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往返南极科考，我改变了对生命的看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事FM （ID：story_fm），原标题《孤独，死亡，绝望，我为什么一次次回到南极？》，讲述者：曹建西，制作人：南翔，编辑：也卜，文案整理：南翔，题图来自：曹建西

南极，地球上唯一一个没有人类定居的大陆。从古希腊时期开始，无数的人类就畅想着，世界的尽头究竟是何种模样。但是直到 1911 年，才有挪威探险队第一次登陆南极。从那个时候起，人类才算真正地开始了解这片大陆。

虽然通过各国科学家的努力，我们现在对于南极的了解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里，这就是一块资源丰富，充斥着冰川、极地动物的地方，而我们对于南极上的极地生活，几乎还是一无所知。

我们今天的讲述者曹建西，他曾四次前往南极科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了解南极生活的人之一了。

说到曹建西和南极的缘分，可能和你想象的不一样，曹建西从小并没有一个“探索南极”的伟大梦想，甚至在大学毕业之后，他都不知道，自己的一生将会和这片大陆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么南极是怎么改变了曹建西的人生呢？他眼中的南极又是什么样的呢？今天的故事，要先从曹建西的童年说起。

1. 山村童年

我叫曹建西，今年 42 岁，我曾经是一名南极科考队员，参加过 4 次南极科考队。

小时候，我一直生活在特别偏僻的农村。要到达镇上，需要步行翻过两座山，而到了镇上，也只是一座很偏僻的小镇。如果要前往县城，还需搭乘公交车。那时，我很少有机会走出那个村子。

在山村长大，我有很多空闲时间来幻想外面的世界。我们从小就认为那些从村里走出去的人非常了不起，十分崇拜他们。我们都渴望前往更高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经历一下。对于那些能够走得更远的人，我们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

曹建西从小就展现出了超乎身边人的学习天赋，他对于理科科目尤其擅长。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曹建西被保送到县里的中学。经过努力，最终他考上了同济大学，离开了那个偏僻的小山村。

进入大学之后，曹建西按部就班地过着大学生活。可是，作为山村长大的孩子，大城市的生活让曹建西感到了茫然。快到毕业的时候，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规划自己的未来。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偶然间，一个机会出现了。

■ 小时候的曹建西和家人（中间为曹建西）

2. 南极之缘

早期许多公司在学校或展览会上发布招聘信息。然而，直到很晚的一天，一张打印的 A4 纸才被贴在我们宿舍楼下。

这张纸介绍了一个名为“极地研究中心”的机构——它是中国南极科考队的主管部门，每年组织南极科考队，并管理南极站的固定资产，包括“雪龙号”等。

由于这张纸被特意贴在机械学院楼下，招聘机械专业毕业的学生去管理科考站的设备，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立刻联系面试，并参加了第一轮面试。

我的一些同学也看到了这张纸，但由于第一轮面试就会谈待遇等问题，他们可能了解了待遇不是很高，所以放弃了这个机会。

但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因为我觉得刚毕业能有工作赚钱就已经很好了，能自己养活自己就足够了。虽然我的工资比别人低了好几千块钱，但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因为我很珍惜这个经历，它对我来说是最宝贵的。

因为错过这段时间，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去南极了。

曹建西顺利地通过了面试，经过了一年的漫长训练和等待之后，在 2005 年底，曹建西所在的 12 人组成的中国第 22 次南极考察队，出发前往“长城站”。“长城站”是中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一个考察站，位于南极洲西南的乔治王岛。

南极大陆的面积相当于一个半中国，如果把南极的形状想象成一个“独角兽”的头部，那么“长城站”所在的乔治王岛就在“独角兽”角的最顶端。

因为乔治王岛和南美大陆的距离非常近，甚至位于南极圈之外，它方便的地理位置和相对温和的气候环境，使得很多国家会把自己的科考站建在这里。

从上海出发之后，经过了 30 多个小时的飞行，曹建西和其他考察队队员到达了智利，由此开启了他的第一次南极之旅。

3. 初入南极

去南极的时候，其实坐上飞机就感觉很特别了，很兴奋。因为飞机是那种军用的飞机，坐在帆布条上，飞机里面也很吵。飞机窗户很高，看不到外面，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好像有种穿越的感觉。

