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之战，东亚文明的枷锁，中国能打破吗？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分析师Boden ，作者：分析师Boden

在这里我们先要明白，标准究竟如何创造财富的。

1785年，瓦特的改良蒸汽机首次应用于棉纺织厂，被视为人类社会正式进入现代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半个世纪，蒸汽机完成了在工厂，铁路与轮船的应用。到19世纪30年代，铁产量同比18世纪提升100倍，生产力爆炸式跃升。

然而在此过程中，工业界开始饱受一种被称为“螺母混乱”的痛苦中。由于工业革命初期，每个工厂使用的螺纹规格与螺距并不统一，零件无法互换。一台在伦敦组装完成的蒸汽机车一旦在曼彻斯特发生故障，当地的维修厂连一颗匹配的螺丝都找不到，必须花费数小时重新在机床前打磨一个相同的备品。

这种零件之间的绝对排他性，不仅严重拖慢了效率，也让任何扩大生产规模的尝试都化为泡影。

1841年，一位名叫惠特沃斯的工程师用了数年时间，跑遍英国所有大型机械工厂后，提出了一套详尽的螺纹标准化方案。由于该方案的严谨性与标准化程度极高，有效解决了“螺母混乱”的痛点，因此迅速被英国造船业与铁路工会采用，很快成为英国国家标准。

它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机械通用标准，惠氏标准。自此全世界正式进入标准件时代。

而在此后几十年，依靠标准所积累的财富效应直接震撼了整个英国工业界。

首先，统一规格催生了极致的专业化分工，一家工厂可以只生产螺钉，另一家专攻螺母，这使得规模效应终于在现代工业社会里诞生。如今它已成为制造业运转的铁律。

更重要的是，英国人很快发现，标准的力量远不止于生产效率提升这么简单。当统一的标准随着英国产品传遍全世界，一种比枪炮更持久、更隐蔽的征服工具悄然成形。

只要任何一个地方采购了一台英国设备，其所附带来的替换零件、维修工具乃至保养规程等一系列标准也将落地生根。这往往意味着此后几十年间，所有配套设施都只能向英国订购，因为它们的配套接口是标准统一的。

于是，一个精妙的循环开始运转，首先是产品输出带动标准输出，之后标准落地又反向强化了对原厂产品的依赖，形成了一种硬件捆绑规则的锁定效应。并且这种捆绑一旦形成，惯性远超想象。由于更换标准意味着整个工厂的运作体系都要推倒重来，这种高昂的转换成本会使得绝大多数工厂主望而却步。

这也是为何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期，即使德国已经在很多领域的产品质量上超越了英国，但英国产品依然具有压倒式的市场份额领先。

到19世纪后期，英式标准已经成为全世界第一个通用标准，全球任何一个想要参与现代贸易的国家，都必须按照英国规格来设计零件，按照英制度量衡来校准设备。任何一家企业想要进入全球市场，那么他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它所生产的产品能否与英标体系兼容。

“标准即权力”成为了英国社会的共识。

从数据来看，在惠氏标准提出的30年后，英国人均收入超越曾经的海上贸易霸主荷兰，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高出同时期大西洋彼岸世仇法国近40%，并且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1910年。

可以说，凭借率先建立的工业标准体系，英国成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绝对赢家，在全球贸易中吸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工业红利。

事实上，欧美国家依靠标准吃到的红利，远比我们想象的巨大。

在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标准的建立更是呈现出殖民化。1906年率先掌握电气化技术的欧美国家成立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将整套电力体系标准打包输出全球。此后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工业，就必须购买符合欧美标准的设备，聘请熟悉欧美规范的工程师，接入欧美主导的技术体系。而到了第三次信息革命，由于科技高研发投入天然具有高垄断的特性，这种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加剧。以5G通信标准为例，高通凭借超过一万项核心专利，向手机厂商收取3%的专利费。一部售价5000元的5G手机，高通一家就能拿走120元,而手机厂商的净利润率却普遍只有5%-7%。

可以说，标准成了比军舰更温和的殖民工具。

当发展中国家按照欧美标准铺设铁路，建立电网，搭建通信网络时。它们不仅需要支付设备采购费，还在无形间与欧美国家签署了一份长期契约，即未来的升级、维护、扩展都必须与欧美标准兼容。这使得欧美企业可以在不增加一平方米厂房的情况下，持续从全球经济的运转中抽成。

今天欧洲的高福利社会，很大程度不是因为他们现在有多努力，而是在几十年前，他们抢到了电气化、信息化时代的标准红利。如今只需躺在专利池和标准委员会里，就能让全世界为其过去的规则制定买单。而对于其他国家，包括东亚国家而言，如果无法突破规则本身，本质都是在别人搭建的舞台上跳舞，跳得越卖力，欧美标准持有者笑得越开心。

