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龄农民工，黑在工地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蓝字计划（ID：NPO2020），作者：红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四月的最后一天，肖常盛骑着三轮摩托车拐进市郊一个即将完工的工地。

他之前偶尔会帮忙往这边拉一些零星的小材料，跟仓库的管理员打过几次照面——这次，他想来问对方能不能帮他和妻子介绍一份粉刷建筑外墙的工作。

肖常盛夫妻俩今年都接近60了，一个独生子常年生着病，家里开支靠他们做小工（工地上工种分类，工作内容是为技术型的大工服务和从事建筑施工中的辅助性工作）来维持。但昨天母亲也突然病倒，夫妻俩加起来不到300元一天的收入立马捉襟见肘，所以他们想再找一份工资高点的大工。

出发之前两人特意收拾了一番，洗了头、又戴一顶帽子遮住白头发——原本染一下效果会更好，但他们不想先花这个冤枉钱——手上、脸上抹了大宝，脚下还塞了三双鞋垫。这都是其他工友的经验，看起来年轻高大些，被录用的概率更大。

管理员好奇他们为什么想做外粉——外粉得坐在吊篮里，上上下下二三十层，给建筑物的外墙做粉刷，胆小和恐高的根本上不了。

肖常盛摆摆手，“我老婆一直做外粉的，她不恐高，做事很麻利的”，妻子也配合地笑了一下。

但最终他们没能得到心仪的活，管理员告诉他们外粉的工作都是包出去的，而且这种高风险的活，55岁以上的基本不要。眼看着时间接近中午，肖常盛夫妻俩最终还是在另一处工地做回了小工，“先把今天的钱赚到，明天再继续找。”

肖常盛不知道的是，接下来，可能小工的活也难找了。

他们打工的地方在湖北省孝感市，前段时间，隔壁的荆州市发了文件要求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从事建筑施工作业。除了荆州，上海、天津、深圳、泰州、南昌等多地也陆续提出了类似的“超龄农民工清退令”。

国家统计局于4月29日发布的《202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9251万人，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为27.3%，连续五年保持着增长。再根据这一数据推算，2021年50岁以上农民工总数约为7985万人，比五年前增长了1883万人。

如果清退令继续推广普及，接下来九年，这近8000万人将不得不离开工地。

1. 工地上的一生

64岁的吴卫华，最后一份长期工是两年前，在南京一个中建系统承建的写字楼项目，他在那里做模板工，负责在需要浇筑混凝土的地方，用模板围合出一个用来固定和塑性的框架。

听来简单，但实际上，模工应该算工地里最复杂的一道工序了，要严格保证尺寸和位置正确，又要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和稳定性能，保证不跑模，还得尽可能构造简单，少用材料、方便拆卸。

吴卫华每天上工都得备上锤子扳手锯子吊线锤卷尺等一大堆的工具：

“你往工地门口看，手上东西最多的就是模工，然后是普通木工，其他的像钢筋工，只需要一个扎勾，架子工（只要）一个扳手，水电、泥瓦和粉刷这些都可以空手来去。”

吴卫华的手艺是从父亲那继承来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吴父是村子里远近闻名的木工，乡亲们盖新房、嫁女儿都找他打家具。但等到吴卫华长大，市场上对手工家具的需求越来少，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他便和同乡结伴去了南部沿海务工。

那大约是1984年前后，当时，因为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地的工厂出现劳动力缺口，中央发了一份文件，允许农民通过自筹资金、自理口粮的方式入城务工、经商——在那之前，国内实施的城乡户口登记和管理制度事实上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的。

六年后，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又取消了粮票制度，直接导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暴增，此后连续多年，年入城农民工数量都在2000万以上。

而这2000万中，大部分都流向了建筑工地。

90年代后中后期，中国开始大幅发力基建，1998年到2002年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73380亿元，年均增长13.1%，比同期全社会投资年均增幅高2.2个百分点。之后2003年到2008年的6年间，基建领域的投资总额又一口气增加到了246770亿元，年均涨幅24.5%，比同期国民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还要高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房地产也在大幅扩张，高楼、水电、交通、信息通讯……城市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变化。

