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榜题名之后：不要沉迷在“好学生”脚本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ID：BooksAndFun），作者：林子人，编辑：黄月，原文标题：《都在鼓励毕业生“脱下长衫”，可他们要怎么上大学才有出路？ | 专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为什么所有人都告诉你，你上了大学就会有好前程，但我看到的情况不是这样？”

郑雅君是“做题家中的做题家”，虽然在她入学的2009年还没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说法。当她以甘肃省第40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时，她并不知道接下来要经历些什么，也不曾料到自己一度自卑到想重新高考去一所差一点的大学。

她从小背负着巨大的教育压力和焦虑长大，又在大学历经磕磕绊绊，硕士期间，郑雅君“把自己作为方法”，通过访谈南方和北方各一所精英大学的62名家境各异的大学生，试图解答一个问题：大学教育如何塑造学生，社会背景又如何影响他们在大学里的自主选择和学习行为？这也是《金榜题名之后》一书的由来。

202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他们的出路在哪里？为什么出身具有劣势的学生，即使进入了最好的大学，毕业出路与生涯前景依然劣势明显？她注意到，在“985废物”和“小镇做题家”的自嘲背后，是一种广泛弥散的情绪，“对精英高校难以平抑自身弱势背景的巨大落差感和对前景的失望。”写《金榜题名之后》，郑雅君的初衷是希望年轻人意识到，他们的烦恼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很多社会现实叠加后的结构性现象。

这本书也反映出了教育社会学内部的研究范式转向。不少国内外研究者不再满足于量化分析，而是走进高等教育过程的黑箱，去倾听学生的声音，了解他们面临的价值观冲突、选择的形成以及大学提供的教育和机会在此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郑雅君 著 熊庆年 主编上海三联书店 2023-1

近年来，《不平等的童年》《出身》《寒门子弟上大学》等描述美国学生如何受制于结构性不平等的作品被译介到中文图书市场，吸引了不少关注和讨论。郑雅君认为，社会差异使得我们不能将西方的研究成果生搬硬套。具体而言，从大学到劳动力市场都被国家力量强有力地塑造，当代中国大学生一方面置身于更加嘈杂且富有张力的“意义角力场”，另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弱势学生提供了其他社会难以提供的个人发展机会。

中国大学生的优秀标准可以概括为“红与专”

界面文化：在书中，你将大学经历比作一个迷宫，两类学生拿着两套不同的文化工具箱进入迷宫探险。

郑雅君：我用四个维度——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地域和父母教育水平——来区分优势学生和劣势学生。举例而言，如果你是农村学生、西部学生、第一代大学生且父母从事简单体力劳动，那么你就是一位劣势非常明显的学生。我并不认为优势学生和劣势学生就完全对应着两套文化工具箱，但最初入校时的对应关系是比较稳定的，两套文化工具箱指的只是两种理想类型，而不是说人只分两种。在现实中，因为背景和经历的混杂性，一个学生身上可能会出现交叉的特征。

我们可以把上大学理解为一个迷宫探险游戏，参赛者的两种模式是直觉依赖和目标掌控。直觉依赖模式的参赛者不是很了解迷宫的情况，但他们非常仰慕迷宫，他们被告诉从兴趣出发自由探索，但没有意识到迷宫尽头有考核，迷宫有不同的出口通往不同的前程，通过出口有竞争且竞争内容不同。他们没有迷宫的介绍攻略，因为所有人都默认了你了解它。另一类参赛者仿佛就有一张地图，知道未来面临的是什么，每一个关口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心中有明确的目标，直奔出口而去。

这两种模式自成体系，有不同的价值观。直觉依赖模式的学生会认同老师告诉他们的，人不能太急功近利，不能目的性太强，为了刷存在感去向老师问问题或奔着GPA刷分这种事，他们虽然知道会带来好处，但出于心中的价值观和道德感会看不起。目标掌控模式的学生拥有另外一套价值观——如果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是对人生不负责任，浪费时间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他们会以更加个体化的方式考虑问题，认为付出更少的时间来获得更好的成绩是合理的。

