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魔田默｜企业不是越多越好！一个成熟产业，为什么必须允许失败与退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战魔田默 ，作者：战魔田默，原文标题：《战魔田默｜企业不是越多越好！一个成熟产业，为什么必须允许失败与退出？》

企业越多、竞争越充分，消费者越受益，这句话大多数时候没有错。

一个新产业刚刚出现时，更多企业进入，意味着更多资本、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同时接受市场检验。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产业就在不断试错中寻找效率更高的方向。

但一个行业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进入期。

当高速增长结束，需求增速下降，而上一阶段建设的工厂、设备、渠道和组织仍在持续释放供给，问题就会发生变化。

企业数量继续增加，未必还能产生同样的竞争红利；大量企业生产相似产品、争夺相近客户，行业甚至可能出现一种反常状态：产品持续降价，企业不断投入，产业利润却不断收缩。

今年以来，光伏、钢铁、汽车等多个产业都在重新讨论产能调控、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

它们面对的问题并不完全相同，却共同指向一道成熟产业迟早要面对的命题：一个产业早期需要解决的是怎样让更多供给进入；当供给已经足够多以后，还必须解决低效率供给如何退出。

只有进入，没有退出，竞争就可能从创造效率逐渐变成消耗效率。

01

供给过剩，往往是在最好的时候埋下的

很少有企业会在行业已经明显过剩时突然决定大规模扩产。

绝大多数过剩产能，反而是在行业最景气的时候形成的。

价格上涨、订单增加、利润变厚，资本愿意投资，银行愿意贷款，地方也愿意提供产业支持。从单个企业的角度看，扩建工厂、增加设备、招聘人员，甚至进入新的产业，都可能是合理决策。

问题在于，所有人看到的往往是同一个机会。一家企业根据当前需求决定扩产时，同行也可能正在做出相同判断。等到项目完成融资、拿地、建设和设备安装，最终形成实际产能，往往已经过去两三年，甚至更久。

产能形成需要时间，需求却不会按照企业的投资计划增长。于是，很多产业都会出现一种错位：做投资决策时供不应求，等产能集中释放，需求增速已经下降。

单个企业的决策未必错误，大量企业的理性决策叠加，却可能制造整个行业的过剩。

供给过剩因此不一定来自企业家的集体误判。很多时候，它恰恰是大量企业根据同一轮高增长分别作出理性选择之后形成的集体结果。

更麻烦的是，一旦工厂、设备、人员和债务已经形成，企业面对的问题就从“要不要投资”变成了“怎样让已经投入的资产继续运转”。

进入是一道选择题，退出往往是一道损失分配题。

02

价格战能重新分配订单，却很难完成产业出清

当供给开始超过需求，企业最直接的反应通常是降价。

市场总量不够，就从竞争对手那里抢订单。效率更高的企业希望用价格扩大份额，效率较低的企业同样可能跟着降价，因为不降价意味着更快失去订单。

重资产行业尤其容易陷入这种状态，因为厂房和设备折旧、利息、核心员工薪酬以及大量管理费用，不会随着销量下降同步消失。

只要继续生产仍能贡献现金流、覆盖部分固定成本，企业就可能缺乏立即停产的动力。对背负债务的企业而言，维持现金流有时甚至比维持账面利润更加迫切。

于是，企业越困难，越希望增加销量摊薄固定成本。所有企业同时这样做，价格就会继续承压。

价格下降、弱者失去订单，看起来像是在完成市场出清。实际上，价格战能够重新分配订单，却未必能够重新分配产业能力。

今天的订单从A企业转到B企业，并不意味着A企业的工厂、设备、债务、员工和组织已经消失。只要这些供给能力仍然存在，一旦市场回暖或者价格恢复，停下来的产能就可能再次启动。