那么过去有没有国家想要打破这种局面？

日韩持续二十年的冲锋

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出海形容成一场远征，那么制造业出海就是前期的攻城略地阶段，文化出海则是中期的争取人心阶段。而标准出海则是最后，也最重要的定鼎中原阶段，是制造业与文化出海成功后的最后冲刺。

作为东亚第一批走向全面出海的国家，日韩在完成前两个阶段后，都曾倾尽国力向这座顶峰发起冲击，却最终倒在了半山腰。

日本是最早意识到标准枷锁的国家，也是最早提出标准出海的国家。

早在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就在半导体、汽车、消费电子等领域建立起令世界侧目的制造优势，并且随着90年代的品牌文化出海，这种优势看似在扩大。可无论他们卖出多少汽车与电子产品，头顶却总悬着一把来自西方，名为“标准”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只要标准变动，就会让不少企业曾经费劲心血积累的优势就会荡然无存。

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日本工业控制器巨头IDEC，这家在80-90年代拥有全球稳定市场份额的日本企业。仅仅因为其安装孔规格被IEC国际标准排除，就导致市场份额直接腰斩，险些未能度过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相同的故事在日本战后产业发展史上，可谓不胜累举。

可以说日本对标准出海的执着，即源自其岛国的生存危机感，也有对长期被欧美标准压制的反抗。

而为了改变这种长期标准受制于人的局面，从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政府开始将标准自主真正上升到国家层面。首先是在1995年由通产省提出了标准化战略，之后数次修改《日本工业标准化法》，提出日本要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争取领先的地位。到了2003年，更是成立了由首相直接担任部长的知识产权战略本部，全面推进日本标准出海。

而在产业界，日本也集中核心资源，向其最有优势的产业发起进攻。

1990年，全世界刚刚从1G模拟信号向2G转型。日本就已经率先建成了自己完整的2G通信标准，PDC。这套诞生于日本信息与电子工业最发达时期，并集合本土所有电信企业心血的通信标准，不仅在技术指标上丝毫不逊于后来一统天下的欧洲的GSM，甚至在时间上还快于欧洲第一个商业网络落地。此后数年，日本通信产业又推出了i-mode移动互联网服务。在90年代末就能让千万级用户，用手机看新闻与收发邮件，一度被视为21世纪初全球移动互联网早期的标杆模式，比iPhone的出现早了近10年。当时的日本电信界信心爆棚，工程师带着PDC和i-mode方案飞往亚洲各国，试图把这套日本标准变成亚洲标准，甚至世界标准。

几乎在同一时期，索尼开发出了被视为超级黑科技的FeliCa近场支付芯片，在2000年实现了手机支付的雏形，提前全球十年进入无现金时代，并由此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商用移动支付系统，Osaifu-Keitai（手机钱包业务）。到2006年，这套系统使用的人数已经高达2200万人，并且在东南亚地区也有数百万级用户。

起码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日本标准出海已然接近成功。

事实上，此时韩国同样不甘落后。从1980年至2005年，虽然韩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国际标准领域几乎是一篇空白。2000年ISO技术委员会，韩国在ISO技术委员会（TC）和分技术委员会（SC）秘书处职位数量为0个。彼时中国的数量为6个，日本为35个，德国则为132个。

为此，韩国决定在自己能力最强的手机领域发起进攻。

2006年，政府联合三星、LG、KT等巨头，投入万亿韩元，推出了完全自主研发的准4G通信标准，WiBro。作为全世界最早投入商业试运营的4G体系，韩国社会可谓倾尽全力，韩国总统卢武铉亲自出席商用仪式，宣称韩国将立志成为移动通信领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为了让这个标准顺利出海，韩国几乎动用了所有能调动的资源。三星的工程师在全球各大洲奔波，向各国运营商演示WiBro的技术优势。韩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为WiBro背书，甚至将技术合作条款嵌入对外援助协议。

但尽管投入巨大，二十多年过去，当我们审视全球产业规则时，日韩的身影依然难以寻觅。上述我们提到的案例，今天更多的是出现在商学院失败案例的课程中。

不得不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日韩已经在这场对决中展现了当时东亚文明的最高竞技水准。工程师拿出了不逊于任何欧美对手的技术方案，企业投入了天文数字的研发资金，政府动用了从行政命令到外交手段的全部工具箱。

