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科幻》：核武器、火箭、繁殖技术…科幻是如何影响技术的？

科幻，连接着科技与幻想、现实和虚拟、当下与未来，作为文学和随之改变而成的影视作品，它们具有着迷人的魅力，成为了极客群体重要的精神乐园。

未来世界是一副怎样的图景？科技会多大程度改变人类的际遇和价值观？自科幻作品产生以来，这些就是不变的主题。回顾那些乐观或悲观的预言，我们发现科幻给技术了如此多的灵感：

一种工具，一个故事：科幻如何影响技术的未来（节选）

警示无法阻挡厄运 

关于虚构作品与未来技术之间的联系，确实存在一些重要的实例。

• 原子弹

威尔斯在他1913年创作的《解放全世界》（The World Set Free）中提到了原子弹。当时，科学的力量正在使超级武器和以战止战成为可能。威尔斯利用新的放射性物理学知识虚构出一种致命的炸弹，可以安装在飞机的一侧，足以摧毁一座城市。里奥·西拉德（Leo Szilard）在1932年读过此书，第二年，他在构思链式反应时仍对它念念不忘。

我们很难相信，如果没有威尔斯为西拉德带来的灵感，世界上可能不会出现核武器。但我们知道的是，西拉德从此书中选出若干段落，推荐给他的实验资助人，而他的实验目的就是证明他的想法。除此之外，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一个研究项目的拥护者利用科幻作品中浅显易懂的表述为现实中类似的项目筹集资助。在这些例子中，科幻向读者展示了某个概念是如何被运用于某一情境中，进而达到解释概念的目的。这种方式在此类型文学中十分常见，一直为作者所运用。

• 火箭

除了炸弹，火箭科学的发展也与早期科幻关系密切。罗伯特·戈达德（Robert Goddard）是美国火箭科学的先驱，他在读罢《世界大战》（War of the Worlds）后给作者威尔斯写了一封信，以表敬仰之情。这本书还激发了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的想象力。冯·布劳恩在德国的恩师赫尔曼·奥伯特（Hermann Oberth）也同样受到儒勒·凡尔纳的《从地球到月球》（From the Earth to the Moon）的启发。在苏联，尼古拉·雷宁（Nikolai Rynin）在1927年至1932年间创作了一部多卷本的太空旅行百科全书，书中像引用技术文献般列举了众多科幻作品。

在这里，我们发现，虚构作品有助于构建一间创意“回音室”。创意在回音室内来回反射，不一定每次都能清晰明确，但假以时日，它们会被不断放大、发生变化。

有时候，细节很重要。

奥伯特带领18岁的学生冯·布劳恩担任电影《月中女》（Frau im Mond，1929）的细节顾问。电影中的探月火箭的发射倒计时现场成为了一场全世界的盛会。

有时候，结果更重要。

几年后，希特勒下令毁掉奥伯特作为电影顾问而设计的火箭模型，因为它们与师生二人为纳粹设计的火箭太过相似。

但对虚构作品和新技术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多加提防是有好处的。即便是有人证支持的直接联系，也不能证明一定会产生怎样的效果。人们时常会掉入“后此谬误”（post hoc fallacy）的陷阱。相似也可能只是偶然。个人的回忆往往主观性太强。而文化交流的方式又如此复杂，由此产生的影响总是难以追根溯源。但这两个曾经的例子证实了，如果其他条件成熟，科幻至少能够促进新技术的产生。

二战前后，火箭科学与太空旅行的流行常被视为科幻的主要文化影响之一。托马斯·M.迪施（Thomas M. Disch）认为：“没有比20世纪早期的航天火箭白日梦成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里真实的火箭更符合‘创造性预见’的例子了。”他对于科幻影响力的主要观点可以总结为他的一本书的标题——《梦想构造生活》（The Dreams Our Stuff Is Made Of）。

正如梅根·普瑞林格（Megan Prelinger）在《另一部科幻小说》（Another Science Fiction）所记载的那样，20世纪50年代末，科幻作品中的设想还被广泛运用于广告业，尤其是航空公司的广告。因此，科幻小说不仅为太空事业的发展注入活力，也有相当一部分火箭科学家及技术推广人员转而创作科幻小说，以此来传播他们的理念。

