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台风、暴雨酷暑，谁该为极端天气买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理想国imaginist ，作者：理想的编辑部

01

“几乎绝无仅有的自然灾害”

那场名为桑迪的超级飓风已经登陆十天了。洛克威是纽约皇后区一条狭长的海边社区，而我们正位于洛克威受灾最严重的街区之一。暴雨聚积的水已经逐渐退去，但成百上千的地下室仍然被洪水淹没着，电力及手机网络服务仍未恢复。

国民警卫队乘着卡车及军用悍马沿街巡逻，确保宵禁令的执行。而当在寒冷和黑暗中挣扎的人们需要帮助时，那些国家及大型援助机构并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

目睹这种抛弃和放任不理，成千上万的年轻志愿者举着“战胜桑迪”的旗帜，组织大家向那些被忽略区域的居民分发衣服、毯子和温热的食物。他们在社区中心及教堂设立恢复中心，在这栋臭名昭著的高耸的安居大楼中挨家挨户地询问居民是否需要帮助。

在洛克威的很多地方，公共服务遭到了大量削减，而且这种情况还在加剧。在暴风雨来临前六个月，当地仅有的两所医院之一——为低收入及年长人员提供医疗服务的半岛医院中心，由于国家卫生部拒绝介入关闭了。免预约诊所试图填补这个空缺，但诊所和他们的药物都被洪水淹没了，目前还未开放。

抗癌及艾滋病药物耗尽，氧气管用空，糖尿病患者没有胰岛素，瘾君子们不知去向。有人病情十分严重，甚至无法冒险走出黑暗的楼梯井和太多的台阶发出求助；有人没有离开，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也无法离开半岛地区（地铁公交停运）；有人担心他们一旦离开就会有其他人入室盗窃。由于电力及手机服务的暂停，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暴风雨来临后、战胜桑迪志愿者出现之前，无论是国家卫生部、市住房管理局或像红十字会那样的大型救助机构都没有人前来探问。

除显著地暴露出需要更好的医疗制度之外，10月份纽约洪水的退去揭露了更多的东西。这次灾难告诉我们依赖于集中控制的能源是多么的危险，一击就能破坏所有的供应。

它告诉我们社会隔离会带来生或死的代价，因为那些不认识自己邻居或害怕自己邻居的人往往是处于最危险的境地。相比之下，在那些紧密团结的社区，邻居们为彼此的安全承担起责任，他们才更能经受住暴风雨的考验。

这次灾难也揭示了高度不平等带来的巨大危险，那些脆弱的、无记录的工作者，以前被监禁的人，或享受公共住房的人往往遭受着更为严重、历时更长的痛苦。在低收入街区，家里不仅被洪水淹没，也弥漫着重度污染化学品及洗涤剂，而这都是由系统性的环境歧视造成的——将有毒行业建设在有色人种生活的地方。

全世界范围内，气候日趋变暖带来的严峻现实与经济紧缩的无情逻辑产生剧烈碰撞，这向我们揭示了在我们最需要时公共领域的匮乏是多么的不堪一击。

02

极端天气频发，公共资金到底要怎么花

在繁荣时期，想要揶揄“大政府”或谈论削减必要性十分容易。但在灾难期间，几乎所有人都丧失了对自由市场的信仰，他们想知道的是，政府会站在他们身后鼎力支持。

我们能够肯定的是，像这种极端的天气事件，它们会一直再来。

20世纪70年代，全球共报道了660起灾难，包括干旱、洪灾、极端高温事件、野外火灾以及暴风雨。而在21世纪前十年，全球报道了3322起灾难，是1970年代的5倍。仅仅30年间，灾难数量的增加已令人难以置信。当然这一切也不是全部由全球变暖造成的，但是气候信号十分明晰。

在同样的三十年间，世界上几乎所有政府都在不断蚕食公共领域的健康和弹性。正是这种忽视一次又一次地将自然灾害变成非自然的灾祸。

应对日益增加的极端天气事件的成本是庞大的。在美国，每一次大灾难都要花掉纳税人10亿美元以上。应对超级飓风桑迪的成本大约为650亿美元，在此前一年的飓风艾琳造成了大约100亿美元的损失；2011年是历史上全球自然灾害带来损失最大的一年，总损失至少为3800亿美元。

政策制定者们依然沉浸在经济紧缩的逻辑中，这些日益增长的紧急支出通过对日常公共支出的削减来抵消，这会使社会在面临下一次灾难时更为脆弱，从而形成一种典型的恶性循环。这样忽视我们社会的基础设施原本就不是好事。而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这种危险的决策简直致命。

