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命案引爆英国“文化战争”，锡克教徒为何成为靶心？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南亚研究通讯 ，编译：黄耀萱，作者：Shinder S Thandi，原文标题：《编译 | 一桩命案引爆英国“文化战争”，锡克教徒为何成为靶心？》

编者按

2025年12月，英国南安普敦发生一起持刀杀人案。行凶者系锡克教徒，媒体最初误将凶器指认为锡克教礼仪短剑“基尔潘”（kirpan），随即在英国国内引发一场围绕宗教权利与所谓“双重标准执法”的争论。然而，真正用于行凶的是一把非法攻击性武器，并非依法享有宗教豁免的基尔潘，但这一关键事实很快被政治化舆论所掩盖。英国右翼力量借机将该案纳入反移民、反多元文化主义的叙事框架，放大针对锡克社群的敌意。本文回溯锡克教尚武传统、殖民时期锡克人与英国的复杂关系，以及头巾与基尔潘在英国获得法律承认的曲折历程，指出这些权利不能简单视为对少数族裔的“特殊优待”，而是长期的社会与法律抗争结果。这场风波还暴露出一个深层问题：“模范少数族裔”地位从来不是融入主流社会后便可永久持有的身份凭证，而更像是多数社会暂时授予、随时可收回的有条件认可。即便锡克群体已在英国扎根数代，一旦某个个体的犯罪行为被舆论放大为整个族群的代言，这种认可便会骤然崩塌。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左为遇害者亨利·诺瓦克（Henry Nowak）。图源：《澳大利亚人报》

2025年12月3日，一名18岁的英国金融专业大学生亨利·诺瓦克（Henry Nowak）在南安普敦与朋友们夜游后，遭23岁的维克鲁姆·迪格瓦（Vickrum Digwa）持刀连刺数刀，最终身亡。媒体第一时间报道称，凶器为锡克教礼仪短剑“基尔潘”（kirpan）。2026年6月1日，南安普敦刑事法院陪审团裁定迪格瓦谋杀罪名成立，判处其终身监禁，且至少须服刑21年。

检方指控，迪格瓦当时实际携带了两把刀具：一把为礼仪用短剑基尔潘，佩戴于衣内颈间；另一把则被法官描述为“大型锡克教匕首”，正是后者被用于行凶。尽管迪格瓦及其家人声称他曾遭受种族歧视辱骂，但该说法并无实据。据称，诺瓦克与迪格瓦之间仅有过短暂交谈。诺瓦克在打量迪格瓦的外貌后，无意中问了一句：“你是坏人吗？”迪格瓦则回答道：“是的，我是。”随后，双方发生扭打，迪格瓦随即持刀刺向诺瓦克。由于没有目击者，当时究竟说了什么、又是什么让迪格瓦愤而拔刀，已难以确知。在缺乏更多信息的情况下，很难不同意法官的判断——此案中并不涉及种族主义行为。

维克鲁姆·迪格瓦（Vickrum Digwa）。图源：LBC

判决宣布后的几天，对英国锡克群体而言，是一段沮丧且令人忧虑的时期。公众的强烈反应和媒体报道迅速发酵，演变为一场全国性大讨论，议题涉及种族与种族主义、持刀犯罪、基于宗教身份给予少数群体的法律豁免、社群责任与问责，以及所谓“偏袒少数族裔”的“双重标准执法”问题。

迪格瓦的谋杀案令整个锡克社群陷入极度尴尬的境地，也使锡克教徒行使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受到严密审视。然而，英国媒体和社媒上的讨论却暴露出，英国社会对锡克教徒及其宗教存在惊人的认知空白。在电台热线访谈节目中，不少听众将锡克教徒与新近抵英的移民混为一谈，完全忽略了锡克群体在英国已有悠久历史，且其宗教权利早已纳入英国法律框架这一事实。