所以，订单出清并不等于产能出清。

即便部分产能退出，问题也没有完全结束。工厂归谁、债务怎么处理、技术团队去哪里、品牌和渠道是否还存在价值，仍然需要重新安排。

供给过剩发展到后半程，行业要解决的已经不只是产品卖多少钱，而是谁继续生产、哪些能力应该退出、哪些资产需要转移，以及哪些企业不再适合继续独立存在。

这已经超出了单纯价格竞争能够解决的范围。

03

为什么明知道应该退出，企业还是退不出去？

经济学模型里，一家长期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应该退出，但现实世界远比这复杂。

首先摆在企业面前的，就是沉没成本。

创始人投入多年时间，股东投入大量资本，银行提供贷款，企业建成工厂和渠道。即使未来回报已经明显下降，人们依然很难接受过去投入无法收回。

估值差异同样会阻碍交易。一家公司在行业高峰期可能价值100亿元，进入下行周期以后，潜在买家可能只愿意出30亿元。

原股东往往不会把它理解成“还能卖30亿元”，而更容易理解成“损失了70亿元”，于是交易迟迟无法发生。

大型企业退出时，还会牵动就业、税收、债务、供应商以及地方产业利益。

损失不会只落在股东身上，员工、银行、供应链和地方经济都可能受到影响。只要融资还能继续、债务还能展期、地方仍希望保留产能、股东仍相信下一轮周期会回来，缺乏持续竞争力的供给就可能长期存在。

产业出清于是经常变成一场等待游戏。所有人都知道企业太多，却希望退出的是别人；所有人都知道产能需要减少，却希望留下的是自己。

兼并重组提供了一条介于“继续独立经营”和“彻底清零”之间的路径。

一家企业失去独立竞争力，并不意味着它拥有的一切都失去了价值。工厂可以被收购，品牌可以转让，技术团队可以进入新的组织，渠道和供应链关系也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企业可以消失，能力未必需要一起消失。

产业出清的难点，不只是让低效率企业停下来，而是让仍有价值的资本、技术、人才和资产离开低效率组织，进入效率更高的经营体系。

04

一个成熟产业，必须拥有退出机制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产业发展机制尤其擅长解决“进入”问题。

建设产业园、引入资本、扩大投资、增加企业、迅速形成产能，当市场持续扩大时，这套机制能够以极高效率建立产业规模。

但进入容易、退出困难，会在产业成熟以后形成新的问题。

如果效率已经明显下降的企业长期无法退出，高效率企业即使不断提高市场份额，也仍然要面对旧产能持续释放的价格压力，整个行业的资本回报可能长期承压。

一个成熟市场不能只有创业机制，也必须拥有失败机制。

所谓失败机制，并不是鼓励企业倒闭，更不是为了减少企业而减少企业，而是允许已经失去效率的组织退出，让资金、人才、技术和资产重新流向能够创造更高价值的地方。

竞争的价值，从来不是保证每一家企业都活下来，而是让效率更高的产品、企业和资源配置方式有机会留下。

产业发展的前半程，需要降低进入门槛，让更多企业试错；发展到后半程，还必须建立兼并、出售、破产、债务重组、资产转让和退出机制。

前者决定产业能不能迅速长大，后者决定产业成熟以后还能不能继续提高效率。

一个只能进入、不能退出的市场，最终可能把过去积累的成功转化成未来的结构负担。

05

产业出清，到底应该交给市场还是政府？

低效率供给需要退出，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过程主要应该交给市场，还是由政府推动？

对于大多数竞争性行业，出清首先属于市场机制。

市场经济不仅包括企业进入，也包括企业亏损、出售、兼并、破产和退出。价格下降、利润收缩、融资条件变化和控制权转让，本身就在不断回答一个问题：有限的资源放在哪里，能够获得更高回报？

因此，政府不宜轻易替市场决定哪家企业应该被谁收购，也不宜用行政方式预设行业最终格局。

两家效率都不高的企业合在一起，不会因为规模变大就自动获得竞争力。如果整合不能降低重复投入、提高生产率或者改善资源利用，再大的企业也可能只是更大的低效率组织。

但市场出清也不是在真空中发生，地方保护、债务处置困难、资产交易障碍，以及阻碍低效产能正常退出的非市场化支持，都可能让价格和利润已经发出退出信号的企业继续存续。

因此，政策重点应该放在改善市场完成出清的制度条件，包括减少妨碍跨区域重组的地方保护，完善破产、债务重组和资产交易机制，维护公平竞争，同时为企业退出带来的就业转换、供应链调整和区域产业转型提供必要承接。

