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馒头说 （ID：mantoutalk），作者：馒头大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

在1994年4月17日下午的那场比赛开始之前，魏群可能从没想到，自己可以创造一个历史纪录。

那一年，魏群23岁，已经在四川队里踢上了绝对主力，司职右边后卫。

那是一场和辽宁队的甲A足球联赛，也是那年甲A联赛的揭幕战。

主场作战的四川队在四万多家乡父老的加油助威声中，面对曾经威震中国足坛的“十冠王”辽宁队毫无惧色，在上半场第12分钟就获得了一个点球机会。

愣头愣脑的魏群主动要求罚这个点球，一蹴而就。

虽然4分钟后辽宁队的孙贤禄就扳平了比分，并且这场比赛最终以双方1比1握手言和而告终，但魏群的这粒进球还是载入了史册——也是后来下场后媒体记者告诉他的：

“你踢进了中国职业足球史上的第一粒进球！”

职业联赛？到底和以前有什么区别？其实魏群当时和他的不少队友一样，也不是搞得太清楚，有些队员甚至只是觉得自己队名里多了两个字：“全兴”。

没错，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完整名字其实是“四川全兴队”和“辽宁远东队”，分别是由全兴集团和远东集团冠名赞助的——一夜之间，中国的地方足球队都成了有企业赞助的俱乐部。

其实不仅仅是魏群，那天到场的每一个四川球迷，乃至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实况转播的每一个中国球迷，都见证了中国足球史上一场里程碑式的比赛：

这是中国足球史上的第一场顶级职业联赛。

二

时间倒退22个月。

在1992年6月23日召开的那场会议之前，王俊生也不知道自己后来怎么就会被有些媒体称为“中国职业联赛教父”了。

那场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原八一体工大队所在地）召开的会议，规模不算小：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放军体协、行业体协和足球重点地区的代表大概来了百来号人，部分城市主管体育工作的副市长或秘书长也都到场了。

会议主要的议程只有两个：第一，选举出新一届中国足球协会的领导班子；第二，讨论中国足球体制和内部机制的改革。

第一个议程没有什么悬念：袁伟民当选为新一届足协主席，王俊生、许放、孙宝荣当选为专职副主席。

参会的人都知道，这次会议的重点是第二个议程——是重点，也是难点。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足球预选赛，中国国奥队在徐根宝的率领下，在“打平就可以出线”的情况下遭遇“黑色9分钟”，1比3不敌韩国国奥队，痛失出线权，全国上下一片哗然。

在中国体育事业各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的情况下，中国男足屡战屡败，经常给老百姓“添堵”，全国上下要求足球改革的声音已经随处可闻。

大家都知道要改，但怎么改？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的李铁映亲自到会，提出了一个建议：足球体制改革争取一步到位，即改变各省市体委专管的体工大队模式，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让球队进入市场，主要以企业赞助、广告、门票、彩票、转会费等养活自己。

即便这条建议是中央领导提出的，但在会上还是引起了广泛争议。

反对者的担忧有很多：

原来的专业队变成俱乐部，就脱离了体委的领导，会不会有问题？ 让投资的企业来管理足球，会不会出事？球队人才的培养费怎么付？体制内的人事关系怎么转？工资和待遇怎么算？

有人甚至抛出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变成职业联赛，一场球赛门票至少2、30元，老百姓是否愿意买单？俱乐部的收入从哪里来？

但最终还是领导定了调子：

“几个足球大国的经验值得研究和借鉴。这里就有一个大胆地实践、借鉴，甚至直接学习国外足球运动的先进经验的问题。不要先立框框，要让大家去闯一闯。”

于是，那场后来被媒体津津乐道的“红山口会议”最终做出了决定：

由于1993年要举办第七届全国运动会，足球联赛停摆，中国的首届职业足球联赛将于1994年举行。

参加甲A联赛的第一批队伍有12支，采取主客场双循环赛制进行比赛，他们分别是：

大连万达、上海申花、广东宏远、辽宁远东、广州太阳神、山东泰山 、北京国安、四川全兴、江苏迈特、吉林三星、沈阳东药、八一。

这12支球队就像当年中国股市的“老八股”一样，成为了一代球迷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最初记忆。

