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化的常识：这个世界如何被引入歧途？

在科技越来越进步、知识越来越普及的今天，世界是否变得更明辨可懂？事态的发展是否更好预测？

数据分析专家西尔弗(Nate Silver)有近乎不可思议的预测能力：去年美国总统大选，他预测奥巴马的得票，与奥巴马在选举中的实际得票，仅有百分之零点一的误差。然而，他在新书《讯号与干扰——准确预测的关键》(The Signal and the Noise: Why So Many Predictions Fail--But Some Don't)中，给世人泼了一盆刺骨的冷水。

西尔弗认为，我们无疑生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era of Big Data)。据统计，现代人每天生产约二点五quintillion（百万的三次方）字节(bytes)新数据。问题是，数据不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解惑、释疑、预测和决策，有时反而会令我们更无所适从，甚至错判形势。按照西尔弗的分类，数据之中只有极小部分是有用的事实和数据，他称之为“讯号”（signals），其余大部分是无关重要的数据，他称之为妨碍我们寻找讯号的“干扰”(noise)。

在西尔弗的眼中，现代人活在一个“干扰”远远多于“讯号”的混沌世界。最致命的，是有些自以为把一切事情都想通想透的大理论家和大预言家——西尔弗用哲学家伯林(Isaiah Berlin)的分类，叫他们做“刺猬”(hedgehog)——往往把“干扰”错读为“讯号”，结果将世界引入歧途。

对此，专注研究运气、不确定性和或然率的美籍黎巴嫩裔学者和畅销书《黑天鹅》(The Black Swan)作者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深有同感。他在新作《反脆弱：从乱得益的东西》(Antifragile: Things That Gain from Disorder)中引述牛顿的感叹——“我可以预测恒星的行踪，却无法估算人类的疯狂”(I can calculate the movements of the stars, but not the madness of man.)。人类以为发明了科学，宇宙的谜团就会一一解开，忘记了世界其实只有极少东西可以“学术化、理性化、体系化和理论化”(academizable, rationalizable, formalizable, theoretizable)。

塔勒布指出，今日社会对任何与STEM四个英文字母有关的东西都奉若神明（指科学、机器、工程和数学）。专业人士的专业地位，以至专家的权威，皆建基于他们的知识和工作有多神秘、多深奥和多不可解。

于是，常识在日常生活中节节败退，被手握大权的决策者“打入冷宫”。这是踏入二十一世纪，社会进一步后现代化之后的全球趋势。常识被边缘化（the marginalization of common sense）跟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有本质上的不同。反智主义是一种对知性（intellect）和知识持怀疑甚至敌视态度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源自普罗大众以及想取悦普罗大众的民粹媒体，对精英意图垄断社会话语权的反抗。美国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中，对此便有深入的分析。

然而，一个将常识边缘化的社会往往并不反智。刚刚相反，它十分重视知识，只是在它的眼中知识亦有尊卑之分：建基于常识的“普通知识”（common knowledge）不受重视，但常人难以理解、更遑论掌握的所谓“深奥知识”（esoteric knowledge）却被赋予无上的权威。今日人人谈“金融海啸”色变，其实整个尖端金融业（cutting-edge finance）的概念框架与运作原理，皆根于一套连行内人都摸不着头脑的“深奥知识”；而这“不可知的本质”，最终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