难？

近日，欧盟方面传来一则令人瞩目的消息：表示正与中国就取消电动车关税进行积极的谈判，并有望达成初步方案。这让众多国内外车企松了一口气，也让中欧之间的这场持续了数月的贸易争端迎来“拨云见日”的迹象：

据路透社11月23日报道，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贝恩德 · 朗格（Bernd Lange）在接受德国NTV电视台的最新采访中透露，中欧双方正通过协商，寻求以“最终承诺价格”的方式来解决这场贸易纠纷。这意味着，中国车企在出口电动车到欧盟时，将受到价格限制，以避免对当地车企造成过大的冲击。在采访中朗格表示，欧盟此举并非惩罚性关税，而是旨在消除因不公平补贴导致的竞争扭曲问题。

然而就在今年10月30日，欧盟才刚刚落地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为期五年的反补贴税，对于配合度较高的中企征收17%，对于配合度较低的则征收36%，结果：

• 比亚迪：17.0%；吉利：18.8%；上汽集团：35.3%。

• 其他合作公司将被征收20.7%的关税，不合作的公司将被征收35.3%的关税。

• 特斯拉因为提出个别审查请求，被征收7.8%的关税。

对此，中国坚决反对。随后，双方开始谈判。自去年10月欧盟委员会针对中国制造电动汽车开启反补贴调查以来，中欧双方已经展开13次协商。欧方希望与各家汽车企业单独谈判达成协议或建立一套控制出口数量和价格的机制，而中方希望由国家出面达成一揽子协议。尽管双方无法就以上细节达成妥协，但谈判仍在继续。

距离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落地不到1个月，这一问题就已经出现戏剧性的逆转。暂且不论欧洲内部面临的动力电池制造瓶颈挑战，以及来自美国关税政策所施加的贸易压力，仅就欧洲在对外合作方面的态度而言，其展现出的开放程度已远超过美国与印度。

与此同时，我们观察到的另两个新闻：

• 美国签证。关于美国签证问题，国际消费电子展（CES）前夕，众多中国企业员工尽管持有参展邀请，但仍被大规模拒发美国签证，但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国务院将赴华旅行提醒从三级降为二级，移除“D”字标注（代表非法拘押风险）。

• 美国对中国出海墨西哥建厂的态度。特朗普威胁要对墨西哥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包括中国通过墨西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这可能导致中企在墨西哥的投资计划受阻，并且存在巨大风险。

海外征程的团队在与中国出海企业交流中发现两个问题：

第一，对全球格局与市场认知不足。

事实上，人口1个亿的国家，已经在全球排名前15了。但即使如此，国内企业会认为海外这等体量一国市场，甚至不如中国一个省的人口和GDP大，因此对于全球市场投入上，产生退却感，从抱有探索的兴趣，变为选择在国内市场中继续内卷。

第二，由于上述第一个问题，导致中国企业对于循序渐进地拿下一个个海外国家并没有兴趣和耐心，更缺乏”积小胜为大胜“的心态，依旧抱有对单一庞大市场规模的思维依赖。

如进入美国和印度等市场，哪怕其背后已经不断用聚集的巨大风险，却依旧视而不见，充满执念。比如TikTok和Temu等平台在美国风险不断中，跨境电商商户在美国被相关律所批量化诉讼打击，知识产权官司不断增加，但大批国内商户依旧涌入美国市场。

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低科技含量的To C领域，对于To B和工业科技领域，我们一些中国企业也在向法律顾问咨询后，自评自测认为在美国风险较小，无知识产权和产业纠纷，为了市场而冒险杀入美国，甚至重资产投厂建设。此外，还有一些企业在2023年至2024年间，由于中国对墨西哥的投资热潮，认为中国在墨西哥投厂如同我们在东南亚“过水蟹”更改产地，以解决准入美国的问题。

可实际上，美国的诸多管理精神，如长臂管辖的理念，相较于文本形式，都是重精神实质的，会穿透法律文本的形式，尤其中企在美国“后花园”这一扎堆行为，已经被美国拜登政府和下一任政府注意到。如果不以墨西哥为市场东道国，而只是“钻美国法条空子”是很难长期有效的，即便墨西哥本土经济，本身都会深受美国政府不时调整政策而打压，更何况仅以”避难“形式而去的中国企业呢？

