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09 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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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Vista看天下 ，作者：徐欣萌
在互联网上，“打假博主”们算是活得最轰轰烈烈的一帮人。
他们会公开和大公司叫板。前阵子知名打假人王海“曝光”胖东来鸡蛋的虚假宣传，引得“黄天鹅”和胖东来都急了眼，声明、调查、发律师函。
最后，胖东来出具了150份检测报告自证，而王海及其团队坚持伸张“消费者有知情权”。
有时，他们还会被跟踪、被威胁，替粉丝维权。知名打假维权网红“铁铁”在深圳协助消费者追讨购买法拉利10万元定金，遭遇车行人员暴力殴打，也闹上了热搜。
这些吸引眼球的要素，是屡试不爽的互联网“吸引力法则”。
当这个圈子越变越大，也愈发鱼龙混杂。除了会摆事实讲道理、为普通人的权益挺身而出的打假人，“边打假边带货”“靠打假挑动情绪翻红”的网红，也层出不穷。
这样的“野蛮生长”，即将面临全新的规则管制。
4月15日，《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新增6个条款、修改22个条款实施，直指职业索赔滥用投诉举报权的乱象，明确划定维权与“碰瓷”的边界。
在2025年，抖音也集中封禁了一批“打假”网红，表示“将针对账号发布缺乏事实依据的‘打假’‘测评’‘揭黑’等内容且多次被投诉下架，平台将关闭其内容加热与商业变现功能。”
不少网友感到惋惜，“如果没有假货，也就没有打假人了。”“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也不能解决问题。”
“职业打假人”，要没落了吗？
去年中秋节前夕，一名19岁的小伙子找到了几家高档酒店，无视了打折优惠，坚持以原价买走了几盒店内最贵的月饼。
到货之后，他向商家反映该月饼中有塑料薄膜，导致朋友家的孩子被送了急救，自己还买礼物道歉。因此，提出“退一赔十”，否则投诉、曝光。
由于蹊跷之处太多，酒店选择向公安机关报案。
据央视新闻报道，19岁男子林某承认，这些塑料薄膜都是他自己放的，目的就是为了从酒店获得赔偿。最终，林某以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3万元。
这件事登上了热搜，其中有很多细节，都暗示着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偶发事件。
这些操作中的“小巧思”层出不穷。例如，他专挑知名的高级酒店买，为了防止“事情闹大”，他们往往最想快速解决问题，息事宁人；又或者，坚持要求原价购买，只为“赔十”的时候能拿到更多赔偿金。
这种方式，短时间内获利极快。中秋节那几天，林某用同样的图片、视频，复制粘贴的话术，让上海、杭州、成都、济南等地10家酒店赔付了4.9万余元。
据调查，这些伎俩都是林某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职业索赔人”的教学，模仿学来的。他看到的“课件”中没有警告做这件事的法律风险，证据造假的行为让他坐实了敲诈勒索的罪名。
直到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很多类似“教学索赔/打假”的教程。
打假从最初的个人维权行为，已发展成为一门生意，甚至衍生出课程、话术模板与维权流程图，内容包括选品、取证、谈判、投诉、诉讼等全流程模板。
在部分课程的宣传中，“能教授规避法律风险的方法”，也成了一个卖点。
据上游新闻今年“3·15”做的调查报道，在多个社交平台，均有自称职业打假的人，既接单维权，也售卖课程，招收徒弟，收费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
据调查，不同“师傅”开价不同。有人只卖“教学包”，数百元一份，内容包含详尽的打假案例、各类行政申请文书模板等。
也有人“一对一辅导”，收徒学费达2万元。除了教会打假维权外，其主打亮点则是会进行法律培训。
而19岁的林某，远不是这行的“学徒”中最年轻的人。
有网友表示，自己遇到过“10后”的打假人，“打电话过去讲话磕磕巴巴的，估计是有人带着做，自己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打假人陈之强向Vista看天下表示，根据他发布的短视频学习的年轻人很多，来找他咨询打假经验的人，最小的才16岁。
在账号简介中，他强调这些视频资料“免费、免费、免费！！！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同时，陈之强也推出了系统的打假教学，线上收费888元，线下收费3888元，包住一个月。“一般来说，几周就能出师。”
面对“职业打假人”这个概念，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河山教授提出了质疑。
“严格来说，公检法系统中以打击伪劣假冒为职责的干警，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打假主体。”河山教授表示，“民间人士即使从事知假买假打假行为，也并不具备法定职业属性和持续生存的基础。”
如今社交媒体上的“职业打假人”，更像是随我国消费者权益出现的一种社会群体。
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理念，规定“退一赔一”。