他们将参与时代，见证时代。

三

1994年甲A联赛开打的时候，上海申花队的训练基地位于市区东北角的江湾体育场。

那时候的基地条件非常简陋：食堂是间破旧的大房子，四面通风，冬天菜端上来就冷了，吃饭的时候大家就围坐在一个巨大的砧板周围草草吃完了事。球员宿舍那时候正在装修，中午训练间隙大家就在一间没装修的大房间休息，天冷时没人敢在那里哪怕打个盹，因为那里洗脸毛巾挂上不久就会结冰，大家都怕感冒。

但这批队员的干劲却越来越足，因为他们发现，每天训练的时候，球场铁丝网外开始有了围观的球迷，其中以女球迷居多，很多人手里还拿着海报和签名本。

职业联赛给这批曾经是专业队的球员带来的一大感受，就是他们从“球员”变成了“球星”。

申花队里当时的第一批明星是范志毅、成耀东、李晓这批老队员，慢慢的，一批“偶像派”+“实力派”出现了——申思、朱琪以及小队员祁宏、谢晖、吴承瑛成了女球迷的最爱。 一到训练结束，女球迷们在铁丝网外尖声呼喊着“申思”、“祁宏”的名字，挥舞着采访本。那些刚刚体会到“明星”感觉的球员们，会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一一满足球迷的签名、合影需求，然后跨上自己的自行车回宿舍——如果你是队里的大佬，大概有钱可以买一辆助动车。

那也是足球记者最幸福的时代——可以满足报道需求的球星出现了，但球星的架子还没出现。 

沪上一位采访申花队的老记者回忆：

 “那时候又没手机，有时候晚上写稿子需要补充一些细节，就打俱乐部的那个公用电话，让人喊申思过来接电话接受采访，采访好后对他说：‘差不多了，接下来你叫祁宏来接电话，然后让吴承瑛排队等好！’”

吴承瑛那年才不到20岁，刚刚勉强坐上主力位置。徐根宝规定每次放假后队里集合的时间是早上9点半，他都是早上五点多起床后挤公交车过来，从不迟到。

这样的情况当然不止发生在上海申花俱乐部一家，在全国范围内，凡是拥有甲A俱乐部的城市，都涌现出了一批“城市英雄”——那是一串现在老球迷依旧能立刻在脑海中浮现出形象的名字：马明宇、魏群、曹限东、彭伟国、胡志军、高峰、黎兵…… 以及那一个个亲昵的绰号：“马儿”“魏大侠”“胡椒”“国仔”“浪子”……

在大陆影视娱乐业尚处在黎明前夕的时候，这批球星就是万千粉丝心目中的偶像。球队所到之处，下榻宾馆门口总是有很多女球迷彻夜守候，只为在大堂前拿到一个签名，哪怕只是能看到他们对自己回眸一笑。 

当时的媒体也热烈讨论过这股平地刮起的“追星旋风”，有一家媒体的观点是：

 “与其去追港台那些只是唱首歌跳个舞的歌星，崇拜一个运动员好歹还健康一些。” 

四

名气的提升，不可能不带来收入的增长。

就在四川全兴队战平辽宁远东队的那场甲A揭幕战之后，魏群拿到了自己的比赛奖金：2000元——当时在体工专业队，老队员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多元。

魏群随后把自己关在了宿舍房间里，把2000元钱平铺在了床上，点燃了一支烟静静欣赏：

“我老魏居然能赚那么多钱？” 

像魏群这样的人当然不在少数。

在联赛开打之前，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徐根宝绞尽脑汁，和教练组一起给队员开出了一份工资单：

范志毅和李龙海两人最高，一个月2500元；成耀东、李晓、刘军这批人一档，2000元；申思和朱琪这批国奥队队员一档，1800元；最低的是吴承瑛、谢晖这批小队员，1000元。