公共资金需要花在什么地方现在绝非秘密。一大部分公款花在那些已经讨论过的雄心勃勃想要减排的项目上，如智能电网、轻轨、市级堆肥系统、房屋改造、有远见的交通系统，以及有利于解决交通拥堵的城市再规划。

公共资金也应当用于那些同样重要但可能不那么光鲜的项目及服务上，让我们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严重天气，如雇佣更多消防员、改善防风大坝。这也意味着要出台新型的、非营利性的灾害保险项目，当人们在飓风或森林火灾中失去一切时，能够摆脱对私营保险行业的依赖。

面对严重的气候影响，菲律宾、肯尼亚、孟加拉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这种改善的需求当然更大。他们需要上亿美元来修建防波堤，建立食物、淡水和药物的存储及分发网络，创办早期预警系统及飓风、龙卷风、海啸庇护所，以及能应对气候相关疾病的卫生保健系统，如疟疾。

尽管这些国家也需要防止政府腐败的相关机制，但是现在这种把医疗和教育预算花在跨国公司昂贵的灾害保险项目上的做法是不应该的。这些国家的居民应得到那些造成全球变暖的国家（或公司）的直接补助。

03

谁污染，谁买单

读到这里，明智的读者可能会问：我们到底怎样才能为这一切买单呢？这确实是一个关键问题。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2011年曾做过这么一个调查：在土地和水资源不恶化的前提下，要解决贫困问题，增加粮食产量以消除饥饿，以及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人类需要花费多少资金？答案是：每年花费1.9万亿美元，持续40年。同时，“至少有一半的投资都必须花在发展中国家”。

然而大家都知道，除了少数快速增长的所谓新兴经济体，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削减开支。在北美和欧洲，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仍是削减国外援助和减少气候项目的托辞。

在南欧各地，一些环保政策及法规已被削除。在西班牙，这一情况尤为明显。在财政紧缩的压力下，政府大幅削减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导致太阳能项目和风力发电厂深陷困境，面临违约或倒闭。

因此，倘若我们承认政府已然破产，而且也不太可能像为银行一样为气候系统采取“量化宽松”（又称为印刷钞票）的政策，那么，气候项目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由于我们只有短短几年时间去大幅降低排放量，唯一合理的做法就是全面贯彻在西方法律中已经确立的原则：谁污染，谁买单。

长久以来，化石燃料公司很清楚他们的核心产品正在使地球变暖。然而，他们非但不接受这一既成事实，反而时时刻刻在阻挠人们应对气候变化的举措。同时，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却仍然是历史上最赚钱的公司。这些公司之所以富有，恰恰是因为他们将清理污染的成本分摊在了普通民众头上。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的，就是这种现状。

没有强有力的行动，现状是不会改变的。十多年来，一些石油巨头声称自己正在主动拿出利润投资可再生能源的转变。然而，美国进步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2008年前五大石油公司1000亿美元的利润之中，仅有4%被用于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替代能源企业”。

相反，石油巨头公司继续将利润用于回报股东，支付高得离谱的高管薪酬，以及投资研发提炼更脏、更危险的化石燃料的新技术。

鉴于这种发展状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迫于法律强制，化石燃料公司才会资助可再生能源转型，并对因其污染而恶化的气候所造成的巨额损失进行补偿。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阻止化石燃料的利润持续流向高管和股东的口袋呢？高额碳税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获取部分公司利润的方式。只要附带诸如减税或所得税抵免之类的慷慨的再分配手段，来帮助穷人和中产基层消费者平抑增高的燃料和取暖价格，这就是可行的。

加拿大经济学家马克·李指出，设计得当的话，“我们可以建立起一种累进的碳税体系，它既能提高排放温室气体的价格，还可以减少贫富不均”。对于政府而言，从污染利润中获取分红的一个更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谈判提高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的使用费，让资金流向“遗产信托基金”，该基金将专门用于建立一个超越化石燃料的未来，并帮助社区和工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

可以预料，化石燃料企业会抗拒一切分割利润的新规则。因此，包括吊销营业执照在内的严苛处罚，都要摆到台面上作为谈判条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公司会以撤出某些领域的业务相要挟。

