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拆迁重构生活的农民，在城市里浮沉

一线城市郊区的农民们，以及重庆的安置社区里的人们，慢慢地变成了为发展让路的人。让路并不意味着他们跟城市化无关，他们往往会拼尽全力参与到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但最终会发现，因为自己的弱势，他们很容易成为承担高风险后果的那群人。

大家好，我叫战洋，是一个人类学研究者，目前在香港理工大学工作。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特别是被城市变迁所改变的人们的生活。

为城市化让路的人和地方

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感触最深的也许是那些激进的建设奇迹、拔地而起的高楼、巨型的基础设施，以及在我们身边不断出现的大型项目。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经常被我们忽略的过程，就是过渡之地的形成。

什么是过渡之地呢？总有一些地方要为大型项目让路，总有一些人要为我们所看到的城市奇迹让路，所以我们会发现，城市化也在不断生产一些终将消失但又尚未消失或尚未完成的地方。城市之中没有绝对的边缘之地，那些要为别的空间让路的地方就是边缘。

我的第一个田野地点在北方某市，我在那里已经做了18年的田野工作，2006年我第一次进入这些城中村，直到现在还经常回去。2018年后，我的田野又延伸到了重庆、深圳等城市。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我研究中的一个线索，或者说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农民如何遭遇城市房产。

这显然不是我拍脑袋想出来的一个议题。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我们的城市化实际上是由土地、资产和房地产项目拉动的，这一点大家应该都深有感触，我们每个人也都被卷入其中。

讲故事的人往往是消费城市房产的中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农民们也跟土地这一发展要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以他们跟城市房产的勾联也非常紧密。

在等待拆迁的村庄种房子

这张照片拍摄于10年前，照片中就是我们说的农民房，也就是农民开发的房地产。

这里所说的农民不是工作和劳动意义上的农民，只是在制度意义上他们还有农民的身份。实际上，我在这个村庄里遇到的农民早就已经是房地产的经营者、资产的管理者了。

这个村庄是北方某市当时最大的外来人口聚居村之一，容纳了5万左右的外地人。我在这里待了很长时间，经常有人跟我说：“有一个大项目就要来了，这里肯定是要被拆除的”。听多了以后我就意识到，人们对拆迁的期待非常强烈，特别是本地人，他们早就做好了准备，等待被拆迁的那一天到来。

期待拆迁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能拿到补偿款，也跟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有关。很多老人跟我说，“拆就拆了吧，拆了以后我就轻松了”。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过渡之地上也有很多纠结，而在拆迁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人们就像是活在借来的时间和借来的空间当中，大家都非常积极地想把自己跟土地的关系迅速变现。

本地人把房产建设、开发和管理的过程叫作“种房子”，我在村里最深的感触是种房子不等人。

大家都很焦急，不知道什么时候拆迁就要来了，在那天到来之前，大家要好好利用这个时机。所以村里会出现建设的热潮，就像这张图片所呈现的那样。

种房子时大家经常会使用造价比较低的材料。村里有一个小树林是堆放建筑垃圾的地方，有村民不断地从中筛选砖块、石块、预制板以再利用。

房屋的建设速度非常快。当时我租住在一个二层楼上，从我的窗户向外望去，就能看见楼下的瓦房正在被拆除。我一觉醒来，瓦房已经拆完了。三天之后就已经挖好地基，盖起了二层楼，这个速度当时对我来说非常震撼。

村子里房屋租赁的开发者和管理者大多数都是老年人。为什么是老年人呢？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时间。村庄里的大部分老年人没有城市工作，所以他们有充足的时间来计划和处理房产开发的相关事宜。

第二个原因是，老年人在村庄里居住的时间比较久，对村庄足够了解，所以在发生问题时也更有能力出来调解。这种非正规的房地产开发经常会涉及到一些纠纷，比如有人把房子盖到了集体用地上，有时候邻居之间会因争夺土地的使用权而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往往能起到很好的调解作用。

第三点是因为老年人比较容易获得家庭的信任。种房子是一个以家庭为基础的事业，老年人可以协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分配，有了他们就不需要再雇用外人了。

无论种房子多么有利可图、多么地受本地人青睐，它其实都难以持久。在这个必然要消失的土地上，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并不乐观，所以早在拆迁发生之前就已经通过教育或就业离开了村庄。

我认识一个马阿姨，她非常希望孙女能来帮忙，但她的孙女很犹豫。2013年马阿姨的孙女从职业学校毕业，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我问她会不会来帮忙，她说，我可以帮一个暑假，但我总得找点别的事情做，否则拆迁的时候我怎么办？

因为缺少年轻人的参与，老年人经常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经常需要外部的支持。他们会先在自家的土地上建房，然后把房子的整体经营权转包给外地人。外地人则需要有较为雄厚的资产，还要跟本地人有比较紧密的关系，才能参与进来。