这份工资单放到现在可能会让很多人无比唏嘘，但其实应该加上一个注脚——范志毅作为国家健将级运动员，之前一个月在球队的工资是126元。

与工资相比，每场比赛的奖金收入才是大头。

1994年甲A联赛的第一场，上海申花客场3比2拿下了沈阳东北六药，随队出征的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一拍桌子：“当场发奖金！现金！” 那一场比赛，范志毅拿到了3000元的奖金。见过不少场面的“范大将军”还是吓傻了：

“踢一场球能拿那么多钱？”

联赛第一场结束后，有不止一个队的不止一名队员，把奖金铺在床垫下睡了一夜——

“想试试睡在钱上的感觉。” 

当然，众人关心的月薪，不仅限于国内球员。

五

1994年的职业足球联赛，中国的球场上忽然多出了一群以前从没有过的球员，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号：“外援”。 

那一年，俄罗斯成为了很多俱乐部“淘”外援的第一选择，尽管大家有各种听上去不错的理由，但真正的理由每家俱乐部心里都清楚，两个字：便宜。 

在职业联赛开打前，徐根宝也去了次俄罗斯，想挑些“物美价廉”的俄罗斯外援。

他先去的是实力雄厚的泽尼特俱乐部，看中一个球员，对方报价转会费20万美元，月薪8000美元——想去捡“便宜货”的徐根宝吓得落荒而逃。

后来徐根宝去了一家个体户承包经营的俱乐部队，看他们在下雪天打了一场比赛后，挑中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后来都给老一代上海球迷乃至全国球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球队队长、中场队员莎莎，守门员库茨，前锋瓦洛佳——徐根宝当时没看到瓦洛佳真人，只是看了他的比赛录像。

这三位俄罗斯外援当时谈好的月薪是：莎莎1000美元，库茨600美元，瓦洛佳500美元——他当时只是个大学生球员，只踢过俄罗斯的大学生足球联赛。

结果月薪最低的瓦洛佳，在那一年为申花队打进了10个进球，不仅为申花队获得当年联赛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还获得了1994年甲A联赛的“最佳外援”称号。

那年联赛结束后，瓦洛佳回国和自己的同学说起在中国的荣誉，所有的同学都认为他是在吹牛皮：你一个大学生，跑去中国顶级联赛拿“最佳外援”称号？但他们得知是真的之后，一个个都张大了嘴巴。 当然，他们也羡慕瓦洛佳在中国的收入——当时一个俄罗斯普通职工一个月也就挣100多美元。

之后很多中国足球的圈内人回忆起这件事，不免也有些脸上发烧：一个俄罗斯大学的业余球员在中国顶级足球联赛上如入无人之境，中国足球的大门该有多好破？ 

瓦洛佳的事迹鼓舞了全世界各地的业余球员甚至球迷，以至于后来没多久就有一个巴西球迷冒充职业球员来中国试训，直到最后关头才被教练看出了破绽。

瓦洛佳凭着1994年职业联赛拿到的工资和奖金，在上海买了一套60多平方的小两室一厅。徐根宝还专门去过，发现瓦洛佳非常重视球队荣誉——把申花队的全家福合照、队旗和第三名奖章都挂在了客厅醒目位置。

但是到了第二年，瓦洛佳就迅速沦为了队里的替补。

这一方面有他自己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因为经历了第一年的磨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水平迅速提高。

六

1994年4月17日，在成都吹响中国第一场足球联赛开场哨的主裁判，名字叫陆俊。 

那一年，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的陆俊35岁，是北京工业大学的一名体育老师，给足球比赛吹哨只是他的“业余工作”。

那场比赛结束后，陆俊拿到了500元的津贴。

按照中国足协当时的规定，吹一场甲A比赛，主裁判的津贴是500元（甲B比赛的津贴是300元）。虽然这笔津贴已经远远高过陆俊在高校当老师的收入，但和球员所能拿到的比赛奖金相比，无疑还是低很多的——幸福感和不幸福感，很多时候都是比较出来的。

而有时候能决定一场比赛胜负的，未必是球员。

在第一年联赛之后，中国足协由时任裁判委员会秘书长张建强推动，建立了联赛主裁的“派遣制”薪酬方式，即每场联赛中国足协派遣裁判的一切费用（包括差旅费、津贴等）全部由地方足协支付。