界面文化：这两种模式的偏好和学生家庭背景有密切关系？

郑雅君：对，它甚至不是偏好，而是被培养成了某种习以为常的实践模式。中产或更高阶层的家长非常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和自我意识，就像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所说，培养孩子对自己的需求有所知觉，有一种权利感（sense of entitlement）——老师的工作就是为了帮助你，你的需求是天经地义的，应该被满足。如果从小给孩子灌输这种自我意识，那孩子的个体化程度就会更高，会更适应更加个体化的新自由主义。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在分析中国大学教育制度时，海外研究成果和相关理论的主要局限有哪些？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的主要区别有哪些，它们分别对学生提出了怎样的要求？

郑雅君：不能生搬硬套的原因在于社会差异。中国是一个强国家的社会，国家安排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劳动力市场、经济部门、大学和基础教育。这影响了学生的社会化过程、处事方式，以及学校的机构文化和游戏规则。这是中国大学和西方大学的本质性区别，导致中国大学内部存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现实图景。

在育人目标和对大学生提出的要求上，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是不同的。美国的精英文化是高度个人化的，强调奋斗、自在和从容，强调你拥有小众的爱好和品位。我比较了东西部各一所985大学最近十年来对外发布的优秀毕业生事迹，你会发现，中国大学的“优秀”榜样虽然看起来有很多种，但可以被概括为两个标准——“红与专”。

首先中国大学非常看重学生的学业成就，高绩点或者科研成果，比家庭背景、个人魅力、才干才艺都重要；其次，优秀学生热爱国家，履行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比如参政议政、代表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发声、多次献血或做几百小时的志愿者。

背景普通的学生读博和进入体制更多

界面文化：中国大学是否与劳动力市场脱节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在你的采访中，大学生们自己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郑雅君：我接触了东部、西部和北部三所精英大学的学生，访谈对象超过100个，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来说，上大学最重要的动机是获得向上流动，出人头地。这不仅对他们很重要，对他们的父母更是如此。这种想法无可厚非，古代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教育的，所以会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说法。教育一直被认为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最佳方式。

在我看来，精英大学应该有指导性地、有支持性地把选择的权利还给学生。提供多种轨道的支持，而不是一味地在学术轨道上投放资源，让学生独自去摸索就业市场。在目前的制度体系下，如果大学这样做，其实是把失败的责任都推给学生，因为只要有名额竞争就永远有当不了历史学家的学生，这是制度造成的。这些学生往往也是资源稀薄的群体，在其他轨道得不到太多支持的话，凭“直觉依赖模式”慢慢摸索，就很可能把一手好牌打烂，也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难度。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当前人们对教育回报的想象很大程度上还是兑现了的。这可能和《寒门子弟上大学》里的情况不太一样，没有那么多学生最后真的无路可走或向下流动，至少在好学校里这种情况还是很少见的。中国毕竟还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的机会还是存在的，不像西方国家的阶级固化程度那么高。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味用西方文献的话语去批判阶级固化。

界面文化：《出身》中提到，美国雇主偏爱男性、白人和有运动员经历的大学生。他们喜欢的文化符号包括知名学府的文凭、高地位的课外活动、光鲜的互动风格，以及关于热情、自立、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叙事。这些东西与阶级是息息相关的。在你的观察中，中国雇主看重的文化符号有哪些？

郑雅君：我虽然没有像《出身》的作者那样做过一手的雇主研究，但我和我的访谈对象聊过。体制外的雇主对人才的要求，特别是那些不显而易见的、没有被言明的要求，和体制内的雇主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

体制内的工作没有那么多隐形要求，雇主要求你服从体制内的游戏规则，最好能展现出你的社会能力——是否善于团结同学，是否热心助人，关心公益，不惹事，成绩好。某种程度来说，直觉依赖模式的学生可能更受欢迎，因为他们更单纯、踏实、稳重，在更加具有科层制特征的官僚体制内更容易适应。观察中我们也会看到，背景比较普通的学生走上这条路的，远比走上市场化道路的多。包括读博学生中也是背景普通的人更多，这和路径依赖有关，他们可以很容易得到学校在学术道路上的支持。所以，体制内路径承载着突破阶层壁垒、帮助向上流动的社会功能。

