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的文化传统和痼疾是如何形成的？读《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文/natalieguo 虎嗅网友

这本书很早我就见过，主要源于这本书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的地位。但是当时无法心平气和的读完，总觉得江村经济这四个字，不足以吸引我，似乎太平实了一些。

然而，从马琳诺夫斯基的引言开始，我就被这本书深深打动。平实的背后有的是扎实的系统性的推论，并且对当时中国有重大意义。我想，如果蒋介石读到这本书的话，按照费先生的意见好好思考一下，或许当初的许多政策与决定大概都会有不同了。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只能看当年的费孝通的这本书对我们今天研究的启迪。

这本书一共分为十六个章节，从方方面面讲述了江村的生活原貌，语言虽然平实，但是每读完一章，你都会在脑中浮现出江村这个江南村落的生活图景。如果说历史是为我们平铺的一个纵向折扇，我们需要一点点打开，以不同的点动态的看待活的历史的话，费先生的这本书就像是你踏着单车，绕着一个陌生物慢慢移动，每一分钟都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侧面，每个角度都是那么生动，身临其境，不得不感叹他观察的细致，实在，透彻。

以村落为研究单位是微观社会学的一种研究方式，就像书里所说的，如果说村落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的显微切片的话，那么这个切片要讲大多数细胞包含在内，这才能保证研究的全面，才能作为对整体研究的参考。正如先生所说的：“对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单位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单位，但是这样的结论却可以用作假设，也可以作为在其他地方进行调查时的比较材料。这就是获得真正科学结论的最好方法。”当我们在做调查研究的时候，就可操作性来说，往往会先考察研究整体的一个局部，局部的选取很有学问，但是局部研究全面之后，整体又并不等于局部之和。从系统论的角度讲，每个研究对象都要放在系统中考察，作为开放的系统，村落作为一个局部研究对象，又不得不在城市，乃至世界的大背景下作一番考察。因此，仅仅是村落作为研究对象，我们也不能就村落研究村落，很多层次都要考虑进去，以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

在书中，费先生先介绍了调查的区域，即，研究对象。在做研究的时候，不交代研究对象就像一幅没有内容的图画，毫无意义。在选定研究对象之后，又交代了选择江村的理由，这无疑既本着科学的阐述，回答了why的问题，又满足了读者们的好奇心。在接下来的一章中，他以家庭为单位做了一些研究，比如农村中的香火问题，溺婴问题，教育与婚姻，家里的儿媳妇，父亲与子女等等。每一个角度的研究，都能深深感觉到文化根植于生活的印记，在世界的每个文化圈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在接下来的他又谈到了财产与继承，亲属关系，户与村。村里的生活问题，如消费，住房，衣着，礼仪，娱乐，职业分化，劳作议程，以及村中的农业，土地的占有问题，和江南特有的蚕丝业。

在此，费先生采用了系统分析法，“目前所作的分析将把影响情况的各种不同力量考虑进去，力量可分成两类：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和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同时也用了马琳诺夫斯基的三栏分析法。即促使变革的外界力量，变化的情况，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样的分析方法有助我们全面的将所有情况考虑其中，并且对于变化的动因和过程，结果都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值得借鉴。“如果没有社会组织的相应变革，技术变革是不可能的。”费先生的这句话无疑在今天的中国也具有启迪意义。如经济改革了三十年，而政治改革并未跟进所造成了一系列社会矛盾。“改革者的主要目的是从技术上改进农村企业，但是对变化的某一方面进行变革，自然会引起其他各方面的变化，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便会继续下去，直到整个系统完全重新改组为止。”中国的今天需要有这样一批人类学者，社会学者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并且结合系统方法来分析中国目前的现状，以及中国该向何处去。当我们仅仅引入技术变革而不做相应的组织调整，很可能技术会成为一个负因子，就像书中描述的那样——造成大量妇女失业，农村劳动力闲置。另外，就村民入股这一项，如何保证分配的合理性，如何在保证和理性的同时能让组织良性运作下去，这需要更多的实证分析和系统论证。正如费先生所讲，“在研究社会制度之间的功能关系时，研究变迁的顺序是特别有意义的。”我想，这句话对于改革变化中的中国与世界，都是有启迪的。中国在经济变迁中，人的思维意识在不断改变，中国也在随着世界的步伐向前，然后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改革迟迟不能推进，这无疑会成为经济改革的障碍，因此，变迁的顺序是什么，改革的最佳时机又是何时。当改革的时机滞后的时候，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少数人享有，而少数的既得利益者也会强有力影响政策制定，推进改革只会步履维艰。当蛋糕越做越大的时候，大部分人只是看到蛋糕被一块块分走，自己是参与做蛋糕的人，却吃不上蛋糕，这就是一个制度问题，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包括我们这代人，受既定的思维影响太深，真心希望每个研究者能够向费老一样，实事求是，悲天悯人。我们的力量也许很小，但是哪怕微弱到让他动一动，也是好的。费老当时他不过也就二十来岁，而二十来岁的我们呢，在做什么？这也需要反思。

“尽管如此，市场强烈影响着生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导致了各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局限于人们的经济生活，生产系统对市场的反应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了解这一过程需要进行范围更广的调查研究，单纯从经济方面研究是不够的。”他的这段话应该作为我们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纲领。没有一个问题是由一个因子引起的，特别是社会学问题，多数都是非线性的。我们不能一刀切，不能绝对量化，而要两方结合，实证研究与系统分析相结合。

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了中国的土地问题。他提到，中国农村经济萧条的基本原因是手工业的衰落，根本原因是乡村工业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所谓的基本原因也就是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直接原因的原因。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一要看到引起变化的基本原因，而要结合更高层的系统寻找影响其中的根本问题，由此，才能得出有科学意义的解决方案。方案不是拍板，方案不是直觉，方案是一种科学调查与科学推论的结合。

最后，书中写道的东西，也是我最敬佩的一点，就是先生这两个月的考察所得出的一些对解决中国现状有意义的结论。“在这个村庄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以合作为原则来发展小型工厂的实验是如何进行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相对照，这个实验旨在防止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集中。”最后，先生为中国提出了这样一些担忧与希望：齐心协力，认清目标，展望未来，才不辜负与我们所承受的一切牺牲和苦难。

费先生所采用的实证分析，系统分析方法，这才传播学的实证研究中也有一定借鉴意义。首先，传播学中的经验学派（拉扎斯菲尔德等）和批判学派（哈贝马斯）往往是把对方看做自己的对立。经验学派认为批判学派只是坐在家里的直觉空想，而批判学派往往认为经验学派将人作为量化实验的对象是荒谬的。在我看来，两者应当结合起来，才是研究问题的真正科学的态度。《江村经济》这本功能主义著作，通过对生活的细致观察，相对完整的实证调查，最终得出了解决农村困境的一些方案，恰恰是中国本土传播学研究所缺失的，这样的社会科学著作值得我们一读再读。

经验学派得出的结论需要以系统的观点加以论证分析，进而提出正确解决方案。而批判学派中所得出的结论，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需要实证分析，采用适当的量化角度加以验证才能作为可靠的理论指导人们的生活。一边倒在今天的科学研究中往往不够客观，正如韦伯所倡导的，我们根本无法看到事实的全部，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为某个事物下一个定义。而多一些角度的观察，总是不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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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Minjie 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