相较于欧洲对规则的服从、程序的强调，美国法律还更关心法律背后的立法目的、价值观念和结果正当性，因此我们进入美国市场，必须考虑到超越文本解读的本身。

欧美，我们经常在意识形态上，混为一谈，但在实际商业上的可参与空间，我们会发现有所不同，那到底如何看待呢？

欧洲：分歧未挡沟通意 

正如《神预判：“三道围墙”——中国新质生产力，出海逆袭的行军路线图》中所言：中国与欧盟彼此依然是相互需要的贸易伙伴。面对中美竞争，第二道墙的欧盟国家也依旧可以不牵涉其中。

作为全球经济棋盘上的重要的参与者，老欧洲具有高度的思想与边境开放性。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后，欧洲开始深刻反思并寻求和平与合作的道路。1951年，在冷战的背景下，为了促进法德和解并防止新的战争爆发，欧洲煤钢共同体应运而生。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法德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为后续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随后，在1957年，欧洲共同体扩大并正式成立，标志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一步。1993年，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生效，欧盟正式成立，实现了经济、政治和货币等多个领域的统一。其中，1999年欧元的诞生，极大程度地促进了欧洲内部的贸易和金融流通。除此之外，在2007年，申根国的诞生，更是打开了欧洲的边境，使欧洲内部的交流变得更加便捷。

欧盟的各个执行单位也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城市。例如，欧盟理事会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是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欧盟委员会同样设在布鲁塞尔，负责欧盟的日常行政事务；欧洲议会也在布鲁塞尔设有总部，是欧盟的立法机构之一；而欧洲中央银行则设在德国的法兰克福，负责欧盟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这些机构共同构成了欧盟的决策和执行体系，确保了欧洲一体化的顺利推进。从此，欧洲曾经千年的战争逐步消解了。

同时，在欧盟内部，各国也形成了明确的贸易分工和合作体系。比如说，德国的汽车工业、法国的航空核能等，这些国家各自发挥着自身的特长和优势。此外，欧盟还建立了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包括为公民提供免费教育、公益医疗以及劳动保护等，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欧洲民众的生活水平，也体现了欧盟在社会保障方面的领先地位。

不得不说，欧洲对于新生事物和全球性问题也展现出了前瞻性的思考。例如，在环境保护方面，欧洲率先提出了全球环境问题，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推动了全球环保事业的发展。在数据保护方面，欧盟推出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为全球数据保护树立了标杆。在人工智能领域，欧盟也率先推出了相关法案，以确保AI技术的安全和可控发展，避免技术滥用带来的风险。

由此可见，在规则设计方面，欧盟在对外合作上更能够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虽然在对话合作上，与我们就细节问题存在分歧和争议，但在实际合作中，欧盟愿意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问题。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欧洲在与中国的贸易合作上，并没有不计程度的“卡脖子”，只是在抹平中欧贸易中存在的争端。

中国早期的科技领军企业在进军欧洲市场时，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市场接纳：

• 通信行业。2004年华为进入欧洲。通过逐步扩散与成长，时至2012年，华为已成功市场渗透并稳固地立足于欧洲，其地位接近市场第一。这种对中国企业在自己市场可立足、可发展的接纳，在美国市场是不可能的。

• 光伏储能行业。2000年左右，光伏储能行业就已进入欧洲市场。但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欧盟为保护欧盟内部的光伏产业免受低价竞争冲击，对中国光伏产品实施了包括反倾销税、价格承诺、市场准入限制、贸易救济措施调查以及反倾销措施的复审与调整等一系列反倾销措施。而这也与美国对中国光伏的“穷追猛打”不同。

• 互联网行业。2018年，TikTok投入上亿美金进入海外市场。随着TikTok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巨大成功，却也需要经受来自多个国家的监管压力。在美国，TikTok遭遇了极为严格的审查与限制。美国政府不仅要求TikTok出售其在美国的业务，还限制了美国政府机构及其员工使用TikTok，并展开了对TikTok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调查。相比之下，欧洲对TikTok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就相对温和，仅仅是禁止政府雇员在工作手机上使用TikTok，并未像美国那样，采取全面的限制措施。

• 汽车行业。此外，自2005年江铃集团生产的陆风汽车登陆欧洲，成为第一个批量进入欧洲市场的中国汽车品牌，至今 20 年时间，看似坚不可摧的欧洲汽车市场，已经被中国新能源汽车“攻破”。但在诸多的汽车业报告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中国汽车品牌在美国的成功。

尽管在电动车关税、市场准入及环保标准等方面，中国与欧洲之间曾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近期欧洲态度的突然转向，同样显示了欧洲在贸易政策上的灵活性，也传递出对华合作中“愿意谈”的积极信号。