李阿姨是我认识的一位房东，她有四个孩子。以前她跟老伴共同管理着40间出租屋，2010年老伴去世之后，李阿姨就感觉力不从心了。

她找到了外地人陈氏兄弟，把40个公寓都承包了出去。陈家兄弟当时也下了很大的决心，掏出了20万，这几乎是兄弟俩打工七年攒下的所有积蓄。陈家兄弟仔细检查了每一间房屋，如果生意顺利的话，他们一年能赚到20万左右。

城中村里的三代出租房

城中村的暂时性塑造了大家的生活，也影响了村民的投资行为和逻辑。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村庄要消失，为了减少损失、降低风险，一个常用的策略就是减少投资的金额，同时增加投资的次数。

从2006年到2018年，我发现城中村里出现了至少三代出租房。

第一代出租房，本地人把它叫做大院单间。大院单间比较简单，劳动力投入和资产投入都相对较低。村民把家里空余的房子收拾出来，摆上家具，就可以出租给外地人了，房东和房客往往要共享生活空间和设施。

大院单间在90年代就已经出现了，2000年左右村庄里又出现了另一种出租屋，叫作单间。单间是专门为外地人设计建造的，造价比较低，同一层的租户需要共用一些公共设施，包括厨房、厕所，甚至还需要用到村里的设施。

2010年左右又出现了第三代出租屋，公寓。相比前两代，公寓更受年轻人的欢迎。因为公寓会配有独立的上下水、电表、厨房，还有室内卫生间，更重要的是有网络。

公寓的经营投入相对较高，2014年我得到的信息是，公寓的投入在20万到100万之间不等。投资规模变大，风险也就相对较大。

刚才我讲的这三代住房，就像是农民自己推动的一种非正规的、本地的士绅化（gentrification）。

在这个过程中，居住空间出现了迅速的分化和多样化，在同一个区域，租金的差别可能非常大。比如大院单间只要150元，而公寓的租金可能达到1500元，相差了十倍。

越买房越回不去

由于周期性的投资，出租屋不断地更新换代，本地人的盈利是增加了，但是外地人的生活却越来越不稳定，他们可能随时被房东赶走。我在研究中把这个过程叫作加速的暂时性或急速的不确定性。

那这些外地租客怎么办呢？

其实这些租客从来到这里开始就已经做好了要走的打算，当时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努力工作最大的愿望和目标就是能在家乡附近的县城买房。

这里有一个互相加强的逻辑。在北方某市，他们跟土地没有关联，跟这个城市的联系也非常松散，再加上暂时性的生活，这一切都强化了他们在家乡购房的愿望。反过来，在家乡购房的愿望也导致他们平时生活倾向于推迟消费，节省开支。

我认识一对夫妇，刘伟和李静。刘伟是做展板的，他的工厂就租在一个大院里。生意好的时候，他每个月大概可以赚6000到7000。他的爱人李静平时打零工，有时做保姆，一个月也能赚2500元左右。

我一直认为以这样的收入，夫妻俩租一间650到700元的单间应该不成问题，但他们只愿租250元的大院单间。在他们看来，在北方某市为居住额外花钱不值当。他们的原话是，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一个独立的卫生间呢？根本不值得。

他们的愿望是尽早在家乡买一套房子，但这件事也非常矛盾。打工越成功就越想购房，可是购了房之后为了还房贷要更卖力地打工，所以越买房就越不可能回到自己所购买的那个房子里去居住。

2019年，这个村庄被拆除了一半，但是人们还是在废墟上做着生意。当时是下午5点左右，天色还很亮，被拆除的空地上，阳光照着沙土闪出了金光。我深刻地感觉到，他们在此时直面了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2022年的冬天我又回到这里，村庄已经被完全拆除了。大雪覆盖了地面，掩埋了人们生活过的所有痕迹，以及关于这里的记忆。

2023年的秋天，那个大家都在等待的项目还没有发生，但是为这个巨型项目让路的人们却已经没有了踪影。我走在这里，惊奇地发现，经过了18年，我可能反而成了这个村庄里待得最长的人。

搬进安置社区的农民

我在重庆的研究是在一个安置社区进行的。这个区域从2009年开始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园，大量的农地变成了工业用地，农民被搬迁进了安置社区，这张图就是安置社区的样子。

我发现失地农民搬进安置社区后，他们的流动性就有了改变。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时候，这里40岁左右的成年人超过80%都在外务工。但是安置社区建成之后，大约有一半的农民都回来了，那他们如何谋生呢？

吴大哥出生于1968年，17岁进城打工，23岁离开重庆去了云南，开始了在眼镜店长达12年的打工生涯。

2011年他又回到重庆，不仅搬入了安置社区，同时又买了一套安置房，改造成了一个家庭小旅馆。一共有5间房，大的房间收费150，小的收费120，每月收入在4000到6000左右。旺季的时候，他们甚至还需要雇佣一个全职员工来帮忙。

吴大哥的姐姐也在安置社区里找到了新的生计。吴姐在社区楼下摆上了桌椅，开了一个户外茶室。她会给来打扑克、打麻将的人泡茶，每个人收10元钱的茶位费。虽然设施非常简单，但这个户外茶室在社区里还挺受欢迎的。

吴姐拒绝把这件事叫作生意，她说这只是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她就会把茶室收起来，有时还会招揽跳舞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茶室聊天。