而地方足协往往就将这笔费用转嫁给了地方俱乐部。

可想而知，当地方俱乐部获得了与执法本队这场比赛的裁判的接触机会后，一般都会发生什么事——很多俱乐部的账目上开始出现“公关费”或者“裁判专项资金”的列支。

张建强，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2012年2月，张建强因涉中国足坛反黑案件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十二年

裁判员虽然没有成为运动员，但和运动员所处的俱乐部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渐渐的，执法某场联赛的裁判员乃至裁判组，一抵达比赛城市，从下飞机开始就会被高级轿车接走，从晚饭到深夜都未必会回到下榻酒店，而联赛的一些离奇比分和判罚也开始慢慢增多。

陆俊后来多次拿到甲A联赛的“金哨奖”，两度被评为亚洲最佳裁判，并且后来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代表中国裁判站上了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他在克罗地亚对阵墨西哥的比赛中判罚克罗地亚队6号队员禁区犯规，不仅给了点球还出示了红牌）。

但陆俊在执法2003年一场上海国际队（刚刚由上海中远队更名）与上海申花队的关键争冠战中场休息时，被中远队俱乐部总经理王国林在球员通道里当众扇了耳光。这记耳光曾在江湖上引起轰动——按照业界的推测，从来没有一家俱乐部人员敢公然当众如此羞辱主裁判，除非手里握住了对方的把柄。

就在这记“耳光事件”发生之前，一个名叫龚建平的裁判已经被北京市宣武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正式批捕。

在1994年甲A联赛的第一场揭幕战中，陆俊是主裁，龚建平是边裁。

七

当1994年甲A联赛落幕之时，很多人都是备受鼓舞的。

当时，有不少俱乐部的老总都喊出了“建设百年俱乐部”的口号。

放眼如今，“甲A联赛”已经改名为“中超联赛”，当初的12支球队也已经扩充到了16支，但目前只有三支球队依旧保留了当初的队名：上海申花，北京国安和山东泰山。

事实上，所有俱乐部背后的出资企业都已经有过了更迭，绝大多数甚至经过了多轮更迭。当初那些信心满满的出资方老总们，有的是主动离开，有的是受伤离场，而更多的是，他们的企业都已烟消云散……

在如今的中超球队名单上，大家看到更多的，是代表城市和地域属性的中性俱乐部名字：大连人、浙江队、河北队、深圳队、河南队、广州城队……

1994年的甲A联赛最终积分榜，可见当时各队分差都特别小，咬得特别近（和当时赢一场算2分也有关系）

2023年4月13日0点，2023年中超联赛冬季转会窗口正式关闭。武汉三镇队花费了90万欧元签下了加纳前锋阿齐兹——他也由此成为冬窗“标王”。内援“标王”由杨帆获得，他以500万人民币的租借费用加盟天津津门虎。　

而就在2017年的冬季转会窗口关闭前，上海海港花费了6000万欧元签下了外援奥斯卡（在此不久前刚花5880万欧元签下胡尔克）——坊间有球迷戏称阿齐兹的转会费够买奥斯卡的一只袜子。在内援方面，且不说2017年张呈栋转会华夏幸福就创下了过亿元人民币的内援转会标价，即便放到2003年，申思、祁宏、吴承瑛等一批原上海申花球员转会上海中远，转会费都已经在千万元级别。

但另一个数据统计同样值得引起注意：

根据德国转会市场网站的统计，2023年中超16支球队冬窗转会支出322.6万欧元，收入778.6万欧元，收支差为456万欧元——这是中超13年来首次冬窗整体盈利，同时也是中超有史以来整体盈利最多的一个转会窗口。

撇去泡沫，露出本尊，回归初心，砥砺前行。

从甲A升级中超，从中超回望甲A，中国顶级男足联赛，似乎又重新站到了新的起点。

馒头说

2005年前后有那么一阵子，我经常有事没事，会去上海国际队所在的金桥训练基地喝茶。

一般就三个人：我，俱乐部总经理王国林，球队主教练成耀东。

那时候，上海国际队正面临要整体西迁西安，队里上上下下弥漫着一种不舍家乡的惆怅——若非迫不得已，这支以上海人为主的球队，是万万不肯“背井离乡”的。

有一次，在王国林的总经理办公室，三个人不知道聊到什么话题，他忽然一拍大腿：

“册那，张玮，你说说看，中国足球现在在搞什么东西？还不如回到以前的体工大队模式！”