对于欧洲来说，与中国的合作态度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欧洲要确保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中国的电动汽车在成本和价格上具有天然优势，这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如果双方能够以落实最终承诺价格的方式了结这桩贸易纠纷，取消电动车关税，那么欧洲汽车制造商也将有机会从中国的天然竞争优势中获益，尤其是在电池领域。

这不仅有助于缓解欧洲内部动力电池制造商的困境，还能提升欧洲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随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中欧贸易关系在中美欧的三角博弈中变得更为微妙，也更加“弥足珍贵”。

 美国：严防拒谈筑高墙 

相比之下，美国在对华合作上的态度就显得尤为复杂和保守，甚至可以说有明显的封闭和限制性态度。不仅对中国电动车征收高额关税，还密切关注中国制造商在海外的动向，特别是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在墨西哥迅速建厂以供应特斯拉的“超级工厂”这一举动，就触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美国官员担忧，这些相对便宜的中国零部件和汽车可能会对美国汽车工业和工人构成潜在的威胁。

关于美国签证问题，国际消费电子展（CES）前夕，众多中国企业员工尽管持有参展邀请，但仍被大规模拒发美国签证，这一事件进一步凸显了美国在对华交往中的保守姿态。然而，另一方面，近期美国国务院将赴华旅行提醒从三级降为二级，并移除了“D”字标注（代表非法拘押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微妙调整，尽管这种调整并未能缓解在对华签证发放上的严格限制。

除了汽车行业，美国近期联合盟友持续对中国半导体产业实施加码制裁，使中国不得不大力发展本土半导体产业链，以期实现半导体的自给自足，今天宣布美半导体不安全

此外，美国新政府上任后，不仅试图通过关税政策阻挡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还加强了外商投资审查的合作。新一任特朗普政府甚至考虑重新调整《美墨加三国协议》，意在削弱或限制在墨西哥运营的中国公司所获得的贸易利益，对在墨西哥生产的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的议题也被提上了日程。我们原本寄望于通过“墨西哥路径”来规避美国的种种限制，但如今看来，恐怕也难以实现了。

同样的情况，我们能看到美国即将对东南亚四国（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光伏产品征收高约271%的反倾销税，对秘鲁钱凯港加税其背后就是穿透中国——因为全球近90%的光伏产品都是中国产品。如果仅把东南亚当产地国，而品牌依然是中国，即便股权架构设计，也恐难逃过实质审查。

虽然我们在与美国人交往时，会觉得美国人比欧洲人更易热情，更好打交道，也更容易做朋友，但在市场环境或者政治环境中谈中美合作，美国比欧洲更高度激烈竞争化、资本更残酷，就意味着其不那么愿意“敞开怀抱”了。

美国之所以在对华合作上如此“难谈”，首先因为美国深知工业科技的竞争是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核心所在，所以在遇到科技工业冲突时，常常会采用“防微杜渐”、“拒敌千里”的应对策略。尤其是在面对中国的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和太阳能时，美国更是 “御敌于国门之外”，稍有苗头便予以打压。而这背后，是美国对中国工业科技崛起的担忧，以及自身霸主地位被撼动的不安。

其次，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加剧了双方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摩擦与冲突。这种竞争关系使得中美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双方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博弈愈发激烈。美国对中国制造商在墨西哥设厂的关注并非无的放矢，据相关数据显示，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在墨西哥的投资增长势头强劲，对美国市场的供应也在不断增加。这不仅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在全球科技工业领域崛起的担忧和警惕，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采取更加封闭和限制性的对华合作态度。

印度：卸磨杀驴暗取技 

近期，和硕作为苹果的主要供应商，为了扩大其生产规模，决定在越南进行大规模扩产。据报道，和硕计划在越南将员工数量从3000人增加至12000人，即扩大至原来的四倍，年产量也将从1.049亿件提升至2.02亿件。这一扩产计划预计在2026年第一季度正式投产，是和硕在越南追加投资至8亿美元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印度科技巨头塔塔集团（Tata Group）与和硕达成协议，收购和硕在印度唯一一家iPhone工厂的多数股权，塔塔集团将持有新合资企业60%的股份并负责日常运营，而和硕将保留40%的股份并提供技术支持。

这座工厂每年生产500万部iPhone，收购完成后将成为塔塔在印度的第三座iPhone生产工厂。随着塔塔完成对和硕工厂的收购，并推进新的扩产项目，其在苹果组装订单中的份额将迅速攀升至近50%。这一“盘剥”， 使得塔塔在“果链”的实力进一步壮大，与富士康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格局。