吴家的叔叔和阿姨已经70多岁了，他们在安置社区里也没闲着。他们一开始希望在社区周围开辟一片菜地，但很快就发现了更好的场地。在离社区步行大约15分钟的地方，还没开始建设的高新技术开发区中有一小块空地，他们就把它开辟成了自家的菜园。

吴叔叔每天都要去照看这些蔬菜，他非常自豪，觉得这样的蔬菜没有打农药，是最安全的，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很大的享受。很多老年人都在社区里种菜，甚至有些老年人会把多余的蔬菜拿到社区里销售，补贴家用。

激进的投资与烂尾的承诺

为什么大家的生计都慢慢地集中到了安置社区呢？答案就在于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本身。

开发区建成后进来了很多世界500强企业，但这些企业的工作并不是面向本地农民的，往往要求高学历和丰富的经验。留给当地人的只有保安、保洁等低工资的工作，大家对这些工作也不是那么感兴趣。

另一方面，因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建成，过去一些小型的非正规企业慢慢地都被关停了，包括砂石厂、水泥厂等等，这也是政府清理污染企业措施的后果。

随着小生意和非正规行业的消失，当地人实际上经历了双重排除，他们的生计机会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一边悠闲地种菜、开茶馆，另一方面，因为手上有了房产，大家的投资也变得越来越激进。

比如吴姐的女儿在搬进安置房之后，很快跟丈夫商量，把自己的住房抵押获得了15万元，又跟朋友合作，一共花了60万购买了一辆水泥罐车。他们把水泥罐车出租给当地的建设工地，进一步参与房地产和城市开发。夫妻俩对这项投资相当满意。

安置社区中不少年轻人都抵押了自己的房产，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有的做小生意，还有的就干脆去购买更多的房产。

参与投资的不只是年轻人，也有老人。这张图片中有三个建筑物，最新最高的是售楼处，旁边还没有完成的砖楼是已经烂尾的商品房，最前面的简易帐篷是曾阿姨的居所。

曾阿姨把自己和老伴攒了多年的30万积蓄，交给了一个亲戚。亲戚告诉她因为房地产开发有时候需要资金周转，所以这样的借贷很普遍，这30万过两年回到她手里，可能就变成了40万甚至50万。

显然房子烂尾之后，事情就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这个房子烂尾了七年，曾阿姨和老伴也就在这个工地上的帐篷里居住了七年。

从积累性时间到机会性时间

我刚才讲的这些故事从研究者的角度看，有一个重要的启发，城市中的中国人跟时间的关系似乎发生了变化。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有一句话叫作“时间就是金钱”，你做得越多赚得越多，你干得越多，未来也就越光明。积累性的时间主导了很多人的生活，包括那些进城的打工者。

但是因为房地产市场普遍的、弥散性的影响，我们会发现，很多普通人开始试图超越积累性的时间，他们试图寻找机会性的时间。对他们而言，time（时间）远没有timing（时机）来得重要，所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投资的人，甚至是投机的人。

无论是北方某市还是重庆的故事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其中涌动的关于投资、风口，关于下一个机会的想象。在吴姐开的茶摊上，大家经常聚在一起谈论下一个投资的机会在哪里，手上的这笔钱应该往哪里去。

显然投资获利没有那么容易，很多人就像曾阿姨那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失去了所有储蓄，很难再继续想象烂尾楼之上的未来。

城市奇迹中的农民故事

刚才我讲到的这些北方某市和重庆的农民，他们都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普通人。对于普通人而言，在今天似乎只有城市才能提供对未来的想象，只有城市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未来的承诺。但如果细想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承诺是以高度不均衡的方式传递给不同人群的。

这些故事里的农民往往被看作城市化的反题，北方某市郊区的农民们，以及重庆的安置社区里的人们，慢慢地变成了为发展让路的人。

当然，让路并不意味着他们跟城市化无关，他们往往会拼尽全力，努力地参与到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但最终会发现，因为自己的弱势，他们很容易成为承担高风险后果的那群人。

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农民实际生活在具有过渡性质的空间中。这些空间是为城市更宏伟的项目做预备的，有时候也是为城市项目托底的，是让那些宏伟的高楼大厦成为可能的基础。

这些普通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城市的重要知识和命题。城市在这里显然不只是一个地点，它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过程。这个复杂性就在于，它涉及到资产、福利、市场等诸多因素，人们的生活被不断地重构，常常处在纠结当中。

其实很多外地人会对我讲到的这些农民非常不满，他们会觉得这些人从城市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依靠土地从外地人身上赚钱，在拆迁中白白地得到了房产或巨额补偿。甚至有人会把他们叫作食利阶层。

但是把故事的时间拉长，我们会发现，资产在市场中当然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因为这是买断农民跟土地关系的资产，农民之后并没有办法进入到城市制度、城市文化和城市权力的核心，这些资产很容易就在市场当中消散了。烟消云散之后，他们只能在城市里继续艰难地挣扎。

感谢大家今天听我讲这些农民的故事，希望大家从中也能看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沉浮的自己。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