这些夸大报道和错误信息表明，一场个体悲剧足以使整个社群陷入动荡和恐慌，令其如临围攻，击碎了该社群长久以来的自我形象认知——锡克教徒是一个“成功融入英国社会、经济富足、且为英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群体”。

一、英国锡克教徒与

佩戴基尔潘的权利

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英格兰和威尔士生活着略多于50万名锡克教徒。较十年前的42.3万人有所增加，但增幅不大。英国锡克社群是一个高度多元、涵盖多个世代的群体，其多样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包括礼拜场所和宗教传统的差异，以及阶级、种姓和职业分工的不同。

英国锡克群体总体上经济状况较好，具有较强的职业伦理，遵纪守法，且已深度融入英国社会。其主要原因在于锡克群体拥有悠久的移民历史。一些研究者认为，锡克人向英国迁移可追溯至1854年，即旁遮普被并入大英帝国五年后，年轻的旁遮普大君达利普·辛格（Dalip Singh）被流放至英格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的锡克人口数量仍然十分有限。直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锡克移民数量才开始迅速增长，逐渐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海外社群。

在2024年英国大选中，共有11名锡克教徒当选为议员，创下历史纪录。其中6人为女性，仅4人佩戴头巾，这11人均隶属工党。南安普敦选区议员、内阁办公厅政务秘书萨特维尔·考尔（Satvir Kaur）所代表的选区，正是迪格瓦居住的地区。她也是所有锡克裔议员联合声明的签署人之一，该声明谴责了诺瓦克遇害案，并向其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

锡克教徒在接受甘露礼后需终身持守五项信仰标志：蓄长发（Kesh）、戴钢手镯（Kara）、佩戴发梳（Kangha）、佩短剑（Kirpan）、穿特制短裤（Kachchera）。因五项标识首字母均为“K”，故被统称为“五K”。图源：sikhsangat

阿姆利特达里（即受过甘露礼的教徒）锡克教徒在接受甘露礼（amritsanchar）后，有义务佩戴五件信仰标志，即“五K”。之所以称之为“五K”，是因为这五件物品在锡克教使用的古木基文（Gurmukhi）中均以字母“ka”开头。基尔潘（Kirpan）便是“五K”之一。该词本身由两个词组合而成：kirpa意为“恩典”，aan意为“荣誉”或“防卫”。因此，锡克教徒将基尔潘视为信仰的象征，代表着人的尊严、反抗不公的责任，以及保护弱者和弱势群体的义务。作为宗教礼仪用品的基尔潘通常长约5至7英寸，刀刃呈弧形，置于刀鞘内，并固定在一条被称为“gatra”的布带上。布带斜跨身体，从一侧肩头绕过，穿过另一侧腋下。gatra通常佩戴在衣服内侧，不过如今，也有一些锡克教徒倾向于将其外露。

基尔潘在锡克教礼拜仪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常出现在仪式的最后阶段。例如，主持宗教仪式的格兰提（granthi）会用基尔潘触碰卡尔帕萨德（karah parshaad），即一种以小麦粉制作的甜食，也会在朗加尔（langar，锡克教公共厨房提供的素食）分发给桑加特（sangat，即参加礼拜的信众）之前，用基尔潘进行触碰。此举象征食物在供人食用前已蒙受古鲁（Guru）的恩典。大多数锡克教徒并非阿姆利特达里，因此并无佩戴“五K”标志的强制性义务。不过，许多人仍然佩戴头巾并蓄须，这类信徒通常被称为凯什达里（Keshdhari）锡克教徒。多数人则只选择佩戴“卡拉”（kara），即铁制或钢制手镯，以此象征其萨赫杰达里（Sahejdhari）宗教身份。