我们降落以后，飞机门一打开，一棵树都看不到，除了雪地上的雪化开以后，出来的一些沙子石头什么的，其他都是白茫茫一片。

反正还没来得及适应，走下飞机，然后大家又在卸行李。老队员招呼大家拍照，就说这个时候应该每个人来一张照片。

他们的样子跟我们在“外面”看到的不一样，不太正常似的，胡子拉碴的，也不修边幅。最重要的是，感觉他们双目无神，好像有点消极颓废的感觉。

■ 曹建西第一次到达南极

当我们从机场出发前往“长城站”时，需要搭乘雪地车。在路上，我们恰巧遇到了两只企鹅，它们从车的侧面飞快地跑过去。

坐在车里的我们都兴奋地尖叫起来，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野生企鹅。这时才感觉真正来到了南极大陆，因为在机场降落时，周围的沙漠和石头山，和其他地方的景色也没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乘坐的雪地车经过一个小坡，然后就可以看到“长城站”了。“长城站”一共有大约 10 来栋大小不同的建筑，我们最常用的是“生活栋”。

“生活栋”是我们的生活居住地，同时也是餐厅和厨房所在地。餐厅和厨房在一楼，而我们队员则住在二楼。

我的房间推开门走进去，右边放置了一个柜子。靠着右边的墙往前走，便能看到一张桌子靠着窗户。我第一天晚上来的时候，趴在窗边看了很久，虽然已经 12 点多了，但外面还那么亮，远处的山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在这个站里，其实不冷，因为房间里面、过道里以及餐厅这些地方都会放上电暖气。

平时我们在房间里面，最里面穿一件保暖衫，到了室外就要穿一件很厚的保暖冲锋衣，包括裤子也是。如果去野外，还要穿上连体的保暖服，然后再换上雨靴。否则，一脚踩下去，就会陷到雪里。

在南极，种植农作物是被严格禁止的，因为任何的农作物都属于“外来物种”，有破坏南极生态体系的风险。当然，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也不适宜农作物生长，所以生活物资全靠频率极低的运输补给。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就算到了世界的尽头，队员们也不能怠慢了自己的“中国胃”。而有些时候，正是物资的匮乏才能激发人们对于食材的想象力。

我的职位是管理员，相当于一个“大管家”。我负责管理所有的仓库，特别是厨房。每天，都需要去仓库准备物资，例如酒、饮料、大米、面粉等等。菜的话，大多是东北的干货，因为这些东西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但是，绿叶菜几乎没有，都是腐竹、海带等干货，需要把它们用水泡发。

我们 12 个越冬队员中有一位专职厨师，名叫老朱。他是之前“雪龙号”的大厨。

每次开饭时，在餐厅外面有一个铃，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厨师或者帮厨的人会去打铃，大家就会来吃饭。

我们在站上的菜都是用大铁盆装的，一般是三菜一汤，比如鸡肉、木耳炒五花肉等，汤则是紫菜蛋汤，密封包装的，热水一烫就能吃。

我们也会吃脱水蔬菜，但是即使重新加工，这些蔬菜吃起来也没有味道。

有时候我们会选择在野外烤肉，使用大铁盆或者铁棍等工具。在野外烤肉其实很有趣，特别是在潮水退去后，石头上的鲍鱼很多，我们直接像烤羊肉串一样将鲍鱼放在铁板上烤制。

那里的鲍鱼，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口感非常嫩。

过节或者过生日时，我们会准备多个菜。有时候十几个菜，每道菜都是小份的，得装在盘子里。白色的瓷器盘，铺上白桌布，再摆点花。花是塑料的，不过这样好看。

我还需要打印一些标语，比如“中国第二十二次南极考察队长城站队欢度中秋”。我会在电脑上打印出来，每一张 A4 纸对应一个字，然后用别针将它们别到一条红布上。

在队员过生日的时候，朱大厨会准备蛋糕。站长会送一张纪念贺卡，所有队员都会签上自己的名字。因此，这张贺卡上会有 12 个名字，这些都是值得收藏的。

■ “长城站”过节的装饰

4. 度夏生活

曹建西在“长城站”除了仓库管理员，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商店和邮局的管理员。“长城站”的商店主要是向游客售卖一些纪念品。而邮局的存在既满足了队员们和外界书信联系的需求，同时也满足了一批南极爱好者们。