说起这个话题，王国林似乎被自己开的头所吸引，猛喝几口茶，开始说道：

“训练喝矿泉水？帮帮忙噢！我就在场边放两个以前放茶叶水的茶水桶，队员自己每人准备一个搪瓷杯，训练渴了自己去接水喝！

海外拉练？瞎讲有什么讲头啦！什么国外啊，包括海南岛，全部取消，你当你出去度假啊？我开部三轮摩托车，成耀东坐我旁边，拿个电喇叭，挥个小旗子指挥，所有队员跟在我们后面绕着浦东跑圈，不跑到规定圈数，不给饭吃！

现在队员都给养刁了，都成了大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真是钱太好赚了。什么俱乐部荣誉，什么国家荣誉，都不讲了。有时候真想丢给他们一句：你要不要好好踢？不踢就给我滚蛋！”

说完他望向一旁的成耀东：

“东东，你说我讲得对伐？”

成耀东抿一口茶，笑笑，不说话。

半晌，王国林自己也笑了：

“册那，也就开玩笑讲讲，怎么可能？”

王国林当然知道自己是在开玩笑，因为真的回到体工大队模式，首先他这个“俱乐部总经理”的岗位就不存在了。多年后，远离足球圈但依然保持一周至少踢一次野球的老王和我说过一句话：

“唉，有句讲句，还是当年搞足球有劲呀！”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回到过去的专业队模式不仅不可能，也不应该。

必须要承认，第30年了，中国足球职业化确实带来过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改变，但由此引发的各种弊端大家也都有目共睹，有些甚至匪夷所思，人神共愤。

更关键的是，职业化的终极目标并没有实现：中国男足的整体水平不仅没有取得长足进步，甚至还有所退步，乃至打出过一些“连脸都不要了”的比赛。

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心里明白：足球是一项系统工程，我们可以也应该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各种问题，但却不应该倒退回去——就像要倒澡盆里的脏水，我们不能把澡盆里的孩子一起泼出去。

就在我在高铁上写这篇推送的这个周末（三天三省三城签售，出差狗伤不起啊），2023年中超联赛恢复主客场赛制，全面开战。不少场次的球场依旧人头攒动，像北京国安这样可以容纳四万多人的主场，更是一票难求。

到现场的球迷中，肯定有从当年第一年职业联赛就到现场看球的球迷，但肯定也有他们的下一代。

是这些球迷不知道骂中国足球“臭球”吗？是他们不看新闻不知道足协有那么多“黑幕”吗？是他们有“受虐型人格”喜欢找不痛快吗？

都不是。他们心中都了然，但却无法放下那份爱——对中国足球的爱。

所以总有这么一群人，流着泪骂国足“臭球”，但每逢有比赛，还是会亲临现场或打开电视——那是中国足球，那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但终究是自己的孩子，终究还是期望他有朝一日能进步，能变强，能给我们带来欢呼和喜悦。

中国球迷真的不容易。

我们都希望中国足球能有让我们扬眉吐气的那一天。

有希望吗？不知道。

但至少我自己愿意等。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风雨六载》（徐根宝，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

《转会冬窗正式关闭 中超联赛13年来首次盈利》（“北京日报客户端”，2023年4月13日）

《“黑哨”陆俊演绎足球裁判堕落史 受贿超37万元》（魏姜 辰赟，《环球人物》，2010年4月7日）

《比肩陆俊之人追忆甲A执法：体能胜球员补贴仅500》（张喆，“广州日报大洋网”，2008年3月22日）

《正好侃球丨中国职业联赛回顾之甲A篇①：中国足球职业化联赛诞生》（郑昊，“海报新闻”，2021年6月5日）

《国际西安第一年军心初定 李彦：闯一闯没什么大不了》（张玮，《解放日报》，2006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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