然而，无论是否属于阿姆利特达里，所有锡克教徒都与基尔潘存在一种密切关系，不论他们是否有意识地承认这一点。每一名锡克教徒进入谒师所（gurdwara）后，在《古鲁·格兰特·沙哈卜》（Guru Granth Sahib，锡克教主要经典）前俯身行礼。他们所礼敬的不仅是被视为“活的古鲁”的这部经典，也包括陈列在经典前方的武器，其中便有一把或数把基尔潘。锡克教新郎前往谒师所举行婚礼时，通常还会随身佩带一把约3英尺（约0.9米）长的礼仪长剑。在谒师所内外发生冲突时，敌对双方拔剑相向的情形亦非罕见，尽管这种行为明显违背锡克教行为规范（maryada）。要理解锡克教徒为何会与基尔潘形成如此紧密的关系，可以从锡克教历史上的一些关键事件谈起。

二、尼杭武士与武器崇敬

目前，人们掌握的有关维克鲁姆·迪格瓦（Vickrum Digwa）的信息十分有限。不过，从媒体照片中可以看到，他身着蓝色服装，这表明他可能是尼杭（Nihang）武士团体的一员。尼杭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6至17世纪，早期曾被称为阿卡利锡克教徒（Akali Sikhs）。到锡克教第十代古鲁戈宾德·辛格（Gobind Singh）时期，这一群体日益兴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戈宾德·辛格本人也在1708年遇刺。从历史上看，尼杭是冲锋在前的武士，随时准备为信仰、锡克主权以及尚武传统献出生命。正是戈宾德·辛格规定，基尔潘应成为锡克教徒必须持守的“五K”之一。

基尔潘是一种宗教礼仪短剑，在英国法律中享有特殊豁免。而佩什卡布兹（pesh kabz）则是一种传统上由尼杭武士携带、具有攻击用途的武器。

英国究竟有多少尼杭传统的追随者，目前并没有确切数据，但这一传统在英国拥有数量可观、却不太引人注意的信众。近年来，尼杭传统越来越受到欢迎，尤其是在城市宗教游行（nagar kirtan）和维萨基节（Vaisakhi）庆祝活动期间。其表现形式包括穿着卡尔萨服饰（khalsa saroop）、展示武术训练（gatka），以及演示被称为传统兵器技艺（shastar vidya），即“武器之学”。在英国出生的锡克儿童尤其容易被这种尚武传统及其各类兵器所吸引。与更为流行的东亚武术相比，尼杭武术与他们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传统联系更为直接，因此更容易产生亲近感和认同感。

一些锡克教徒则对尼杭传统在年轻人中的吸引力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一些年轻人在接受甘露礼（amrit）并穿上尼杭传统服饰时，可能尚未充分理解这种身份所包含的宗教意义和相应责任，也未接受与之相匹配的适当训练。

据称，迪格瓦当时携带了一把大型佩什卡布兹。这是一种源自印度—波斯地区、原本具有刺穿铠甲用途的匕首。基尔潘与佩什卡布兹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宗教礼仪短剑，在英国法律中享有特殊豁免。后者则是一种传统上由尼杭武士携带的攻击性武器。据报道，迪格瓦使用的正是这把长达21英寸（约53厘米）的非法武器，并用它连续刺击亨利·诺瓦克五次。

尽管迪格瓦在这起持刀伤人事件中使用的并非其宗教礼仪用的基尔潘，但这一案件仍使基尔潘重新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工党领导层已承诺重新审查有关基尔潘使用的规定，这可能导致更为严格的限制。不过，右翼民粹主义政治人物所主张的全面禁令，恐怕仍很难真正付诸实施。

三、对锡克宗教象征的认同

自殖民统治时期以来，锡克教徒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几经反复，爱恨交织，而围绕基尔潘等宗教象征产生的争议，正是这种复杂关系的一个缩影。1849年，旁遮普被并入英属印度，但英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并不轻松。随着殖民当局进一步介入农业和宗教事务，旁遮普人的抵制不断增加。多个领域的社会抗议促使殖民当局加强镇压和强制管制，而压制性立法又进一步激起反抗。

