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思齐之后，宝马总部也换上“转型派”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经观感知 ，作者：吴元

7月16日，宝马集团宣布，现任布鲁塞尔航空首席执行官Dorothea von Boxberg（多萝西娅·冯·博克斯伯格）将于9月1日进入宝马集团董事会，负责集团人力资源与房地产事务，并担任劳工事务董事，接替即将离任的Ilka Horstmeier（伊尔卡·霍斯梅尔）。

一家汽车集团从航空业引入人力资源负责人并不常见。宝马给出的理由是Dorothea von Boxberg具有丰富的转型经验，也能够从汽车行业之外审视宝马当前的组织问题。

宝马集团监事会主席Nicolas Peter（尼古拉斯·彼得）表示，Dorothea von Boxberg拥有实施转型项目的经验、技术背景和外部视角，可以推动宝马未来数年的结构调整。新任宝马集团董事长‌Milan Nedeljković（聂科维）则表示，宝马面临的新挑战，需要集团持续调整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

由此可见，这次人事调整并非常规的董事会换届。宝马需要的也不只是一名传统意义上的人力资源负责人，而是一名能够处理组织变革、成本效率和劳资关系的“转型操盘手”。

从航空业找来“转型派”

Dorothea von Boxberg现年52岁，曾先后担任汉莎货运首席财务官、董事长以及布鲁塞尔航空首席执行官。在进入航空业前，她还拥有企业咨询经历，职业路径横跨财务、运营和组织管理。

这段履历与宝马当前的需求高度契合。

6月16日，宝马集团突然下调2026年业绩预期，将汽车业务息税前利润率预期由此前的4%至6%降至1%至3%，集团税前利润预计将出现显著下降。宝马同时将全年汽车销量预期由与上年持平调整为小幅下降，并宣布加速推进结构和效率措施。

宝马将此次预警归因于中国汽车市场进一步走弱、中东冲突推高能源成本及影响全球市场信心。中国市场的下滑尤其明显。2026年第二季度，宝马在华交付量同比下降约30%至11.78万辆，拖累集团全球销量下降4.9%。欧洲和美国市场的增长未能抵消中国及亚太地区的损失。

利润预警发布后，宝马管理层与员工代表开始准备新一轮效率谈判。与大众、奔驰已经启动的大规模裁员相比，宝马目前尚未采取同等规模的人员削减措施，但人力资源董事的更替，显示组织和用工结构即将成为宝马降本计划的重要部分。

在德国汽车企业的治理结构中，人力资源董事同时承担劳工事务协调职责。宝马希望压缩成本，又需要避免剧烈裁员对生产体系、新世代车型爬坡和劳资关系造成冲击。来自航空业的Dorothea von Boxberg，处理的正是这类高固定成本、强工会参与和复杂全球网络下的转型问题。

在宝思齐之后

宝马这轮对“转型型高管”的偏好，此前已经在中国业务中有所体现。

2025年8月，宝思齐接替戴鹤轩，出任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宝思齐并非销售或产品出身，在加入宝马前后长期从事财务和金融业务，曾任宝马集团财务高级副总裁、集团司库，并负责宝马在美洲地区规模最大的金融服务业务。

当时的华晨宝马正处于新世代车型国产前的投入高峰，同时面对中国豪华车市场价格体系松动、经销商盈利压力增加和新能源产品竞争加剧。宝马将一名具有财务和资金管理背景的高管放到沈阳，其任务显然包含加强投资回报、成本纪律和经营效率。

2026年4月，宝马集团大中华区也完成换帅，由柯睿辰接替高翔出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不到一年时间，宝马在华晨宝马、宝马大中华区和集团董事会三个层级接连调整关键岗位。

从宝思齐到Dorothea von Boxberg，宝马选择高管的逻辑并未改变。集团正在增加具有财务、运营和组织转型经验的管理者权重，希望借助更严格的流程和成本管理，为新世代车型投入腾出空间。

宝马并未选择全面收缩。按照计划，集团将在2027年前推出超过40款全新或改款车型，新世代技术也将逐步扩展至现有产品体系。宝马在中国推出了长轴距版新世代BMW iX3、BMW i3以及应用新世代技术的7系，沈阳生产体系仍是集团电动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也决定了宝马的降本方式不能简单复制大众。后者可以通过关停产能、压缩车型和裁员迅速降低支出，宝马则需要同时承担新平台投资、产品换代和中国业务调整。成本必须降下来，支撑未来产品的组织能力又不能被削弱。

因此，宝马的人事调整正在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线索。即在产品端押注新世代，在管理端启用“转型派”。宝思齐负责守住中国生产与经营体系，Dorothea von Boxberg则将面对更大范围的组织、人员和成本重构。

宝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伤及产品投入和制造能力的情况下，将汽车业务利润率从低至1%的边缘重新拉回正常水平。新任人力资源董事的到来，意味着这场调整已经从市场和产品层面，进入宝马集团内部的结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