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失败才显得格外悲壮，让人扼腕叹息。

因为如果跳出国家视角，站在整个文明发展进程来看，这种标准枷锁其实锁住的是东亚的发展上限。

东亚文明的枷锁

标准真正的残酷之处在于，它对后发工业国的等级锁定。

隐形冠军企业，指的是在某一细分领域占据全球市场绝对份额企业。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掌握该领域的技术定义权与制定行业标准，从而形成专利与技术的护城河，长期攫取30%-50%以上的行业利润。但它们的产品大多不直接面对消费者，而是作为关键部件隐身于终端产品内部，因此在公众视野之外，却又牢牢掌控着产业链命脉。正因如此，一个经济体拥有多少隐形冠军企业，本质上反映的是它在全球工业的真实影响力与盈利能力。

今天日本举全国之力，再加上制造业与文化出海的成功，培育出了200余家世界级的隐形冠军企业，总量位居亚洲第一，比中国的两倍还多。他们为本土贡献了巨额利润，被视为日本在失落经济时代最成功的产业转型，看似是巨大的成功。

可如果对比同时期的德国，2022年德国隐形冠军企业数量超过1300家，整整是日本的6倍还多。

这种数量等级的差距究竟是为什么？

论制造业的精良程度，日本丝毫不逊于德国，甚至在精密仪器、半导体材料、工业机器人等关键领域有过之而无不及。论敬业精神，日本更是以精益管理闻名世界。至于战后重建的起点，日本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的经济奇迹甚至比德国更加耀眼。

那么两者工业水平不相伯仲，但在真正象征工业企业影响力与利润的隐形冠军企业指标上，却又有如此巨大的鸿沟。

造成这一切的其实就是“标准”所产生的权利结构影响。

德国是两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从IEC国际电工委员会到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德国企业始终坐在标准制定的核心席位。当一家德国中型企业定义某种工业粘合剂的性能指标，或是制定某种精密轴承的公差等级时，它天然就拥有话语权。其他企业想要进入这个品类，都必须按它的规则，那自然也就有专利与技术的护城河，从而可以源源不断的产生冠军企业。

可日韩等东亚国家却截然不同，作为二战后崛起的后发型经济体，他们的工业化是在西方标准已成型的背景下，以追赶者的身份完成的。因此无论日韩的技术再先进，生产管理做的再好，也无法改变一个基础事实，那就是他们很难参与到全球工业体系标准的制定，因为这些标准在东亚产业崛起前就已经完成，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网络，阻止其他后发国家参与到新标准的制定。这也是日韩集中全产业之力，在自己最优势领域发起标准话语权挑战却都双双失败，其实根源也在这里。

于是出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循环，由于没有标准制定权，就只能在欧美制定的规则下进行生产与贸易，而在欧美规则下参与的越久，就越容易陷入这套标准枷锁，从而越陷越深。

而这恰恰是今天整个东亚社会产业内卷的深层根源。

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利润分配呈现出鲜明的两端高、中间低特征。标准设计和品牌营销两端通常占利润90%以上，中间的组装制造环节利润往往不足10%。

标准的权力在于，他定义了什么样的产品才能进入主流市场。这个定义权一旦确立，产业链上的利润分配就不再由制造效率决定，而是由距离标准制定权的远近来决定。坐在标准制定席上的企业，掌握核心专利和技术路线，赚取的是技术许可费和品牌溢价。

而按标准执行制造的企业，面对的是标准化之后的充分竞争，只能在成本控制上拼杀，赚取被压到极致的加工费。

而当一个国家不掌握标准的话语权，那么就必然被压制在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即使有一部分企业通过产业出海等方式，成功跻身产业链上游，但却在总量上依然无法与欧美国家相比。而对于更广大的企业与从业者，他们只能在狭窄的利润空间里争夺微薄的份额。这导致企业之间的竞争，不再是谁开辟了新赛道，而是谁能在既定标准下把成本压得更低、把人效提到更高。半个世纪以来，东亚企业以近乎偏执的态度追求效率，创造了零库存与精益管理等等手段，把降本增效做到了人类工业史的极致。

事实上，这种竞争没有赢家，只有幸存者。因为它不是创造财富的竞争，而是分割财富的竞争。

东亚的学生之所要从中学就开始内卷，也是因为整个社会能提供的高价值岗位远远不够，导致僧多粥少。

那么高价值岗位为什么不够？

这是因为定义高价值的那支笔并不在我们手中。一家按照欧美标准生产的企业，需要的不是创造者，而是执行者。它可以雇用一千个熟练工人，却只需要少数几个理解标准的工程师。而那些决定标准或是定义产品的工程师，大概率不在东莞的制造基地，而在圣何塞或慕尼黑。

那些城市之所以能提供高价值岗位，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居民更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坐在标准制定的桌子上。