市场更适合判断什么产品有竞争力、什么企业效率更高、什么资产值多少钱，政府则需要重点处理公平竞争、金融风险、外部性和社会调整成本。

如果行政力量过度替代市场判断，资源配置容易失真；如果退出带来的金融和社会成本又无人承接，退出本身也可能变得极其困难。

涉及国家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领域，需要更强的公共政策约束。

但这并不改变一般竞争性行业以市场化出清为主的基本原则。

产业治理的目标不应该是人为减少企业数量，而应该是降低资源退出低效率组织、进入高效率组织的制度成本。

06

退出与整合，不是中国独有的产业故事

供给扩张、盈利恶化、企业退出和产业重新集中，在很多成熟行业都曾反复发生。

美国航空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9·11”事件之后，美国航空业遭受重创，随后又经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研究显示，2008年至2013年间，八家美国航空公司经过多轮合并，最终形成四家大型航空公司。

企业希望通过并购扩大航线网络、整合机队和忠诚度体系，同时减少管理和后台系统的重复投入。

集装箱航运业也经历过类似变化。全球金融危机后，需求增速下降，但景气时期订造的大型集装箱船仍在不断交付，行业长期承受运力压力。

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1996年至2022年，全球前20大集装箱承运商控制的运力份额从48%提高到91%；到2022年，前四大承运商控制的运力已经超过全球一半。

航空和航运面对的问题不同，却揭示了同一条规律：高速增长时期，产业主要解决怎样建立更多供给；增长放缓以后，还需要重新决定这些供给应该由多少企业、以什么组织方式继续存在。

产业竞争也由此从争夺新增市场，进入存量资本、资产和组织的重新配置。

07

整合不是企业越少越好

产业需要退出机制，并不意味着行业集中度越高越好。

美国航空业完成多轮大型并购后，网络规模扩大，但竞争者减少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美国政府问责局汇总的多数研究发现，在一些因合并而减少竞争者的航线上，短期内曾出现票价上升和服务质量下降。

联合国贸发会议在讨论集装箱航运高度集中时，同样警告过市场力量过度集中可能削弱竞争。

企业太多可能造成重复投入，不等于企业越少越好。

如果企业合并以后，只获得了更强的市场支配力，却没有降低成本、提高创新效率或者改善资源利用，那么这样的整合并没有解决原来的产业问题。

成熟产业需要处理的，是两种效率之间的平衡。

行业早期，更多竞争者能够带来创新效率。产业成熟以后，规模共享、研发复用、供应链协同和资本配置带来的组织效率会变得更加重要。

企业多到长期集体亏损不健康，企业少到失去竞争压力同样不健康。

允许效率较低的企业退出，与防止产业走向垄断并不冲突。好的产业结构既要允许效率更高的企业扩大规模，也要保留新的企业、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挑战既有巨头的可能。

产业整合最终要提高的是效率，而不是简单提高集中度。

08

退出机制，也是生产率机制

产业进入成熟阶段以后，资源能否从低回报领域及时退出，本身就会影响生产率。

企业退出和破产重组因此并不是成熟市场经济无足轻重的末端机制，而是资源重新配置机制的一部分。

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的经历，长期成为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样本。

资产泡沫破裂以后，日本经济经历了漫长调整。一些经营效率已经很低的企业，因为银行持续展期、债权人宽容以及各种融资支持，并没有按照正常的市场压力及时退出。

后来，这类企业被广泛称为“僵尸企业”。

不能把日本此后的长期低增长简单归因于“僵尸企业”，但越来越多研究发现，当大量低生产率企业长期占用资本、劳动力和信贷，它们带来的问题并不只是自己效率低，还会压缩高效率企业获得资源、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的空间。

OECD对多个经济体的研究发现，一个行业中被低效率“僵尸企业”占用的资本比例越高，正常企业的投资和就业增长往往越弱，资本向高生产率企业重新配置的速度也会受到影响。

OECD在2026年对日本经济的评估中仍然指出，公共贷款担保、补贴性贷款和债权人宽容如果长期维持，可能削弱市场选择机制，使资源滞留在低生产率企业。

日本1990年代相对僵化的退出过程，也被认为给潜在产出带来了明显成本。

因此，问题不再是“企业倒闭是不是坏事”这么简单。

一家仍有改善空间的企业如果能够通过债务重组、资本重组和业务调整恢复竞争力，市场当然应该给它机会；但一家长期失去效率、也看不到修复可能的企业如果始终无法退出，同样会产生社会成本。