但因为制度的偏见以及和原住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农民工在自己亲手建造起来的城市里并不十分受待见。像吴卫华这样的技术大工还稍微好点，至少工资高，在2010年左右，一天的计时工资可以拿到300元。扣除掉因为下雨和晾模不能上工的时间，吴卫华一个月大约能收入6000元。

他把这些钱寄回老家，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孩子长大之后，又继续帮着付房贷、养育孙辈：“我们农村人从没想过退休的事，活到哪天就干到哪天吧。”

但现在，吴卫华的这个心愿很可能实现不了了。2017年开始，全国的各个工地开始实施实名制管理和电子考勤。再之后，上海率先开始明确规定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超过年龄的不能录入系统，也就没法签订劳务合同和计算工时。

2020年春天，在南京的那个工地，某天中午，工长突然把所有人召集起来，要求大家第二天携带身份证来录个人信息，并补了一句：“超过60岁的就不用录了。”

下午下工时，当时马上就要满62岁的吴卫华收到了解雇通知——因为是超龄，也就不存在任何赔偿和后续安顿的问题。

起初吴卫华既生气又无奈，“我怎么就不能干了”，他技术好，身体也好，模工们用来搭建的模板通常是面积约为0.6平米、厚度接近2厘米的大木方，他一个人就能轻松扛上去，但规定就是规定，工长也没有办法为他一个人搞特殊。

宇文是武汉一家大型建筑国企里的人事经理，在他印象里，大约2019年之后，公司每年都会在各个项目工地进行一波筛查，将60岁以上的民工清退，清退期限过了之后发现工地里还有超龄员工，该项目就会被重罚。

再加上他们公司底下的项目正规，工资也给得高，不少年轻人都愿意来，很少存在招工难的问题，清退起超龄民工来也没什么压力。

很多即将到达年限的高龄民工已经率先担忧起了自己的出路，有人在快手上转发各地的清退令，倒数自己还能干多少年的工地；还有人想趁休工时去工厂或者一些招保安、保洁的地方面试，但那些招聘信息里大多也写着：要求60岁以下。

“多一天也不行”，负责招工的人补充说。

2. 隐形的清退

其实早在“清退令”之前，老龄农民工群体就已经被挤压到了市场的边缘。

四月初，58岁的老黄又被开除了一次。

当时，他通过熟人转熟人的关系，在县城某个商品房项目工地里找到一份杂工的活，给大工们打打下手，搬梯子、递东西等。工资120元一天，每日一结。

老黄的大半辈子都是在工地上过的，年轻的时候做土工，挖过成百上千个基坑和孔桩，和他合作过的工头都夸他勤勉，肯使劲，做出来的活儿扎实。

但年纪大了之后，即便风评再好，大城市那些稍微正规点的工地也进不去了。招工的人会逐一查看身份证，超过60岁不要，50岁以上的则往后排，一旦出现更年轻的应聘者，立马就会被替换。尤其土工这种重体力活，卡得更严。

他过去常年在广东，后来因为找不到工跟着老乡辗转去了福建，再后来为了节省点生活费干脆回了老家的县城，通过亲友之间的人脉找点活干。那些工地通常工价很低，安保条件也有待商榷，但即便如此，这两年愿意要他的岗位也基本只剩下小工和杂工。

三月份老黄总共只做了七天活，两天给市郊的绿化带栽坑，两天拆卸路灯上春节期间遗留的装饰物，剩下三天都是四处做零时的杂工。

这是他今年找到的第一份预计时长超过一个星期的活。四月的赣南尚未迎来梅雨季，老黄计划着如果能做上二十天，两个孙子这个月的生活费就不用问儿子要了。

但刚干到第五天早上，工地要清点材料场上的钢管，工头安排他和另外三个杂工一起，把用不上的那些装车，退回租赁场去。老黄年纪大，工友们体恤他，让他在车上解钩——将钢材从负责搬运的吊车的钩子上解下来，其他人则都在地面上负责装钩。

钢管又重又多，七八十根扎做一捆，为了防止中途散开，固定用的绳索通常都会绑得很紧。老黄一手解钩，还要用令一只手扶住侧边，防止有钢管在解钩的过程中滑落，进度便有点慢。