当时，科幻文学扮演的“啦啦队长”角色时获得了一些成功，虽然后阿波罗时代的人类航天飞行事业迄今为止的发展证明了，这些成功只是暂时的。

• 繁殖技术

相比之下，科幻却从未成功阻碍过技术的发展。举两个例子。涉及最新繁殖技术的故事数不胜数。通常，这类技术沦为了压迫与毁灭人性的工具。《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中描述了“灌装”式人类流水生产线与五种种姓社会阶层，这部作品至今仍是此类科幻小说的鼻祖。

除此之外，还有更早的《弗兰肯斯坦》，它是体外受精或试管婴儿技术的早期雏形。然而，一旦体外受精实验成功后，这种技术便很快被运用于全世界，数百万试管婴儿由此诞生，媒体通常会着重报道的是可爱的新生儿和欣喜若狂的父母，而不是这项技术对我们所熟知的“生命”二字的挑战。至少，只要试管婴儿的父母是合法的异性恋夫妻，媒体便会无视这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 核武器

核武器则是另一个科幻未能阻碍其实现的例子，这更令人感到遗憾。二战后的科幻小说中，涉及核恐慌的情节简直不胜枚举。如果我们能从核爆炸产生的蘑菇云中找到不幸中的唯一一点万幸，那便是它导致的可怕后果可能会使人们恢复理智，迎接一个和平、合作、全世界统一的新时代（此处不考虑后来某些幸存者小说中认为人类大清洗也有其积极意义的论调）。尽管这“唯一一点万幸”在20世纪上半叶威尔斯的“技术专家治国论”小说中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但仍敌不过大多数预言文明甚至生命灭亡的末日类科幻小说的影响力。这些小说迎合了冷战时期战后经济繁荣的表象下隐藏的恐惧。虽然在大众的文化认知中，核武器是可怕的，妄图使用核武器的策略是疯狂的，但这并不会对超级大国制造更强大的核武器造成实质性阻碍。

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仅从表面上阅读科幻作品难以使其达到应有的影响力。在广岛与长崎的惨案发生以后，人们对核武器惨案的恐惧是否有助于保证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或者说，所有这些末日科幻小说是否起到了抑制人类黑暗的毁灭欲的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似是而非。

更直观地说，科幻更擅长的似乎是预言具体的技术成就，而非提供有效的警告来避免技术的危险。正如奇切里-罗奈（Csicsery-Ronay）所说：“科幻小说营造出的戏剧性与神话效果会让人产生真实的愿望与焦虑，这便为实际的科研项目准备了基础条件。”愿望是美好的，但焦虑也与其并存。

即便后来科幻小说的形式与风格都发生了变化，它与技术之间未经编排的双人舞仍未落幕。自硬科幻的“黄金时代”以来，我们已经迎来了一大批以探索“地球空间”为主题的科幻作品，比以探索外太空为主题的还要多，比如赛博朋克小说。这类作品描述的未来是悲观、消极的，着眼于人类社会黑暗的角落，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新的类型融合与风格转变。硬科幻和太空歌剧仍持续有佳作问世，通常出自那些擅长创作各类科幻小说的作者之手。很多科幻作家起初只是科幻迷，他们非常重视当年崇拜过的前辈们。

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影响力方面，科幻作品的传播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白纸黑字走向了大荧幕。如今，大众眼中的科幻电影更多是定期上映的科幻商业大片，但早期经典科幻影视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比如：《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和《星际迷航》（Star Trek）。这类故事往往很相似，情节也很简单。科幻电影对技术也产生了重要且复杂的影响。电影技术的发展对科幻电影的持续流行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精彩特效是其吸引观众的原因之一。大部分特效都能呈现出令人满意的视觉效果，向我们展现出异世界、外星人、灭绝又复活的史前巨兽和无比庞大的太空飞船。此外，现代电影特效还为我们展示了未来技术逼真的视觉效果，给现实世界的技术开发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们提供可参考的素材。

而且，利用大银幕来模拟未来技术所造成的影响力按理要比白纸黑字的表现力更强，事实也的确如此。从《月中女》到当今的科幻电影，招募技术专家参与电影制片的历史已久，手段也更为复杂。越来越多的科幻电影制片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构造可能实现的未来世界。他们模拟出的若干未来场景已经成为大多数媒体在评价科幻与技术时的检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