好的退出机制并不是让更多企业倒闭，而是提高市场区分两类企业的能力。值得挽救的能够重组，没有持续经营价值的能够退出，原本被占用的资金、人才和资产因此重新进入生产率更高的用途。

OECD针对企业退出与重组障碍的研究也发现，降低相关障碍，可以推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困难企业完成重组，同时让效率最低的企业退出，从而改善资源配置。

下一轮增长仍会到来，新技术也会创造新的市场，但不能把已经形成的低效率结构全部留给未来需求解决。

产业越成熟，越需要具备停止低回报投入、重组资产和退出低效率组织的能力。

09

今天的产业出清，为什么比过去更难？

今天很多行业面对的供给过剩，与几十年前已经有了明显区别。

过去处理产能过剩，主要处理工厂、设备和商品；今天的新兴制造业和科技产业，还沉淀着研发团队、技术体系、品牌、渠道等大量组织能力。

物理产能可以关停，长期形成的组织能力却很难简单清零。有些应该退出，有些值得保留，还有一些需要进入新的企业继续发挥价值。

产业出清因此已经不只是减少多少工厂和设备的问题，而是怎样识别并保存仍然有价值的能力。

另一个变化来自全球市场。过去一个国家内部出现供给过剩时，扩大出口往往能够提供新的需求空间；今天，对于一些行业而言，全球市场本身也存在明显的供给压力。钢铁就是一个典型样本。

OECD发布的《Steel Outlook 2026》显示，全球钢铁过剩产能在2025年已经达到约6.4亿吨；按照已经公布的投资计划，到2028年可能进一步上升至7.45亿吨。

与此同时，全球钢铁需求到2030年的年均增长预计只有约0.9%。

出口仍然重要，全球化也仍然能够为优秀企业提供巨大增量空间，但全球市场无法无限吸收一国产业内部的过剩供给。

如果一个行业长期依赖外部市场消化内部低效产能，国内的供给压力还可能向外传导，进一步增加国际贸易摩擦。

产业成熟以后，资本的评价方式也会改变。

高速增长时期，扩张本身往往能够获得奖励。增量减少以后，每一笔投资都要重新回答投入究竟能够产生多少回报。

企业不仅要知道什么值得继续投，也要知道哪些投入应该停止。

高速增长时期，资本配置更看重扩张能力；进入成熟期后，停止低回报投入，同样成为一种战略能力。

10

到了整合期，企业家要重新回答四道题

行业进入过剩和整合阶段以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很多经验都需要重新检验。

第一，即使行业重新增长，你的利润还能不能回来？

如果需求恢复以后，企业仍然没有成本、产品、技术或者品牌优势，那么等待下一轮周期不会自动解决问题。这意味着企业面对的已经不只是周期波动，而可能是竞争结构发生了变化。

第二，每扩大一分规模，究竟是在摊薄成本，还是在放大低效率？

如果新增销量能够提高工厂利用率、摊薄研发投入、强化采购能力，扩大规模就有意义；如果规模增加以后，组织层级更多、管理费用更高、低效资产继续存在，那么企业越大，问题也可能越大。

第三，公司究竟拥有哪些值得长期留下的能力？

品牌、技术、团队、工厂、渠道、客户关系和供应链都有可能拥有独立价值。但这些能力值得存在，不等于原来的企业边界必须永远存在。

第四，继续独立经营，是否还是这些能力实现最大价值的方式？

答案可能是继续独立竞争，也可能是收购同行、引入战略投资者、出售部分业务，甚至被效率更高的企业收购。

这里需要判断的不是简单的胜负，而是有限的资本和能力放在哪里，能够创造更高的长期回报。

维持一个低效率组织本身，并不等于长期主义。

有时候，主动退出已经不具优势的业务，把资本和人才投入自己更擅长的领域，反而更有利于长期价值。

到了这个阶段，战略不只是怎样继续把公司做大，还包括判断哪些能力必须自己拥有，哪些可以共享，哪些业务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独立维持。

供给过剩最终迫使一个产业回答的，不是还要淘汰多少企业，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有限的资本、技术、人才和产能，究竟应该留在什么样的企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