《出身》[美]劳伦·A·里韦拉 著 江涛 译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

界面文化：90年代，人类学家冯文就在《唯一的孩子》中指出，有企图心的中国父母希望培养出能够在全球化时代中胜出的孩子，对于希望进入全球人才市场的中国学生来说，他们当中的优势背景学生某种程度上也会变成弱势群体学生。这是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大学学生才会面对的问题？

郑雅君：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东亚文化圈具有集体主义文化特质——看重学业成就，有更强的尊卑意识，而西方社会更强调个人主义文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可能中国学生到国外会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李一诺（注：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前麦肯锡全球合伙人）可以说是一位在美国劳动力市场取得了成功的精英，她也讲过自己曾面临不够有进取心（aggressive）、太谦虚的问题。

生活在国际化背景或场域中的中国家长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要帮助自己的孩子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做好准备，那么就需要帮助孩子融入国际精英的圈子，与他们分享同一种文化。他们要兼顾中西文化的不同。

如今人们焦虑于教育回报还能否兑现

界面文化：“985废物”“二本学生”指向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两个学生群体，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着某种失落感。你如何看待近年来公共舆论中关于大学生的相关讨论的？

郑雅君：“二本学生”是黄灯老师提出来的，但“985废物”是学生自己提出来的，这个现象要分成两个角度去看，一个是社会如何强烈地关注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另一个是学生自嘲为“废物”，想说的是什么？

《我的二本学生》黄灯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

社会热议这个话题，根植于新常态下公众对于教育回报的焦虑。人们开始担心大学扩招了这么些年，毕业生那么多，经济形势又趋缓，再上大学还有没有意义，有啥意义，能不能获得我期待的回报？难道“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的信仰要崩塌了吗？

所谓“好学生”的文化脚本，就是一个人成为好学生，就能考上好大学，有好工作，就出人头地，光耀门楣。这是从教育成就生发出的一连串想象，是人们一直以来所相信的。如今人们焦虑于教育回报还能不能兑现、这一脚本还能不能持续。

大家讨论二本学生时往往带着一种非常失落、担忧的语气，但这种失落其实不见得是学生本人的失落，更多的是家长或者说公众的失落。他们一旦看到“毕业生去送外卖”这样的新闻就会特别紧张，再叠加疫情影响，可以预见这种失落担忧和社会关注将持续存在。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学生如何看待自己？我也在我自己的论文里探讨了这个问题。“985废物”寒门十多载，现在认为自己是“废物”，多么刻骨铭心的痛，而且这种痛楚得到了那么多的共鸣，侧面体现了我所说的文化挣扎真的是非常普遍。这种文化挣扎表现在，一个学生感到自己没有符合学校对一个好学生的期待。

但总是会有人拿不到奖学金，一旦有排名永远有后50%，总是会有人无法保研，而这些同学因为从小被“好学生脚本”所影响，一旦在大学里无法再维系好学生的身份，然后再看到其他同学那么光鲜那么优秀，心态就崩了，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就会被冲击，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是废物。你去看“985废物”的小组讨论，会看到很多人提到成绩，仿佛没有了成绩就被冲烂了灵魂；你再去看这些学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会看到他们多为普通家境的学生。

但家境并不足以解释他们自认为废物这个现象，在我看来，越是普通家庭出身的学生越入迷于好学生脚本，更加依赖这种外部评价，而优势学生/目标掌控型学生会更批判性地看待权威和外部评价标准。我后来意识到，经历这种文化震动对这些学生来说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学校应该给予支持和安全网，让他们能够修复对自我价值的看法，重新调整价值感和意义感，鼓励他们去探索除了好学生以外的更多身份，在别的地方建立价值。价值是一个多元的东西，不仅事关成绩好这些外在评价标准。年轻人的成长，恰恰应该从迎合外部评价标准慢慢转移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找到一个内化的、能够经得住自己良心拷问的东西。