围绕基尔潘的争议便是其中一例。英国殖民当局一度试图依据1878年《印度武器法》禁止基尔潘，但在遭到激烈抗议后最终放弃。与此同时，殖民政府仍通过1919年《罗拉特法》（the Rowlatt Act）等措施限制公众集会，并镇压所谓扰乱秩序和煽动叛乱的行为。这种高压统治在1919年的札连瓦拉园大屠杀（the Jallianwala massacre）中达到高潮，进一步加深了锡克教徒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愤怒。此后，在1920—1925年的谒师所改革运动中，锡克教徒与殖民当局之间围绕宗教场所管理权等问题的斗争仍在继续。

乌达姆·辛格（Udham Singh）亲历了札连瓦拉园大屠杀，并将为惨案复仇视为毕生使命。1940年3月，他最终在伦敦刺杀了惨案发生时担任旁遮普副总督的迈克尔·奥德怀尔（Michael O’Dwyer）。

锡克教徒开始迁往英国时，英国统治阶层对他们的历史和宗教习俗已经相当了解……尽管如此，锡克教宗教象征的法律地位，尤其是头巾和基尔潘，并非锡克教徒提出要求后便自然获得承认，而是经过争取才逐步确立起来的。

与此同时，锡克人也逐渐成为英属印度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次英国—锡克战争，即1845—1846年的第一次战争和1848—1849年的第二次战争结束后，英国曾解除战败锡克军队的武装。然而，1857年起义失败后，随着俄国对印度西部边境构成威胁，加之大英帝国持续扩张，被殖民当局视为“尚武民族”的锡克人开始被大规模征募进入英属印度军队，其人数远高于其在人口中的占比。

锡克士兵及其鲜明的宗教身份，也由此成为大英帝国军事与殖民秩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被派往从非洲到中国的广大地区，承担驻防和维持帝国秩序等任务。为了确保锡克士兵的忠诚，英国当局尽力使他们能够继续恪守卡尔萨身份，包括允许他们在战场上佩戴头巾和基尔潘。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超过8.3万名锡克士兵在为大英帝国作战时阵亡，另有约11万人受伤。军人的跨地区流动，也推动了早期锡克侨民社群在东南亚、东非和加拿大等地形成。锡克人一直对这段历史贡献颇为自豪，也常常主动向年轻一代讲述这段经历。诺瓦克谋杀案发生后，英国议会的相关辩论中也再次出现了这种历史记忆。锡克裔议员尤其强调，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恶行损害整个锡克社群的形象，更不应让整个群体为个体犯罪承担集体责任。

上述历史回顾还表明，当锡克教徒开始迁往英国时，英国统治精英对他们的历史和宗教习俗已经相当了解。不过，对于后来的几代英国人是否仍具备同样程度的认识，很难一概而论。即便如此，锡克教宗教象征，尤其是头巾和基尔潘的法律地位，也并非在锡克教徒提出要求后便顺利获得承认，而是经过长期的法律斗争才逐步争取到的。

1983年的“曼德拉诉道尔·李案”（Mandla v Dowell Lee）是这一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该案确认锡克教徒构成一个独特的族裔群体。此前，围绕公交车售票员能否佩戴锡克头巾而不戴制服帽的争议，也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抗议乃至绝食行动才最终得到解决。此后，交通运输领域对锡克头巾的认可又进一步延伸，建筑工人和摩托车驾驶者也逐渐获得相应豁免。

锡克教徒能否佩戴基尔潘同样长期存在争议，因为在普通公众眼中，基尔潘往往被视为一种刀具。经过锡克社群利益团体长期游说，这一问题才在对基尔潘的尺寸和使用方式施加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得到部分解决。然而，即使取得了这些法律豁免，锡克教徒在日常生活中仍无法完全避免歧视。例如，在求职面试、搭乘飞机，以及进入音乐会、体育赛事等场所时，他们仍可能遇到阻碍或区别对待。