在我管理邮局的时候，经常会收到许多陌生人的来信。我很疑惑他们是如何得知我们的地址的，但他们邮寄的信竟然能够准确送达我们的站点。

基本上每个月我都会收到几十封这样的来信。信中大部分内容是表达对队员的问候，也有一些人专门写信集邮，他们会在里面放入自己准备好的信封和邮票，我会为它们盖上“长城站”的邮戳，这些邮戳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因为它是全世界唯一的。

有时候，这些来信中会夹着一些钱，少则一美元，多则五美元或十美元。我会拿着这些捐款前往智利，为他们贴上邮票，然后通过智利科考站的邮局寄回给他们。

“长城站”是很多游客来到南极必打卡的一个旅游项目。来到这里的游客中也不乏很多社会名流，比如他们曾经接待过香港演员梁家辉。但有的时候，这种“接待”也会变成一种任务。

在智利那边，有一个专门做旅游的人，他经常待在那边，因此我们经常会与他联系。他的名字好像是“欧莱红”什么的，之前我们会在对讲机里与他联系。

有一天，这个人联系我们说有几位很尊贵的客人要来，问我们能不能派车去接他们。但我们一般是不会对官方客人以外的客人进行接送的，因此我们没有答应他。

他之后又尝试了一次，但我们没有回应他。我们认为他太不懂道理了，因为我们是科考站队员，怎么可能去接送游客呢？

几个小时后，我们看到一行人自己步行走来。我记得可能有 8 个人，他们的穿着很简单，都是深色的衣服，但并不显眼。

我们见面后，发现原来是王石。许多队员后来才反应过来，觉得当时应该去迎接他们，因为王石在当时具有很高的影响力。

他可能觉得无论去哪里，都会有人接送，来到这个偏远的地方，竟然没有人重视他。我想他可能有过这种想法。

王石给人的印象是很沉稳、冷静，但我们队员都觉得，我们似乎有点怠慢了他。对于这样一位大咖的到来，我们竟然没有重视起来。

■ 王石在“长城站”与科考队员合影

那个时代还没有智能手机，而且即使有手机也没有信号。有些队员不知怎么发现了智利的投币电话，这种电话打起来最便宜，大约一美元一分钟。在智利的商店或邮局换了硬币后，就可以投进去直接拨打国内电话。但由于电话费太贵，大家通常只能互相问候一下，并不能敞开聊。

我记得每次给我家里打电话，特别是我妈舍不得花钱，她就会说，“我们都挺好的，你别担心”，然后就挂了。

当时我们已经在站上待了三个月左右，正好赶上我哥哥姐姐都没回家过年，我爸妈自己在家过年。我就想给国内的亲人打个电话，但那一天我们有几个队员因为工作到比较晚，所以还没有去打电话。后来听已经回来的队员说，电话不能打了，里面的硬币都满了。

南极短暂又愉快的夏天很快就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冬天。

因为大部分的科学考察只适合在南极的夏天进行，所以大部分的队员在夏天结束之后就会返回中国。只有一小部分会留在南极度过一整个冬天，这被称作“越冬”。曹建西就曾经是“越冬”队员之一，他在越冬期间的工作是负责维护考察站的正常运作。

5. 艰难越冬

越冬后，所有人的工作任务都减轻了不少。像我这样主要负责照顾厨房的人，只需要把第二天所需的蔬菜、肉类等食材从仓库运来就行了。

冬天，我们通常很晚起床。因为太阳要到 10 点多钟才升起，所以起床时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在晚餐之前，我们有很多空闲时间。

我经常坐在床边，裹着被子打游戏或看电影。我记得有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女主角，我当时特别喜欢她，觉得她非常漂亮。

她的外貌特征比较东方化，可能是瓜子脸，头上还蒙着一层红色的纱布，整个背景也是红色的。

我当时还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没事就欣赏这张照片，感觉内心很孤独，需要一个伴侣一样。

■ 曹建西用手机拍下的女演员

尽管站上还有其他人，但大家的交流很少。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中，大家相处得越久，反而变得越沉默，都不想去与人交流了，而是待在自己房间里独自消遣。