在此之前，塔塔集团就曾宣布将以108.88亿卢比（合9.4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vivo印度子公司51%的股份，但因苹果公司极力反对，最终未能完成交易。印度政府对塔塔集团的全力支持不仅是想要瓜分vivo的利润，更是要掌控vivo在印度的发展。这种通过强制收购打压中国企业的事情，印度政府也不是第一次干了。

与欧美不同的是，印度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对外资的营商环境并不理想，就像一座瓮城，进去了可能出不来，因此常被戏称为“外企坟场”。近年来，尽管有数千家跨国公司从印度撤离，但印度市场仍然出奇地炙手可热。

印度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工业化进程被视为其经济腾飞和国家崛起的关键。近年来，印度在电子产品制造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已逐步成为全球智能手机制造的重要基地。尤其在吸引苹果、三星等国际品牌方面，印度表现抢眼。据统计，印度目前电子行业自产率达到了99%，并且全球14%的iPhone都产自印度，足见印度在电子产品制造领域的崛起和实力。

同时，印度渴望吸引外资企业的投资和技术转移，以加速本土工业化进程。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佼佼者，中国无疑成为了印度的重要合作伙伴。然而，在期待合作的同时，印度也保持高度警惕，因为两国在科技工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印度担心过度依赖中国会损害其国家安全和主权。近年来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发明显，频繁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加剧了中印贸易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印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发明显，频繁对中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加剧了中印贸易的不确定性。更为甚者，印度通过立法手段，试图迫使中西方企业在印度本土生产并转让技术，以扶持本土产业链。所以那些进入印度市场的企业，等到的不是以技术换市场，而是资金被冻结、公司即将被印度财团收购的消息。

除此之外，在国防安全上，我们也在印度吃过多次“资敌”的亏：2023年中旬，印度从中国购买 8 台盾构机，打通了藏南地区达旺通往色拉山口两千五百多米的天然防线；一名曾在西工大攻读水声工程学的印度留学生，毕业去了台湾水文部门工作，借着科研的名义在台海收集水文特征，毕竟水文信息属于国家机密，各种数据都十分敏感，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

即使先前中国政府和企业对印度市场曾一度抱有浓厚兴趣，但是面对印度一而再，再而三的“卸磨杀驴”事件，中国企业的合作意愿已经逐步减弱，甚至在某些领域已经停止了合作。特别是在电子等领域，中国可能会加强对印度的出口限制，减少技术支持。

今年10月19日起，中国已经限制了对印度的两用技术转移：中国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制度。该《条例》可能基于外交层面考量，并未针对不同国家设置不同的管控政策，但综合目前的中印关系和地缘政治局势，可在该框架下对印度实施更加严格的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措施，包括基础建设能力如发电站、化工等领域的合作。

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政策走向日益谨慎，不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更加注重维护国家的战略安全和发展利益。

结语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确实验证了“三道围墙”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和前瞻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中美欧间的动态关系及全球贸易合作的复杂性。面对欧洲“愿意谈”、美国“不易谈”以及印度“卸磨杀驴”的不同态度，我们不仅要洞察各国在贸易合作中的立场，更要从实际操作层面出发，做出精准的战略布局。

针对部分企业因对全球格局与市场认知不足而产生的退却感，我们必须强调，全球市场的多元化与复杂性不容忽视。即便是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其在特定领域或市场细分中也可能拥有巨大的潜力和价值。敢于布局“区域大国”、“样板国家”，积小胜为大胜，当在一个阶段内度过艰难的爬坡积累期，就可能会出现指数级的增长。

因此，企业应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或单一大市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多元化市场布局是分散风险、寻求新增长点的关键。

其次，对于当前企业高度依赖单一庞大市场规模（如美国、印度）的现象，企业注意其背后的风险。尤其是在美国市场，随着中美关系的复杂化，企业在美投资可能面临更多的法律与政策风险。因此，企业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进行充分的法律咨询与风险评估，避免盲目跟风或心存侥幸。

再者，针对在墨西哥等地投资热潮中可能存在的“钻法条空子”现象，企业应当认识到，美国的监管政策往往具有实质重于形式的特征。在墨西哥等地投资并不能完全规避美国的长臂管辖与穿透监管。因此，企业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应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包括政治稳定性、政策透明度、市场潜力等，而非仅仅基于法律形式的考量。

在此背景下，中欧对华电动车征税的沟通与积极转向，更在实践中证明了中欧之间在经贸领域存在着的合作潜力。中欧贸易问题存在“可谈”也“愿意谈”的余地，无疑能够为双方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对于中国在一带一路和金砖国家的盘子中，我们必须抓住欧洲这个“摇摆洲”。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海外征程，作者：海外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