四、“双重标准执法”的迷思

诺瓦克案件重新引发了英国一场原本已沉寂多年的争论，即阿姆利特达里锡克教徒是否享有携带宗教礼仪基尔潘的法律和宗教权利。在媒体采访中，许多人将这起持刀伤人事件形容为“骇人听闻”和“国家悲剧”，并敦促首相基尔·斯塔默（Keir Starmer）重新审视有关持刀犯罪的政策指引。

警方随后公布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迅速被右翼和保守派政治人物抓住。他们宣称，这段视频公然暴露了英国所谓的“双重标准执法”：面对少数族裔时执法较为宽松，对“白人”则采取更加严厉的方式。

警方最初的处置似乎印证了迪格瓦家人的说法，即维克鲁姆·迪格瓦才是种族辱骂的受害者。然而，判决作出后不久，警方公布的执法记录仪视频呈现了另一番情形。画面显示，警方到达现场后，将已经瘫倒在地的诺瓦克逮捕并戴上手铐。当时，身受刀伤的诺瓦克反复表示自己无法呼吸，但警方起初并未相信他的说法。随着诺瓦克逐渐失去意识，警方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随后解开手铐并开始实施急救。但救护车尚未赶到，诺瓦克便已经死亡。汉普郡警方此后被迫就其现场处置方式公开道歉。

迪格瓦的母亲基兰·考尔（Kiran Kaur）也因移走案件中使用的那把大型刀具而受到起诉并被判有罪，定于7月接受量刑。迪格瓦的其他家庭成员此后也可能面临进一步指控。

这段警方执法记录仪视频迅速被右翼和保守派政治人物抓住，用来证明英国存在所谓的“双重标准执法”：对少数族裔采取较为宽松的执法方式，对“白人”则更加严厉。视频公布次日，英国改革党领导人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发表了一次“紧急讲话”，敦促政府取消锡克教徒携带基尔潘所享有的法律豁免，并号召公众以“纯粹而冰冷的愤怒”作出回应。他的许多同僚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并声称英国社会的“反白人种族主义”正在加剧。“恢复英国”（Restore Britain）领导人鲁珀特·洛（Rupert Lowe）的政治立场甚至比英国改革党更加右翼，并获得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支持。据报道，他声称：“凶手应当被处决，他的家人应当被驱逐出境。”

仿佛是在响应法拉奇关于公众应以“纯粹而冰冷的愤怒”作出回应的号召，知名右翼活动人士汤米·罗宾逊（Tommy Robinson）随后在南安普敦举行了一场集会。集会最终演变为严重的暴力冲突，造成11名警察受伤，另有超过11人因涉嫌暴力扰乱公共秩序而被捕。面对不断上升的政治压力，内政大臣沙巴娜·马哈茂德（Shabana Mahmood）在议会发表口头声明，将这起持刀杀人事件称为“邪恶行径”。她责成英国警察行为独立办公室（Independent Office for Police Conduct，IOPC）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调查，以查明事实并评估可能产生的后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她还特意赞扬了诺瓦克家人那番有力的表态。诺瓦克家人明确表示：“我们不希望他的死亡被用来制造更多的分裂、仇恨或紧张。”

然而事情确确实实就这么发生了。

五、英国的“文化战争”推动者

英国经济长期停滞，又受到英国脱欧的持续影响、新冠疫情以及特朗普贸易战等因素的叠加冲击，由此带来政治动荡、恐惧与不确定感，并加剧了失业、社会不满和挥之不去的悲观情绪。这些因素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环境，而它们近年来在全国和地方选举中不断获得支持，声势也随之增强。法拉奇等右翼政治人物，以及因担忧英国改革党崛起而日益采取类似立场的反对党领袖凯米·巴德诺赫（Kemi Badenoch），都公开效仿特朗普在大规模移民问题上的政治话语和政策，试图触动公众内心深处的恐惧，以此争取选票。

右翼“文化战士”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在试图让历史倒退，同时否认少数族裔在消除种族不公方面经过长期努力才取得的有限进展。