一些队员天性比较活跃，尤其是年龄较大的队员，受这种环境影响较小。年轻队员则可能本身脾气较暴躁，一旦情绪不好就不爱搭理人。

有时候，年纪大的队员走进餐厅时，如果发现大家都情绪低落，会故意想调节一下气氛，说一些笑话或向大家问好。

然而，比较诡异的是，当他们说完这些话后，却没有人回应。可以想象，大部分队员在这种环境中情绪更加低落。

队员之间经常发生矛盾是很普遍的。在我个人的经历中，到了越冬后期，我和我的直接领导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一开始，我们之间的关系挺好的，因为我们都是“极地中心”的同事。

但是后来因为我们两个岗位的关系，他对我要求是最多的，可能就是拿个烟拿个酒，我心里就觉得他这样不对，或者觉得他没照顾我，这种情况日积月累，最后矛盾就通过一件件事情不断放大。

我和站长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恶化了。直到越冬结束，我们都没有恢复好关系。在普通生活中，如果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了不开心的事情，我们可以回家或者晚上去喝酒，和朋友吃饭，以此来解决问题。但是，在极地工作中，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今天即使有什么不愉快，明天也要继续工作，这种压抑的情绪会长时间地积压在心中。

第一次在南极越冬的时候，曹建西的房间里挂着一张日历，他每天都会盯着那副日历看很久很久，仔细端详着，计算着，他距离回家究竟还有多少天。

当越冬结束的日期一点点靠近的时候，曹建西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家人朋友，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想象和他们见面时候的各种细节。

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好像成为了一种美好的幻境，长时间的离开让曹建西开始担心自己是否永远也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里。

经过了一年多的漫长等待，曹建西终于等来了越冬结束的一天。

6. 结束越冬

还在南极机场等待飞机时，我就已经感到兴奋不已，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坐上飞机后，感觉这就像一场不真实的梦，害怕发生意外，仿佛自己正在搭乘一艘时空航天飞机，不知道能否穿越回到原来的社会。

飞机降落后，我一直盯着窗外看，看着机场周围的树木和房屋。后来到达酒店，我迫不及待地走出门去，仔细观察着周围的人、车辆和树木。我对树木尤为感兴趣，因为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到了。

■ 曹建西在智利

几经周转，曹建西回到了中国。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休整，他返回了曾经工作的“极地研究中心”。

南极的生活让曹建西改变了很多，但那个他在南极魂牵梦绕的正常生活，好像也不是想象中那个样子了。

虽然我在南极工作时，觉得不会再回到那里，但回到国内后，却发现自己不适应这个社会。

就像把一个在监狱里度过几年或十几年的人放出来，他们往往会不适应自由的生活，而怀念监狱里的环境。

经过几个月的调整，我决定再次前往南极，这个社会有点不适应。

2007 年，曹建西加入中国第 24 次南极科考队，乘坐“雪龙号”破冰船再次前往南极。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中山站”。如果说第一次的“越冬”只是让曹建西饱尝了精神的折磨，那么在南极内陆的经历就是精神与身体的双重考验。

“中山站”是中国在南极建立的第二个科考站，它位于南极大陆东部，离之前提到的“长城站”有 4986 千米，这个距离比上海到乌鲁木齐还要远。而且相比于“长城站”的环境，“中山站”所在的地方气候环境就恶劣的多了。

就是在这次科考当中，让曹建西遇到了人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

7. 生死冰盖

抵达南极后，直到危险发生之前，你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一旦进入南极内陆，情况会更加危险。许多人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茫茫雪原，面对一望无垠的冰川，意外情况常常会发生。

当我们的“雪龙号”破冰船运载着物资，带着所有科考队员抵达中山站时，因为一般来说“中山站”外围海上还结着冰，“雪龙号”的船体最多只能破 1.1 米厚的冰。这意味着我们经常要在离开“中山站”十几二十海里的地方停下来，开始卸货。我们必须使用雪地车和雪橇将物资从船边拉到站上去。