随着时间推移，惩罚力度逐渐提升到了今天的“退一赔十”。且赔偿金额不足1000元的，统一为1000元。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在食品、药品领域，法律不再审查购买者是否“明知”商品有问题。
只要商品本身不符合安全标准或存在质量问题，购买者（包括“知假买假”者）就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
“知假买假”也能获赔、赔偿金额倍增，就是“职业打假人”兴起的源头。
近几年，除了越过红线的敲诈勒索，打假本身的产业化造成的结果，也客观上导致相关的政策收紧。
2025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姚海嵩曾表示，他在调研中发现，职业打假人通常会大量投诉一些微小的问题。
“比如说投诉标签不规范、专利号引用不规范等等，他们来通过这样大量的投诉来逼迫企业就范。我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也对营商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他说。
据姚海嵩介绍，2023年上海市市场监管部门共受理24万件涉职业索赔投诉案件，占投诉案件总量的20%左右。
“职业索赔现象打击了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很多企业甚至关闭注销。我们在调研中发现，有很多企业为了应对职业索赔甚至设立‘专项基金’，用来支付应对职业索赔人所产生的‘顾问费’。”
此外，他还提到，职业索赔人呈现出年轻化趋势，有大量高校学生甚至未成年人走上职业索赔之路。
有时候，一个打假人就能对行政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
据红星新闻报道，2025年，江西武宁“00后”职业打假人郑思远因在多地对小商户进行食品打假，被指涉嫌敲诈勒索。
他经常以标签瑕疵、过期食品为由头，发起大量投诉举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数名市监系统人士表示，郑思远的投诉量大，在各地市监系统都“非常有名”，甚至有书信辱骂执法人员行为，“基本每个分局都接到过投诉”。
面对政策的更新，许多人也会担忧：如果把“打假人”的空间压缩了，普通消费者的维权是不是会变得更难，要耗费更高的成本？卖假货的人，是不是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对此，北京天平（长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刘京成认为，目前的变化主要是进一步统一对“知假打假”的裁判规则，在净化和维持秩序之间，保持平衡。
在之前，“知假打假”的行为在不同地区法院的判定不同，同样的案子换个地方就可能有不同的判决。
同样是打假酒水，案情相似的两个案子有一个判了“退一赔十”，一个予以驳回。
两份判决书的公布时间都在2019年，前后间隔只有几个月，结果却截然不同。
最近的变化，是在两种裁定标准中找到了平衡点。
以《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选介》中的案子为例，一个人前后两天在同一个超市买了46枚散装的咸鸭蛋，每一枚都要求收银员单独结算，单独开具购物小票。
咸鸭蛋的单价是2.2元，刚过保质期。这个人将超市诉至了法院，要求对方进行赔偿。
原告认为，他与被告超市进行了46次交易，开具了46份购物小票，所以应按46件过期食品进行惩罚性赔偿，每件赔偿1000元，一共赔偿4.6万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胡雪梅表示，原告明知咸鸭蛋过期仍旧购买，故意分别进行结账，属恶意行为——这并不影响其主张赔偿的权利，但也并非食品安全法所要保护消费者权益之目的。
最终法院判决，原告退还购买的46枚咸鸭蛋，被告超市退还原告张某支付的价款101.2元，并赔偿原告十倍赔偿金1012元。
“这和之前靠‘无证拍黄瓜’索赔类似，这种投诉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损害了社会对公平的认知，才促进了整体政策的转向。”刘京成说。
现有的政策取向，不是要打击“打假人”，而是要遏制“恶意打假”产业的野蛮生长。
目前，中国部分省市都建立了识别“职业打假人”的系统。
据《法治日报》报道，2025年，长沙市的7500名“职业索赔人”一年内发起了25万件投诉，单个电话号码的年度最高投诉量达3800次。
对于这种个人的异常情况，长沙市成立了由市监局、市委政法委等12部门依托大数据搭建“异常名录数据库”，对高频投诉人、团队化索赔线索进行智能识别与动态更新。
“在同一区域，同一个号码对同一行业、商家多次投诉，都有可能（导致举报者）被认定为一个职业打假人。”刘京成说。
刘京成认为，这不会影响正常的消费者维权，只有打假这门生意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了。“在新规下，职业打假人超合理范围购买瑕疵品，法院将不会支持其拿到高额的惩罚性赔偿，一般就只会判退款。”
“打假人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经营事业’，就不好说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