好学生脚本其实是不太健康的，因为你永远有可能在接下来更具挑战性的生活中面临失败，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好学生，永远都压过别人，而且靠压过别人建立自己的自尊算什么好？这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比如说好学生对失败者没有任何同情心，这在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中介绍得非常清楚，于己于人于社会都是一种有毒的文化脚本。

《精英的傲慢》[美]迈克尔·桑德尔 著 曾纪茂 译中信出版社 2021年

在我博士论文的研究里，我发现很多学生可以在一种支持性的环境下走出好学生困境，重新定义并找到更加多样的存在方式。它并不需要你和原来的身份隔离，你可以创造性地重塑自己的身份。

我也接触了一些二本学生，根据我的观察，他们身上有非常丰沛的生命力。即使对于二本学生来说，教育回报也并没有消失，他们还是非常努力地为自己争取机会。我觉得失落感更多是因为公众很担心，父母很担心。但至于学生本人，把自己称为废物，发在豆瓣上，这样的一种行动本身就显示了TA的生命力，因为TA在探索和寻求。很多人也并不真的觉得自己是废物，而是自嘲没有满足外在的评价标准，但TA可能其实有自己的价值内核。

界面文化：疫情三年之后，中国大学生的想法、经历和出路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郑雅君：其实大学生面临的基本形势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唯一的变化可能是这个“迷宫”游戏升级了，“通关”越来越难了，出口在变少，排队的人在变多，兑换的要求也水涨船高了。原本想出国的学生现在寻求保研，原本能保研的学生现在需要去考研，选调生这种原本比较冷门的出路也热门起来，年轻人更加求稳，向往体制内。其后果就是弱势学生的生存空间被更大程度地挤压。

界面文化：似乎大学生规划人生出路的时间节点也越来越往前移了？

郑雅君：对，可能不少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放弃探索和寻求人生可能性，准备考研，变成“大学高中化”这样令人咋舌的情况。可能很多教育家又会痛心疾首，但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年轻人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只有这样早的部署，才能提高胜算，即使这种胜算是以牺牲个人成长的绝佳黄金时间为代价的，但鉴于外部形势的压力，很多人还是愿意这样。

不要沉迷“好学生”脚本，问自己真正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界面文化：我们国家已经进入文凭通胀的时代了吗？

郑雅君：现在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在大量扩招，整个社会对好工作需要什么学历的理解也水涨船高，这是毫无疑问的。这进一步推迟了学生去探寻自己的道路、从外部评价标准向内转型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985大学遭遇“是否是废物”的文化挣扎，其实是一种特权——你还有余力和闲暇去伤心，去探寻自我、重建自我。这是无数特权归集在一起才可能发生的事情。

界面文化：科技的发展又在模糊传统职业等级（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的边界，威胁许多传统意义上属于中产阶级的就业岗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文凭的追求还有没有意义？对于大学生来说，要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郑雅君：当然还是有意义的。兰德尔·柯林斯在《文凭社会》中提出的观点是，文凭是一个筛选人才的符号，文凭社会的运转方式是，文凭被认为是筛选人才的一种稳健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肯定不会消失。

《文凭社会》[美] 兰德尔·柯林斯 著 刘冉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

文凭通胀并不是因为社会制造出了更多需要大学文凭的劳动者，它不是这么一个功能主义的逻辑，而是因为社会对人才筛选有越来越强的需求，教育被认为是最具有合法性的评价标准。教育长久以来就具有公平正义的合法性，如果既定的社会制度不发生改变，这种合法性是不会被撼动的。

对那些希望在大学里顺利拿到机会的学生，我的建议是多参照目标掌控模式——虽然我非常欣赏直觉依赖型同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但为了能够在社会的惊涛骇浪中安身立命，我还是会建议他们不要忘记，有一部分人在用更具技巧性的方式上大学。

不管接不接受，你得知道大学的游戏规则，并做出自己的选择。多和其他同学交流，给自己打造出更宽裕的文化工具箱。找到一个能有正反馈的目标，根据获得的正反馈不断修正、调整自己的自我价值。不要沉迷在“好学生”脚本里，而是真的要去反思，问自己真正想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把你的价值建立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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