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新商业文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智纲智库 ，作者：王志纲，原文标题：《王志纲 | 时代呼唤新商业文明》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与国内市场竞争升级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商业文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审视与拷问。当“内卷”逻辑随出海浪潮蔓延至海外，当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分配陷入“极致挤压”的怪圈，当平台垄断引发监管关注，我们不得不思考：企业存在的终极意义，究竟是单纯的利润追逐，还是包含责任与担当的生态共建？

王志纲老师以犀利的观察、深刻的洞见，剖析了中国企业在“商业文明”建设中暴露的深层问题，更呼唤着一种兼具大国担当与人文温度的“新型商业文明”。本文整理自“王志纲-观天下”视频栏目，以期引发更多企业与读者对商业本质、生态共荣的思考。

在全球化竞争与国内产业升级的关键节点，一个尖锐却无法回避的命题摆在中国企业面前：我们的商业文明，是否已跟上发展的步伐？无论是出海征程中的文化碰撞，还是国内市场中的生态博弈，诸多深层问题的暴露，都在倒逼中国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的生存逻辑与发展使命。

在中国企业出海过程中，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现象：产品与产能成功“走出去”的同时，部分企业将国内“内卷式”竞争思维也一并带向了海外——秉持“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单一竞争逻辑，缺乏对当地生态的敬畏与共建意识。这种缺乏生态概念的扩张模式，往往容易引发文化冲突与当地抵触，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反观部分外国企业，即便面临关店闭场的困境，也会向员工支付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赔偿，这种做法之所以能成为现象级事件，核心在于其传递了一种清晰的价值导向：企业不仅是追求利润的经济组织，更肩负着对员工的担当与对社会的责任。

将目光拉回国内，万亿规模的贸易顺差背后，是大量中小企业“赚不到钱”的现实困境。其根源在于利润向头部大厂集中，而部分大厂对上游供应商采取了极致苛刻的合作模式。正如行业内的普遍共识，即便是华为、比亚迪、美的等中国优秀企业，其成就的背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合作方的“温饱线利润”之上——精准核算成本与利润，确保供应商仅能维持基本生存，却难以获得超额收益，将每一分利润挤压至极致。更有甚者，部分企业通过成立金融公司，以商票、汇票汇兑等方式延迟付款，若供应商急需资金则需接受折价兑现，这种对合作方的二次盘剥，已成为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此类做法不仅让有条件的合作方心生畏惧、纷纷避之，更严重破坏了产业链的信任基础，难以构建健康可持续的商业生态。

这种“极致逐利”的逻辑，并非仅存在于制造业大厂，诸多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更是将其推向极致。马太效应在平台经济中的放大，使得头部平台拥有绝对话语权，合作方往往处于完全弱势地位。身边不少酒店从业者，在与携程等平台的合作中便深有体会，即便遭遇不公也有苦难言；而广大的小商小贩、快车司机、外卖小哥等群体，更是在平台规则下被动承受着生存压力。值得欣慰的是，政府已开始重视并整治此类潜在垄断行为，阿里被罚、携程被调查等事件，正是对平台经济无序扩张的及时纠偏，也为行业敲响了警钟。

需要明确的是，指出这些现象并非谴责企业创始人的道德水平，而是要认清资本的本质规律。正如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资本的集中与集聚是其天性使然。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其决策逻辑往往不再取决于个体创始人的意志，而是成为资本意志的外在化身。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放弃社会责任——追逐利润是企业的天然属性，但承担社会责任、肩负社会使命，更应成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追求。

或许有人会质疑，强调企业担当与责任，是否是宣扬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观点实则窄化了“普世价值”的内涵。普世价值并非西方独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理念，早已蕴含着共生共荣的价值追求。企业存在的意义，绝不应仅限于商业利益的最大化。无论是产能出海还是服务贸易出海，最终都要实现与当地文化的相融共生，而非以“零和博弈”的思维挤压他人空间。

当然，我们不能以今时今日的标准，苛责企业在发展初期的生存选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审视便会发现，美国的大型企业在长达一两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也经历过从粗放扩张到规范发展的阶段，早期为了生存与壮大，其商业手段亦不乏粗放之处。这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阶段，但关键在于，当企业具备了足够的实力、行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就必须完成从“流氓”到“绅士”的转变。

中国发展至今，头部大厂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实力，早已过了单纯追求“活下去”的阶段，是时候展现大企业的担当与大国企业的风范了。

商业文明的建设，正处于至关重要的关键节点。近期希音在欧洲的遭遇便是典型案例：作为在欧洲年盈利数百亿的企业，其一方面享受着中国供应链的红利，另一方面却为规避监管将总部设在新加坡，刻意打造“无国籍”的国际公司形象。如今遭遇欧盟特别是法国的打压，其核心原因并非简单的市场竞争，而是商业模式与商业文明触犯了当地的价值底线——过度低价冲击本地产业生态、海量运输带来的碳排放污染等，这些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理由，本质上是不同商业文明与价值观的冲突。

更值得深思的是，当遭遇打压时，这家试图脱离国家背景的企业，最终只能像“孤魂野鬼”般站不住脚，现在返回来寻求国家保护。这一案例深刻揭示：国际竞争背后还是国家实力的较量。在国际竞争的大棋局中，没有纯粹的“跨国企业”，企业的国际化离不开国家的支撑，脱离本土根基的“离岸公司”，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非常脆弱。

综合来看，构建新型中国企业商业文明，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对于出海企业而言，“走出去”不应仅仅是产品与产能的输出，更应是文化理念与生态意识的融入。学习日本企业深耕当地的经验，尊重本土文化、履行社会责任，与当地产业链、社区实现共生共荣，摒弃国内的掠夺式竞争逻辑，避免因文化冲突导致发展受阻。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大企业当有大担当。头部企业应跳出“利润最大化”的单一逻辑，摒弃对产业链上下游的极致挤压和盘剥，构建共赢共生的产业生态。只有让供应商、合作伙伴获得合理收益，才能筑牢产业链的信任基础，实现整个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更进一步说，商业文明的提升，本质上是对规律的尊重与对常识的敬畏。企业存在的价值，除了创造商业利益，更应包含对员工的关怀、对伙伴的诚信、对社会的回馈。这种兼具温度与责任的商业文明，并非束缚企业发展的枷锁，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企业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

中国的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中国企业尤其是头部大厂，正站在从“丛林法则践行者”到“商业文明建设者”的关键转折点。如何从“狼性生存”转向“绅士风度”，如何以责任与担当赢得国内市场的信任与国际社会的尊重，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更关乎中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力与国家形象的塑造。这，既是时代赋予中国企业的使命，也是中国商业文明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