这一带被称为“乱冰区”，这里的冰是以前的老冰，大块大块地凝结在一起，然后又重新冻结。这种结构导致周围的冰厚度不均匀，有些地方厚，有些地方薄。

■ 乱冰区

通常来说，在开雪地车时，车头里面应该有两个驾驶员，一个主驾和一个副驾。这样可以增加安全性，因为如果有任何紧急情况，另一个人可以通过对讲机报告。

当时，徐霞兴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首席机械师，他可以自己驾驶雪地车。不过，这一次他不想打扰其他队员休息，而且他认为这件事并不紧急。于是，他决定自己驾驶雪地车。

当徐老师驾驶雪地车时，他并没有挂雪橇。这意味着他驾驶着一辆空车。我们在船舱里安装履带，这辆车是船上最先安装好的车辆之一，起重机就将雪地车从船舱里搬到海冰上。

然后，徐老师想要将雪地车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他就驾驶着车往前开。

当时我们的领队助理名叫汪海浪，他在“雪龙号”的驾驶室值班。他亲眼目睹了这一幕：车辆原本正在向前行驶，但突然停滞不前，并开始原地打转。突然间，车辆开始下沉。

当徐佳欣老师发现车辆无法行驶时，他误以为像以前一样，只要加大油门，就可以将车辆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然而，这次情况有所不同。由于这个地方的冰层太薄，车辆一行驶到这里，底下的海边就已经变成冰渣子了。因此，车辆下沉的速度越来越快，就像在挖掘底部的冰一样。

当车辆开始下沉时，徐霞兴老师并没有惊慌失措。他还想加大油门，将车辆冲出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车辆已经下沉得很深了，气泡也开始从车内涌出。他才开始感到惊慌，并想起了家人。他意识到情况十分危急，这次真的完了。

水逐渐淹没了车辆。他准备逃生，但所有的车窗和天窗都打不开，因为水压太大。如果直接推开车门，会受到外部水压的挤压，根本无法打开。

驾驶门上的玻璃窗是活动的，可以左右推拉。徐老师无意中推开了车窗，海水迅速涌进驾驶室，将车内灌满。

最后徐老师推开天窗，从天窗里面逃脱出来。

天窗和平时家用车的天窗大小差不多，但是雪地车的天窗没有全部打开的功能，它只是张开一条缝的，角度很小，大概 5 度 10 度的样子。

徐老师决定使用中台作为支撑，用力顶开天窗。天窗的连接杆被顶断了，天窗完全打开，徐老师才得以从车内逃脱。

他在将门顶开后，试着浮起来，但是发现他的身体继续向下沉没，他意识到这是因为他的靴子被挂住了。

那双靴子是为零下 30 多度的温度而设计的，因此非常笨重。此时，他用力挣脱靴子，最终成功脱下它们。然而，他消耗了大量体力，因此喝了第二口海水。

从天窗上爬出后，他奋力向上游。直到他听到头顶头碰冰渣的声音，他才知道到达了顶部。他举起手，确定自己找到了冰洞。

此时，救援的人还没有到达，但他自己已经爬上了岸。他走了两步，然后倒下了。

■ 徐霞兴老师从海里爬上冰盖

由于发生此事，所有考察队的工作计划都被暂停了。大家不知所措，整个科考队都陷入了低沉的情绪中。

尤其是内陆队，由于缺少一台车辆，另外两辆新车还在船上，无法运抵岸上。因此，内陆队能否按时出发，以及能否完成建昆仑站的任务都成为了未知数。

物资到达之后，科考队真正的冒险才刚刚开始。科考队需要前往 1000 多公里以外的南极内陆，完成“昆仑站”的建设。

“昆仑站”是中国在南极的第三个考察站，地处南极大陆海拔最高点，位于南极大陆最深处，自然环境极端恶劣，所以没有国家选择在这里建科考站。但是极高的海拔让这里具备了地球上最好的大气透明度，是南极天文观测的最佳地点。

所以“昆仑站”的建设就变得极其重要，科考队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出发了。

我们领队给每位队员倒上一碗白酒，大家嘻嘻哈哈地喝着，但一旦喝完，老队员就把碗往地上一砸，说，“上车！”

我们跳上车，坐上车后，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内心感到一阵寒意。此时，大家的表情也变得严肃起来，纷纷发动车辆，等待着命令。然后车一台台地往前走。