工地上租吊车是按小时收费的，吊到第七吊的时候，主管过来催进度，见老黄动作不甚熟练，底下的都绑好了上边的还没解开，顿时发了脾气：

“那个老点的，你能不能动作快点，像个猪一样。”

在工地上，像老黄这样的高龄民工挨骂是常事，因为他们大多都是托关系进来的临时工，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任何一个小失误就能决定他们的去留，更何况顶嘴。

老年民工比年轻人工资更低也是常事。理论上来说，民工大多按天计费，年纪大了体力有所下降，完成的工作量少自然工钱也就少，但事实上他们要干的活并不比同一岗位上的年轻人轻。

老黄曾经在另一个工地上做清洁，早上6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中间吃饭的时间还要扣钱，手里的活根本不能停，一停就会招来比自己小20多岁的主管的责骂。

就像眼前的工头一样：“公司请你们来是按时间给工钱的！不是让你们来磨洋工混日子的！这么大的岁数，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滚！不要在这里浪费公司的资源！”

老黄一句也没敢争辩，只默默加快了手头的速度，但最后还是花了比预计要多半个小时的功夫才全部装完。中午接近下班的时候，一个施工员过来给他结了半天的工钱，并通知他“可以走了”，因为主管要求“换个年轻点的过来”。

工地上的午饭自然也不会有老黄的份了，他拎着工具包走出工地，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城市宣传口号的绿色围挡将他和每天120块的工钱隔开。他坐在马路牙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眼睛红了又红。

宁波的李正武比老黄还要大一岁，但他的状况稍微好点——他儿子在工地的钢筋组带班，有这层关系，他至少不会被随意开除，但也仅限于此。

前两天，工地安排他把50根4米长的铁管从仓库搬到塔吊能够得着的地方。他本来有哮喘，一边搬一边咳，胳膊控制不住地发抖。好不容易搬完，塔吊师傅打来电话，说塔吊坏了，要明天才能修好。旁边监工的工头立马急了：“你怎么搞的？搬之前不会先问一下吗？几十岁的人了，做事还这么不长脑子。”

他解释自己也不知情，没人通知他塔吊坏了。工头更生气了：“什么事都要通知你？你是多大的官吗？”

李正武闭上嘴，弯着腰又将铁管一根根搬回料场。工头的声音还在身后跌跌不休：又干半天白工，等下还要吃白饭……和远处李正武听了40年的搅拌机、电钻、锤子声混在一起，吵得他一阵眼花，耳腔里嗡嗡作响。

他踉跄了两步，没停，也不敢停。

3. 超龄黑工

在大多数城市的文件里，“保障施工安全”是他们给出的清退理由。

也确实有数据作为佐证，2018年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占比仅为1%的60岁以上民工，事故死亡率占却高达15%。上海、荆州、泰州等地都是在高龄民工发生了重大安全事故之后才颁布的清退令。

梁红有一只眼睛就是在64岁那年在工地上没的。当时他也是做小工，工程快结束了，只需要进行最后的修整和清理。在某层楼的墙面，他看到一小截钢筋裸露了出来，便想拿切割机去将其截去。

他甚至不太记得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只看到火花飞溅，然后左眼一阵剧痛，仿佛被刺穿了似的，眼前一片红，脸上湿哒哒的，耳边是工友的惊叫声和呼唤声，但他痛得说不出话，脑子里意识也渐渐模糊。

后来医生告诉他，应该是切割机的一块碎片飞进他的左眼，整个眼球都被击碎了，只能做摘除手术。

出院之后，梁红的左眼眼眶凹陷下去了一大截，又滴了整整一年的眼药水才完全消除掉那种胀痛和灼烧感。

再好一点，他又回到了工地上——家里除了他就只有儿子一个劳动力，却有七张嘴在等着吃饭过日子。

梁红妻子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只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十几岁出门打工，顺势便嫁在了外省，一两年才能回家一次。儿子也成家早，刚结婚那会儿赶上计划生育，打掉了一个成型的男胎，后来一溜儿下来全是女孩——在他们那个不通火车的十八线小县城，如果家里没有男孩，会被议论“断了根的”，一家子老小都抬不起头来，只好又接着生。

