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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零增长”的“敲门声”来了。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吴林静,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一、“48万”的靴子
“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
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缩减至两位数的人口增量,创下1962年以来新低。
早在去年的“七普”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打过“预防针”。针对我国人口增长出现的放缓趋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答复:“我国人口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现在看还有不确定性。”当时,有专家预计,达到峰值的时间或许是2027年。
一时间,确定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那一天,就成了那只没有落地的“靴子”。出现“48万”,人们开始担忧,是不是等不到2027年那么久了。
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宁吉喆针对“48万”给出解释,一方面是出生人口减少,一方面是死亡人数增多。
1062万的出生人口,7.52‰的出生率,无论总量还是比例,都创下1950年以来的新低。
宁吉喆在发布会上称,出生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是2021年育龄妇女整体比2020年减少500万,其中生育旺盛期的妇女减少300万;其次,叠加婚育年龄推迟、疫情影响的因素,最终导致出生人口总量不尽如意。
1014万的死亡人口,7.18‰的死亡率,无论总量还是比例,则创下自1978年以来的新高。虽然年度死亡人口依旧少于出生人口,但已是“首次达到千万级”。
一个创新低、一个创新高,两个方向共同作用,人口总量虽仍然保持增长态势,但“48万”敲响的警钟,已无法充耳不闻。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0.34‰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又向绝对的零人口增长迈近了一步,但不会在2022年就迎来人口负增长,而是会在几年的“零人口增长波动期”后,然后才进入常态化的负增长阶段。
二、深度老龄化
“从年龄构成看,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4.2%。”
死亡人数绝对值与死亡率创新高,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与之相伴的是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14%。相比2020年,这部分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增加992万人,比重提高0.7个百分点,我国全面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从局部看,“深度老龄化”也在多个省份蔓延。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我国有12个省份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都超过14%。
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已经出台,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去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龄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将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三、14.3%的青年人
“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8822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为62.5%。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1%,比上年平均值下降0.5个百分点。12月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为14.3%,25~59岁人口为4.4%。”
在“七普”基础上,2021年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群体,从绝对数量和比重上都有缩减。
从总量上看,“七普”与“六普”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进一步地,城叔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公布的数据大致推算,再过十年,到下一次人口普查时,劳动年龄人口又将减少4800万人。
具体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0年5~9岁人口9024万人,10~14岁人口8526万人;50~54岁的人口有12116万人,55~59岁的人口有10140万人。忽略死亡因素,往后推算十年,约2.23亿人将成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约1.75亿人将成为新晋劳动力。“老去”与“新晋”的差值,大约就是4800万人。
目前来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这个群体有几个特征:绝对量较大(8.8亿人),规模在缩小(七普减少4000多万人),素质在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0.83年),就业压力不小(存在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
人们对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担忧,最终导向的是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与动力的讨论。经济发展离不开劳动力支撑,劳动年龄人口要创造价值,需要相匹配的工作岗位。
具体来看2021年的调查失业率,5.1%是全年的平均值,整体向好。细看结构,16~24岁这个群体高出平均值不少,全年都在两位数以上。
城叔在国家统计局官网检索发现,16~24岁青年人群的调查失业率鲜有披露,疫情之后官方开始密集公布。
“16~24岁,尤其是20~24岁这部分的青年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此前在接受央视采访中提到,“这部分数据反应的其实就是每年新增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2022年,我国高校毕业生将创下两个历史:毕业生人数最高,毕业生人数增长最大。“千万高校毕业生”是16~24岁青年人群的主力,让这批人有效地参加工作、创造价值,非常重要。
四、新的“人口红利”:从制度来,向改革要
人们对出生率下降、净增人口减少的担忧,背后是深层的顾虑。有一种观点可以解释这种顾虑: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竞争,人口变动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置疑,人口一定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如果过于片面强调人口红利的作用,紧盯人口的绝对数量,认为生育率低了、老龄化了、劳动力少了,经济就不行了,那这种分析未免过于简单粗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曾撰文指出,2010年以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生了逆转,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如何开启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源泉?需要“第二次人口红利”。
催生“第二次人口红利”,不是寄望于生育率回到以往的水平。新的红利,要从制度来,向改革要。
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要实现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的转变,其中之一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北大国发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姚洋同样鲜明提出,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
当新冠疫情让全球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愈加复杂,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依靠人才,发展教育成为重要的解题思路——布局长远,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ID:urban_evolution),作者:吴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