■ 内陆队在冰盖上行驶

我们离开中山站，开着雪地车慢慢向南极内陆冰盖靠近。一旦离开南极大陆边缘，地上只剩下冰雪。

在行进过程中，我们需要自己带上所有生活用品，包括吃住。我们住在雪橇上，像一个集装箱一样，做了特殊的保温处理。每天，我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宿营。每次，我们都会带上航空餐，经过加热后就能直接食用。

然而，水却是最棘手的问题。我们用电化学桶化水，通常需要几个小时，而且放进去的雪只能化出一点点水，我们必须不停地往里加雪。

但在行进途中，时间异常宝贵，因为大家都想尽早赶到冰穹 A 的地方。南极内陆的气候极为恶劣，一旦过了某个时间点，气温会直线下降，天气变化也会异常迅速。在十一二月份，大晴天很常见，但到了二三月，暴风雪天数就会明显增多。

因此，大家都尽可能利用更多时间开车，本来睡眠时间就不够，开车时也比较简单，因为速度很慢，而且油门也可以锁定。

在这种环境下，开车是非常无聊的，只能看着前方，前方也没有风景。不像开小车，还能不时瞄一眼路两边的景色。一开始，两个人还能聊聊天，但时间久了，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 曹建西和雪地车

这种沉闷的感觉会长时间笼罩着你，没有任何外界的干扰。你的思维会反复地琢磨某件事情，它会像一根根“针”一样深深地扎在你的内心深处。这种感觉和日常生活中的密密麻麻的“针”不同，它扎得更深。

经历过这些事情后，我对生命的看法有了很大改变。生命真的太脆弱了，我不能预料自己能否活到明天。在生活中，很多琐事真的无关紧要，但我应该让自己的生命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所以我后来也是产生了出国的念头。在中国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我意识到地球上还有那么多其他国家，自己并不熟悉。我特别想去实地体验另一个世界，看看另外一半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就更加不在乎买房或者赚多少钱了，觉得人生最宝贵的是经历。

在参加完第四次南极科考之后，曹建西离开了“极地研究中心”，没过多久，他选择前往澳大利亚，开启了一段全新的生活。

8. 重回南极

出国以后，我从未想过还会回到南极。我完全投入了另一种生活模式，结婚了，更多精力放在家庭生活上。

一开始，我不向往，也不想回想，更不会去看照片和视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回忆起那一段记忆和那些事情。

在南极，我们几个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一起生存，利用各自的技能合作，完成任务。这种荣耀和患难之情，我觉得可以和上过战场的生死战友相提并论。

我有一种感觉，觉得这种感情不应该被放弃。因为人的一生中，能深入到共生死共患难的关系真的很有限，这种感情很珍贵，不应该被遗忘或放弃。

后来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一个朋友向我介绍了一个南极游轮的工作机会。他问我是否有兴趣在船上工作，像我这样有经验、又会中英文的人很受欢迎，主要是因为近年来中国游客数量快速增长，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才。

一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但当天晚上我深思熟虑，越想越激动。我在南极度过的点点滴滴，与队友之间的情谊都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感觉如果再回到南极工作，我们又会回到同一个圈子。

我感到非常迫切地想要回到南极，这有点像我第一次去南极之前充满期待的心情。在那次之前，这家公司为我安排了多个北极航次。因此，我先去了冰岛和格陵兰岛。等待了大半年，最终前往南极。

当船抵达南极时，我远远看到了那些雪山和冰川，心情非常激动，就像双眼流泪一样。

■ 曹建西重回南极

上岸后，看到每一块石头都觉得很熟悉。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与我同一年越冬的朋友，他很高兴见到我，为我们煮了面条。我感到非常开心和激动，这真的是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那么遥远的地方，我又回到了同一个原点，这也许是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发挥作用，也许这就是一个人的宿命。

相当于上天给我开了一道门，在门口逗留来逗留去，现在终于认准要从这个门口跨出去，一直往前走。

曹建西在结束了自己南极科考生活之后，写了一本书——《冰穹之上：我的南极故事》，里面详细地描述了他四次南极科考的经历，也有很多在本期节目里没有提到的精彩故事。

- 封面图片及文中图片均由讲述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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