也不记得儿媳妇到底是怀到第八个还是第九个，终于出来了一个“金孙”。但高龄生产，孩子体质羸弱，儿媳妇的身体也坏了，动不动就要往广州的大医院跑。另外几个大的也得按部就班地上学，一家子只能拼命地节衣缩食。梁红甚至眼睛受伤都没敢在医院多躺几天，纱布还没摘就出了院。

和梁红一样，年过半百却不愿意离开工地的民工们，背后大多拖着一个沉重的家庭。老黄的儿媳妇在两个孙子很小的时候离家去打工，之后便再没有回来过。儿子等了几年，在外地再婚了，前妻的两个孩子全都留给了老黄，只每个月象征性地出点生活费。

吴卫华的三个孙子孙女都是上学的年纪，为了尽可能给他们好的教育条件，一家子直到现在也没舍得花钱买房，全挤在县城的两间半地下室里。地下室的大门正对着菜市场，一下雨坏掉的蔬菜水果和禽类的粪便就顺雨水往他们家门口流，等太阳一出来，水分蒸干，臭气熏天，孩子们从来都不肯带同学回家。

除了家庭，老无所养也是他们无法停下的理由。因为认知度不高，以及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很多高龄农民工都没有缴纳保险的意识。同时，由于民工通常得随着工地迁徙，但保险的跨省续接却很麻烦，不少人因此而被迫中断社保，甚至弃保。

在豆瓣“农民工子女”小组里，一篇《父母养老问题才是最让人焦虑的》帖子曾被广泛关注和传播。发布者在里面讲述自己的父母：“虽然一辈子做最辛苦最枯燥的工作，但没有社保，农村合作医疗加上地方政府推的重疾险，大病能报不少，但小病门诊啥的报很少，保费也在飞涨……我父母都55了，他们还能打几年工啊！我现在也只是毕业两年，将将自立。”

梁红和妻子都没有缴过社保，他今年68岁，妻子63岁，两个人都只有每个月103元的养老金，不工作的话，一日三餐都只能依靠儿子。梁红做了半辈子的大工，脾气也犟，总觉得向儿子要钱是件难以启齿的事。父子俩常常一言不合就争执起来，十天半个月都不说话。

“去工地总好过在家当累赘”。

而工地上的规定也是有空子可钻的——染头发、抹面霜只是门面功夫，一看身份证就得露馅。吴卫华的办法是应聘的时候找亲戚朋友借一个身份证，工资也都打到对方的卡上，所以有时他叫吴学军，有时叫吴卫兵，有时又叫吴锦华。

多数时候这种情况工头都看得出来，但一部分可能是因为熟人的关系，另一部分就是这些超龄民工大多便宜好用。比如梁红现在在的工地，一天给他发110块钱，但40岁左右的就得给到150以上，不然人家不愿意干。而且年轻人的选择多，底气也就足，被训两句不是顶回来，就是立马辞工走人。

另一个办法也是找熟人做中介，让对方去签合同，再把活转手给自己干，对方每天抽个几块钱做酬劳。在一些工地管理不慎严格的地方，甚至有专门从事这一类的中介。

吴卫华们，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黑在工地里。而可以预想到的是，这并不会降低事故的发生概率，反而让民工们失去了最后一重保障——“超过退休年龄的农民工因工伤亡能否认定工伤”至今在法律界仍然存在很大争议。

梁红眼睛上的伤就是私了的。负责赔偿的总包当时劝他说，走法律程序时间长，又要请律师，还可能扯皮，最后两边一商议，分两次赔了20万了事——梁红查过，如果走正常程序，至少得赔近30万。

这笔钱最终填了儿子的房贷，梁红夫妻俩依然挤在20来平的出租屋里。

老黄还在找工作，下半年两个孙子如果能考上寄宿学校，妻子也能空出手来找找活。有熟悉的工友问他为什么不干脆回乡下种地，老黄头也不抬：

“我得留在这里，让两个娃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蓝字计划（ID：NPO2020），作者：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