除了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外，这场“文化战争”也可以被视为对多元文化主义、反种族主义以及多样性、平等与包容（DEI）政策的反弹。右翼政治力量指责这些政策以牺牲白人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对少数族裔加以安抚、扶持和优待。按照他们提出的方案，这些政策需要得到“纠正”，首先便是改革甚至废除《2010年平等法》，终结所谓的“双重标准执法”，并取消给予少数族裔的特殊豁免。

这些主张意味着将大量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证据一笔勾销，或干脆置之不理。这些证据长期揭示了少数族裔在就业、住房和医疗健康等领域所面临的种族劣势、歧视和不平等。所谓“双重标准执法”，以及刑事司法体系对少数族裔过于宽纵的说法，同样无视了多份重要调查报告的结论，其中包括1981年布里克斯顿骚乱后发布的《斯卡曼报告》、1999年斯蒂芬·劳伦斯谋杀案后发布的《麦克弗森报告》、2021年种族与族裔差异委员会发布的《休厄尔报告》，以及莎拉·埃弗拉德（Sarah Everard）谋杀案后于2023年发布的《凯西审查报告》等。事实上，右翼“文化战争”推动者的诉求无异于让历史倒退，否认少数族裔在消除种族不公方面缓慢而有限的进展，并试图让社会重新回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状态。

一些评论者认为，在“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之后，反种族主义方面或已出现某种程度的“矫枉过正”，致使警察及其他掌握公权力者唯恐被贴上种族主义标签。然而，正如议员普里特·吉尔（Preet Gill）等人所指出的，针对锡克教徒的仇恨犯罪仍在持续上升，却未得到充分监测。此前两名锡克女性遭遇带有种族仇恨性质的强奸，更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

六、反思之时

迪格瓦事件给锡克社群留下了若干值得认真反思的教训。这起事件表明，锡克社群自身有必要围绕基尔潘问题进行严肃反思。事件发生后，外界形成的一个总体印象是，锡克社群更多是在不加批判地为基尔潘辩护，却没有明确谴责迪格瓦所携带的非法佩什卡布兹（pesh kabz）。面对即将审查公共场所宗教刀具使用问题的调查，锡克社群又将如何解释这种做法？

锡克政治和宗教领袖，包括推广加特卡（gatka）武术训练的尼杭团体，都需要认识到时代和社会环境已经发生变化，并就阿姆利特达里锡克教徒佩戴基尔潘制定更加明确和严格的规范。否则，锡克社群可能面临失去有关头巾、头盔和胡须等来之不易的法律豁免的风险。对于一个长期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的社群而言，实在经不起再次陷入像此次事件这样充满敌意和错误信息的争论。

法律豁免也意味着承担更多责任，在侨民社会中尤其如此。这起事件还让锡克教徒再次看到自身处境的脆弱性：无论是在英国出生，还是已经成为英国公民，他们仍不断被提醒自己是“外国人”，而非白人身份也使这种脆弱性始终存在。由此，“家园”“身份”和“归属”等问题再次成为许多锡克教徒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议题。

幸运的是，除南安普敦骚乱外，种族敌意此后逐渐平息，并未进一步蔓延。英国主要政党的资深政治人物值得肯定，他们推动舆论焦点逐渐从种族、持刀犯罪和锡克社群本身，转向警方执法、反种族主义培训以及责任追究等问题。不过，这起谋杀案留下的社会记忆恐怕不会很快消退。

作者简介：辛德·S·坦迪（Shinder S.Thandi）是一位退休教授，曾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和英国考文垂大学，同时是《锡克教与旁遮普研究杂志》的创刊编辑。他著述颇丰，研究领域涵盖锡克教侨民及其与故土的关系。

本文编译自印度论坛2026年7月3日文章，原标题为The‘Moment of Madness’that Embroiled the British Sikh Community。原文链接：https://www.theindiaforum.in/society/moment-madness-embroiled-british-sikh-commu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