更隐蔽的是，这套等级锁定还会自我包装成公平竞争，标准看起来是中性的技术文件，全球企业都可以在同一个规则下竞技，但遵守标准和制定标准之间的权力鸿沟却被人为隐藏了。

它让被后来者产生了一种错觉，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高效，就能赢。

但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翻盘，都不是因为后来者更努力，而是因为规则被改写了。

这便是“标准”对东亚文明的真正枷锁。即你可以造出全世界最好的产品，但定义什么才算好产品的权利，掌握在别人手里。

那么这层枷锁真的就无法打破吗？

东亚标准之路的接力棒

在标准领域，有一种无法用技术和金钱弥补的劣势，叫做时间壁垒。

欧美在三次工业革命中建立的先发优势，已经演化为一种巨大的物理惯性。就如同全世界的人已经习惯了靠右行走，即使证明靠左更科学，也不可能让七十亿人同时改变习惯。当日本在通信领域试图输出自己的标准时，全世界早已被绑上了GSM的战车。即便日本方案在局部功能更精妙，但也于事无补。

标准之争，往往不看优等生，只看普及率。

那么是不是说东亚就永远无法掌握标准的权力，要被永远困在这种内卷的产业形态下？

事实上，日本和韩国的二十年冲锋，虽然没有冲破标准的顶层，但也用巨大的代价探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标准出海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首先是需要巨大的市场规模，日本1.2亿人口、韩国5000万人口的本土市场，在需要滚雪球效应的标准战争中，从一开始就缺乏战略纵深。技术可以领先十年，但只要标准不能在本土积累起，足以对抗既有国际生态的用户基础，它就永远是一棵长不大的树苗。

其次是产业纵深的不完整，日本在精密制造上全球顶尖，但在互联网和软件平台存在明显短板。韩国在半导体和消费电子上称雄，但在更广泛的工业体系存在缺口。一个真正的全球标准，需要从核心设备到终端应用，从硬件到软件的完整链条托举，任何环节的缺失都会成为标准出海的断点。

最后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战略自主性不足，日韩的经济奇迹建立在战后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上，当它们的标准雄心触及体系主导者的核心利益时，来自体系内部的约束就会自然收紧。

而中国，恰好是东亚文明圈中唯一一个集齐了全部资格条件的成员。

14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是日韩总人口的十倍。它意味着中国不需要从一开始就说服全世界接受中国标准，它可以让标准先在14亿人的超大规模场景中跑通、验证与迭代。高铁在中国大地上运营了四万公里，积累了人类工业史上最丰富的场景数据后，在对外输出。移动支付可以先从一线逐步普及到农村，让数亿用户先养成习惯后，在推向海外。这种先在国内跑通，再对外溢出的商业路径，是日韩这做梦都不敢想的条件，因为他们的标准之战从一开始就必须直面海外的激烈竞争。

除此之外，完整的工业体系也是中国标准出海的核心竞争力。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意味着当一个中国标准需要输出时，它可以调动一整条可以协同作战的完整产业链。这使得中国的标准出海不再单项技术的竞争，而是系统能力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日韩从未真正拥有的东西，那就是完整的地缘政治自主性。

我们必须清楚意识到，一旦中国开始冲击标准制定权时，它面对的将不再只是某一项技术的竞争，而是整个既有标准秩序，或者说利益体系的系统性反制。

日韩当年冲击的只是某一个细分领域的标准，即便如此，它们也遭受了重创。而中国今天的产业体量意味着，它可能不得不在多条战线上同时承受压力。

华为在5G标准上的遭遇，已经是一场远超商业范畴的博弈，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更大的挑战在于，中国必须回答一个日韩从未需要回答的问题，那就是你输出的标准，究竟代表什么？

西方标准体系之所以能统治全球一个多世纪，不只因为技术领先，更因为它成功地将自己包装成了价值载体。ISO背后是科学理性的哲学传统，IEEE背后是开放协作的工程师文化。

标准之争从来不只是技术参数，它也是一种文明叙事的竞争。

当中国尝试输出标准时，世界会问：你的标准背后是什么？

如果只是把技术参数的所有权从欧美企业换成中国企业，那么它很难赢得真正的认同，因为他无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必须回答一个更难的问题，那就是能否提供一种融合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可持续、自主与共享的技术文明方案？更进一步来说，中国输出的标准能否打破“遵守者”和“制定者”之间的那道权力鸿沟。它提供的方案，是让接受者永远停留在遵守者的角色，还是帮助他们走向制定者的席位？

制造业出海、文化出海与标准出海是一个国家走向全面出海必然经历的三个阶段，日韩走完了前面的三分之二，却被永远困在了最后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标准出海或者说标准之争对中国的重要性，不是一个商业或技术课题这么简单，它是东亚文明再一次尝试打破全球不平等分工结构的历史任务。

从1840年被炮火轰开国门，被迫接入西方标准体系，到21世纪重新走到规则书写的牌桌前，这条路中国走了将近两百年。日韩用二十年的冲锋，以巨大的代价最终没有换来成功，如今这份不甘的接力棒交到了中国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