然而，像壳牌石油公司这种跨国企业，一旦花费了数十亿美元建立开采化石燃料的矿井和钻井平台的话，它不大可能会因为使用费上升而舍弃这些基础设施。

此外，在财富和排放量之间存在着简单而直接的关联——更富有也就意味着更多的飞行、驾驶、航海以及多套住房的供电。德国消费者的一个案例研究表明，最富裕阶层的旅行习惯对气候造成的影响，比他们收入最低的邻居高出了250%。

正如托马斯·皮凯蒂等很多人所著述的那样，这意味着，针对位于经济金字塔最顶端高度集中的财富所进行的任何征税措施，只要部分地导入到气候领域，就能让污染者支付高额成本。

记者及气候与能源政策专家加尔·利波表示：“我们应该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因为这是公平之举，还可以改善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并带来一个更加繁荣的经济。不过，为拯救人类文明和降低人类灭绝风险提供资金，是另外一个以公平的税率向富人征税的好理由。”

但我必须说，“谁污染，谁买单”原则并不能仅仅针对超级富人。普林斯顿大学环境研究所所长和普林斯顿“减碳行动”的负责人之一斯蒂芬·皮卡拉认为，全世界最富有的约5亿人制造了全球碳排放量的一半。这个群体包括了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富人阶层，尤其像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国家的富人，还有北美和欧洲的大部分中产阶级。

04

何为公平

除资金紧缺这一简单事实外，“谁污染，谁买单”引领气候融资还有现实的政治因素的考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应对气候危机可以给大多数人提供实实在在的好处，但切实的解决方案也必然会需要短期和中期的牺牲，还会带来各种不便。

我们了解到，在过去因危机而作出的牺牲之中，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定量配给、保护以及价格控制，其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对公平的认知。

比如，二战期间，英国和北美社会各阶层，即便是富人，都被要求以更少的物资度日。事实上，尽管英国的整体消费下降了16%，战争期间穷人的热量摄取却增加了。这是因为政府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口粮超出了他们平时买得起的份额。

1942年价格管理署的一本小册子辩称，定量配给是美国传统的一部分。其中提到：“什么是定量配给？首先，让我们确定什么不是定量配给。它不是挨饿，不是等待面包的长队，更不是伪劣产品。相反，它是一项在需要的人群之中公平分配我们拥有的供给品的社区计划。

其次，定量配给不是‘非美国式的’。面对食品及衣物短缺，美国最早的移居者们汇集其宝贵的物资，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将其分配给每一个人。定量配给那时是一种美国式的理念，如今依然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在国家的福祉需要时，平等分享，共同牺牲。”

政府也在明确公开打击那些腰缠万贯、左右逢源却破坏规则的人，从而释放出一个信号：没有人是例外。这种对于公平的认知，亦即无论权贵还是平民都要遵守同一套规则，到目前为止却在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完全缺席了。

数十年来，普通民众被要求关掉他们的灯，穿上毛衣，并为无毒清洁用品和可再生能源支付高价，却眼看着最大的污染者获得扩大排放量的许可而免遭处罚。

持续将全部负担加诸个体消费者的气候变化应对措施，注定要失败。我们能够从这些情况中吸取的经验，并不是人们面对气候危机时不会做出任何牺牲，而是他们已经受够了不平衡的牺牲文化：个人被要求为可能的环保方案支付更多的费用，而大公司却逃避管制，不仅拒绝改变他们的行为，甚至还继续进行更多的污染活动。

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目睹这一切后，人们失去了早期活动时的热情，并明确表示，除非谈判桌上的政策方案是公正的，他们才会做出进一步的牺牲。这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可以不承担责任。

要投资社会项目以实现公正的转型，除穷人之外，每个人都必须加税。但如果募集的资金能够用于社会项目和服务以减少不平等并使生活更加安全、稳定，那么公众对税收的态度很有可能也发生转变。

显而易见，要说服世界上几乎每个政府实施我所描述的再分配气候机制，实在是困难重重。但我们应该清楚挑战的性质并不在于我们的穷困或者无计可施，而在于我们的统治阶级完全不愿意去找有钱人，而且企业阶级也死硬地拒绝支付他们在公平分配中应付的份额。

正如我在美国哈兰学会遇到的气候变化否认者所恐惧的那样，在打破僵化的自由市场规则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迅速进展之间，存在着直接关联。

这就是为什么，倘若我们要共同应对这场危机的巨大挑战，强健的社会运动需要一个特殊的政治领导层，它不仅致力于迫使污染者为针对气候变化的公共事业买单，更愿意复兴两项失去的技艺：长期的公共计划以及向强大的公司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